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往往比较流行，很多人都有过绰号。喊的被喊的，往往处之泰然。黄胖这个绰号，在一男一女身上出现过。
　　 有缘认得第一个黄胖儿，是五十多年前，那时候我高小毕业，没有马上读初中（后来读的）。同学中，很多就此打住停学不读。没有未成年人一说，往往以早参加工作解决家庭经济困难为荣。
　　 停学两年，13岁开始做的是打猪草搞柴等一系列家务劳动。搞柴有两个概念，冬天上山，是砍柴；春夏秋三季下河，是检柴。到沅水里木排上剥木皮去，通称捡柴。砍柴，没有碰到黄胖儿，捡柴，却常常与黄胖儿为伍。
　　 黄胖儿虎头虎脑，大了两岁。伙伴喊他绰号，没有什么不妥。还有一个被人喊作日本佬的，也照样答应，没有不尊重，是习惯了。很熟悉的人，绰号也免，敞讲话，也是不奇怪的。
　　 黄胖儿住在解放街，三位一体的一个屋，就是一个通间，既是住房又是厨房和厅堂。顶盖木皮，四壁夹的是缠了稻草的竹棍。五口人，他和他爹，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吃饭睡觉都在其中。
　　 他母亲西去早，生活重担落在15岁的黄胖儿身上的，他爹已经做不了什么，只能当火头。
　　 我们早饭后背起工具（扁担、索、铁刁子），顺路邀他，经过他屋门前就喊他一声。如果他走了，我们就加快步子。赶不赶得到并不打紧，一切看方便。如果还在吃饭，就等他哈子，一路出发。到目的地的时候是各搞各的，散开的时候为多。回来的时候，招呼喊两下，声音传得远，大致同时回来。
　　 两年里，好像没有看见黄胖儿倒床。他身体好，肌肉骨骼发达。却不是胖子，不是现在的人，有许多多余的肉，可能曾经胖过。名字就这样使用下去了，没有新的绰号，依然是黄胖儿。别看年龄15岁多，完全是一个正式劳力的派头，重体力劳动游刃有余，是把好手。每次挑回家的柴火，比我等的担子要重几多。
　　 我们在沅水剥木皮主要是供自家的灶眼，有多的，烧不完才卖。他搞的柴火供灶眼是次要的，主要是卖钱了解决粮油棉，买生活必需品。经济来源，靠的这个。没有什么好事长时间可搞，搞得长的事情是沅水河无穷无尽的木排上的生计。他为沅水木排通。别人有时候估计没有柴火的地方，一处迈向另外一处，多走一些路连续作战略转移，找可以施工的地方。黄胖儿有时候转移，多数时候不转移，好像有的人发言一样，有自己的脑壳不人云亦云。他不转移往往是对的，好像眼睛具有透视功能，看到了表面也看到里面，不为假象迷惑。在看似没有柴火的地方津津有味施工，剥出木皮一大担，先于别个回家，节约了体力和时间。
　　 同了两年我就读初中去了，其间有的检柴火的伙伴，招工到了广州火车站，株洲某某某大厂……我读初中错过了这样的好事情。倒是在这些人走了两年之后，赶上68年知青下放，到了农村插队落户。
　　 一次和队里的男劳力砍柴去，半路经过一个队屋旁，看见黄胖儿正在队屋挑茶籽出来晒。原来他也和我下放到了一个公社，相距不到10里。他也没有招工出去，好劳力派上这样的用场。只是他无须砍柴了，无须专门对付了，他到了一个柴火自足的地方。我们大队的山，稀缺……他到的大队的山，抽个闲时弄哈就有烧的，不会吃生谷生米。不像我们要跑二十来里，要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弄。
　　 公社一年开次把知青会，每年都没有看见黄胖儿露面，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成分高了的缘故呢？俺去过他家，并不富足，是一贫如洗的样子。解放前是啥模样俺不知道，也没有人传说。
　　 后来他没有招工，超龄和成分高，是不大好招工的。也没有回镇，镇上一直没有看见过。可能真正的扎根农村了，在当地成家了。遇着缘分，外来的好劳力融入当地这不是大问题。黄胖儿不是见异思迁的人，不会学别人那样向往城市向往前途。他想的是不管到哪里，都是实打实的靠劳动吃饭，何必搞花眼睛。这是我知道的一个黄胖儿。
　　 另外一个，我招工到单位遇到，喊的是黄胖子。我们青工，喊她黄姨，是女的。四十多年过去，记不清她的原名了，绰号却清晰的留在脑瓜里。她年龄不同，约十岁出入。经历不同，少些坎坷，多些幸运。体型不同，前面说的黄胖，有名无实，这个黄胖，名副其实。她男客，她儿女，都是适中的身材。只有她一个人是胖的。好像她比他们多吃了营养一样。
　　 其实没有，她吃的食堂大伙食，哪里来丰厚的油水。定量的粮食指标，相同的生活不同的结果，单位胖的就她一个。不像现在胖的比比皆是，比较普及。行管的，营业员，都不胖。就连主任，也不胖。
　　 她可能属于心宽体胖那种。得法的老公外面当着负责人，得法的儿女学习不要她操半点心，成绩好。无忧无虑的日子成就着这个胖人啊。
　　 黄胖子笑口常开，满面春风待顾客，快手快脚搞销售……
　　 黄胖子说话的嗓门大，一三五晚上的学习发言慷慨激昂……
　　 黄胖子在没有什么事情的晚上，就和百货营业员、和会计、和主任他们打扑克，快快乐乐的。
　　 只有一次快乐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盘底的时候差钱了，短款了。差得不少，一千多元。要赔，两年不吃不喝，工资全部扣除抵账，才赔得过来。
　　 黄胖子想不明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怕人多，那个帐，那个算盘，是不得走火的。营业时少收了别个的钱，也少不了那么多啊。少收那么多的，哪当得营业员。她不相信问题出在这里。
　　 更是不得拿公家的钱用，没有这样低的觉悟。贪污不得搞，是掉了什么单据还是什么呢？不等她想起来，就进学习班去了。
　　 关键时候，头头不得保她，群众不得说话，这种事情，只有自己的清白才能救自己。
　　 到学习班的，个个战战兢兢的，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交代坦白，不讲是过不了关的。她老是不讲，若有所思。都掉转枪口准备对她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时候，她终于想起来了。她说：冤枉我了……
　　 她继续说，那一天，我得了感冒，昏头涨脑，带病坚持工作。逢场人多，牯牛岗商店来调货……调拨单存根，我好像随手夹在桌子上的一本书里，就去给顾客卖东西去了……没有吃晚饭昏头涨脑就睡了。第二天，也忘记拿出来夹在一起了，书又刚好被收购部的小高借走了。盘底的时候没有想起来，想另外的方面了。事过多日，这才想起来，实在马大哈了。现在不得听你们的批评，我去找小高就能真相大白。你们可以调查牯牛岗商店是不是收了我一车货……
　　 批还是要批的，只是她提前毕业，第二天回去找设在另外一个地方收购部的小高。小高拿出书，说看了个二三十页就没有看了，说这本《千重浪》不怎么合她口味。黄胖子打开书中间，调拨单的存根联交财务联都在，差个屁的一千多块。实实在在做好帐的话，屁都不差。差在昏头涨脑，出鬼了。她只要把交财务联做报表的时候算进去，交上去，就屁事没有的，闹了一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