2020年最具历史性的事件，莫过于年初的疫情，而且这一年来，一直占据着大家的话题C位。临近年末，天气转冷，各种预防疫情的警示又多了起来。想想当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也曾与病毒离得那么近。事情还得从我结束春节假期那天说起。
　　 1月31日下午两点多，单位的统筹W打电话来，先问我在哪里，我说在福州，他立刻说有个片子要我去L市拍，给那边的G单位（一个和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国企）拍个很简单的片子，L市要在当地的第二医院里，把一座旧楼改建成K医院，专门用来治疗新冠肺炎患者，而G单位负责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就拍1号2号两天，把他们工作的过程记录下来就行了，他已经跟摄像阿毛、制片JUN都说好了。听完W一口气说完意图，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那边怎么现在还让人去拍摄？”W说他本来也不想接这个活儿，但对方领导一再地打电话来，只好接了下来。W又说，L市只有一例确诊病人，已经隔离在第二医院的另一座楼里，离拍摄地点有一百多米，他会让JUN准备好消毒水、酒精、口罩，做好安全措施。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出去工作，回来都要自己在家隔离，我还好，JUN和阿毛都是有家庭的人，怎么办？”W几乎是哀求地说：“JUN会准备好口罩和消毒水，拜托拜托了，就去两天，今晚就出发，我让JUN跟你确认出发时间，这两天你们就不要太省钱，吃好点住好点。”横竖这趟活儿是躲不掉了，我也不再啰嗦，接了下来；再则，其他同事有的因为疫情被耽搁在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是相对自由的。
　　 挂了电话，我发呆了两分钟，让自己冷静下来。正准备收拾行李，JUN打电话来，他的声音中透露着兴奋，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我知道他误解了W的话，在电话里也不好跟他说什么，就跟他确认了出发时间，他开车来接我。
　　 简单带了一点东西，最重要的是带了五个口罩。五点半，JUN打电话来，说他到小区门口了，我背上包下楼。阿毛已经在车上。打开后备箱，我看到JUN买了一箱子方便食品，还有消毒水、酒精，JUN说，非常时期外面肯定没地方吃饭，就准备一些吃的，也比在外面吃卫生。这倒是真的。
　　 先去单位拿设备，我们三人戴着口罩在公司的设备房拍了张合影，我不知道他们两人什么心情，我的心里忽然有点“壮士一去”的悲壮感觉。公司的墙上挂着一面白板，记录大家的工作行程。我在白板上写了我们的行程，然后加了一句：我们用生命在工作呢。
　　 下楼，开车到附近的便利店又买了些方便食品，再去JUN附近的麦当劳买了汉堡当晚餐，这就出发了。刚上三环，姐姐打电话来，问我吃饭了没有，我顺口说吃了。她又说了些现在不要到处乱跑之类的话，我只能“好好好”地应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挂了电话没两分钟，姐姐又发微信来，让我待在家里不要出门。我也只能回好的——我不敢实话实说，那一刻忽然有种泫然欲泣的感觉。
　　 JUN兴致勃勃地说着这次出差的意义，他显然是误解了W的话，他以为L市要建一座像雷神山火神山那样的新医院。我的心情有点儿复杂，一方面对于即将遇到的未知现实的担忧，一方面受JUN的影响，多少又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义。我们谈论着疫情，心里多少有几分担忧。车到半路的时候，阿毛刷到一个新闻，说是双黄连能抑制新冠肺炎病毒，还是人民日报发的，肯定错不了。他立刻上网想预订，结果发现网上早已被抢购一空。
　　 G单位的对接人Z时不时打电话来确认我们的行程，还要我们一定要住他们单位附近的酒店。我上网搜了一下，预订了一个离他们单位近、评价好、价格也适中还含早餐的酒店——我真是个中国好员工啊。
　　 十点多快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L市。路上冷冷清清的，半点儿过年的气氛都没有。我们的前方只有一辆车在孤独地开着。我打电话给Z约定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在酒店大堂碰头，商量拍摄的事情。到了酒店，戴着口罩的前台问了我们的来处，测了我们的体温，没有人体温超过37度，顺利入住。酒店的电梯里有抽纸给人按电梯的楼层。我们仨一起吃了点从福州带来的方便食品，就各自散去。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列了一个简单的拍摄计划，就躺下要睡，但几乎一夜无眠。
　　 第二天七点半，手机闹钟把才睡了三个小时依然困倦的我叫醒。洗漱完毕，我们仨去前台问早餐的事情，前台小哥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盒酸酸乳和两片吐司，不无歉意地说，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酒店的餐厅不营业了，只能将就吃一下。我们表示理解，JUN和阿毛去找药店买双黄连，我在酒店等Z。
　　 Z准时到达，戴着口罩，不辨面目。我把拍摄计划给他看了，又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赞同，也说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联系了负责人之一D师傅，让我们自己去找D师傅并拍摄。说完他就匆匆走了。阿毛和JUN买了双黄连回来，我们一人一瓶喝完出发。
　　 按照Z给的定位，我们到了D师傅的单位门口，保安原本不让我们进大门，我们说明来意，又测了体温，登记了身份证，签了没有去过武汉的保证书，保安这才放行打电话给D师傅，他说他正要去现场，我说那我们就不上楼，等一起去现场。等了五分钟，D师傅出现了，我们的车跟着他们的车到了医院。路过门诊楼时，我说，隔离的病人可能在这里面。又开了一百米左右，到达了工作现场。JUN从后备箱拿出消毒水和酒精，把我们全身上下喷了一遍，才进入现场。
　　 工人们正在砌基座，其他人有的在一旁指挥，有的在说话。所有人都戴着口罩。D师傅跟同事们打了招呼后，向我们介绍工作的情况，原来他们前两天就开工了，因为时间紧，单位里特事特办，让他们能及早开工。D师傅是劳模，他所在的班组每年都是先进集体，为了应对这次的工作，他们班组成员都驻扎在单位里，一天24小时随时待命。其实不只D师傅和他的班组成员，几乎每个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是处于24小时随时待命状态，比如L，他的老婆是个医生，正在抗疫的工作中，几乎也是不着家，两个孩子还小，就只能让父母照看。L只能在不忙的时候回家看一眼孩子，再赶回来工作，他家住得远，每天得坐一个小时的车来上班。
　　 我看到旁边有一座旧楼，贴着感染科字样，有几个护士进进出出，还有几个人运送东西进去。那应该就是要改造成K医院的楼吧。不一会儿，设备送到，又过了一会，大吊车进场开始工作，G单位的员工也开始忙碌起来。大吊车把设备吊起，放在空地上，工作人员开始做测试。
　　 中午休息，我们又在自己身上喷了消毒水消毒，然后JUN开车去吃午餐。路过几家开着的药店，店门口都贴着“没有口罩”的告示。下午两点半继续工作。现场拍摄结束，转场拍摄D师傅和班组成员在单位里的工作场景。六点左右结束拍摄，临别时，D师傅诚恳地说：“你们真的也辛苦了，这种时候那么大老远地过来，如果不是现在的特殊情况，真想拥抱一下你们。你们会不会介意？”我说：“我不介意。”对于像D师傅、像L这样的建设者，我从来都是心怀敬意，怎么会介意一个善意的拥抱？D师傅和我们三人一一拥抱，就此别过。那一刻，我开始觉得，这次的工作的确有意义。
　　 回到酒店，吃过方便食品，把拍摄的素材拷进笔记本，结束这一天的工作。
　　 第二天是个阴天。一早，Z打电话来让我们去他们单位拿安全帽，他说他还有其他工作。到了现场，工作人员们正忙着安装。L市当地的电视台也在拍摄。正拍着，Z陪着领导来检查工作了。没多久，到了午饭时间，G单位今天为我们订了盒饭，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就地用餐。盒饭冷冰冰的，但大家都吃得很香。
　　 吃完饭，和Z聊天，他朝旁边的那座旧楼扬了一下下巴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确诊病例，就在这座楼里。他的语气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就像在说隔壁家的小孩就住这里一样轻松。
　　 那一刻，我的脑子“嗡”一下炸开，空白了两秒，然后恢复正常，我心想，不是说在另一座楼里吗？怎么……我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慌乱。我看着那座旧楼，我们这两天就在楼下走来走去拍摄工作场面，病人已经隔离，医院肯定做好了防患措施，而且我们都做好了自我防护，也没有和病人面对面接触，应该没什么危险，不用太担心，就算有什么问题，也有解决的办法。自我安慰了一番，继续开始工作。
　　 现场工作提前完成，Z打电话让我们去他们单位拍些画面。我们到了G单位，保安不让进，一定要让人出来带。量了体温，登记了身份证，签了没有去过武汉的证明，Z出来带我们进了办公大楼。办公楼的电梯里有抽纸给人按电梯的楼层。四点多结束所有的拍摄，打道回府。
　　 路上，手机刷新闻，刷到一则内蒙古无接触史的确诊病例的新闻，心里顿时乱糟糟的，但还是努力保持冷静。我从没想到，自己曾离病例那么近，他在楼里，我们在楼外，虽然应该是安全的，但心里难免有些惴惴。
　　 晚上九点多，高速收费站顶上的两个鲜红的大字“福州”，横冲直撞进眼帘，我的心忽然像有了着落。高速口有警察在测体温、查身份证，我们的体温都没过37度，身份证都是福州的，也不是从武汉来的，就顺利通过。阿毛和JUN还用福州话跟警察蜀黍开玩笑。
　　 回单位放好设备，JUN把我们送回家。在小区门口，JUN往我身上喷了消毒水。进小区时，保安问我住哪儿从哪儿来，我说是从L市来住小区的某座某室，保安便没多问什么。
　　 打开家门的一刹那，听到狗狗和猫咪的叫声，心忽然就定了。放下背包，脱掉外衣，立刻洗手。把外衣挂到阳台上通风，又洗一遍手，把外面的气息都洗掉。
　　 第二天，JUN发了一个推文给我，说的就是K医院的事情，说要建成福建的“小汤山”。我忽然有些高兴起来，虽然自己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建设，但也见证了它的建成。虽然那两天离病毒那么近，但我相信，有医护人员的悉心治疗，有万众一心的抗疫决心，一切都会好的。
　　 十个月过去了，冬天又到了。专家提醒，疫情防控还不能松懈。纵观这一年来抗击疫情的情况，我们相信，没有什么病毒是不可战胜的，毕竟，冬天来了，春天就在不远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