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开始普及“革命样板戏”，于是，在支左解放军的倡议和支持下，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便组织起剧团，排演起《红灯记》来了。由于我们演不了京剧，我们只好从县评剧团索要一部把京剧移植成评剧的剧本来。
　　 经过紧锣密鼓筹备，一个30多人的剧团便组织起来了，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也有老师和社直机关的人，还有好几个喜欢演唱的农民。我虽然在读初中的几年里，参加学校组织的几次文艺会演时演过一些小节目，但没有正儿巴经地演过什么戏剧，可是，在我们公社负责“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于指导员就指定由我来主持这件事，于是，我便成了这个剧团的团长。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排练，这部剧基本可以演出了。随着这部戏排练的成熟，参加剧团的男女学生间的感情也在逐渐地升温。
　　 一天，我的班主任宋老师显然有些不理解也不满意地对我说：“听说你们剧团的男女学生，一对一对的谈起恋爱来了。”要知道，那时人们对男女关系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年轻的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门的学生若是谈恋爱，那是很严重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问题，是要受到白眼的，是要受到舆论谴责的，甚至要受到处分的。
　　 我听后，不禁有些愕然，怎么会呢，我简直有些不相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居然收到了也是当时我们剧团中的一个女同学的一封建议信，说是一封建议信，实际上也应该被视为一封情书。那封信，是专门写给我的，而且也是在没有人时偷偷给我的。那信的大体内容是：她赞扬我组织了剧团，而这是一般公社干部都办不到的，我一个学生办到了，她非常佩服我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她对我为大家安排伙食，解决如入冬的取暖等问题，非常感动，她因此感到我是一个非常能体贴人，能为别人着想，并亲自动手为别人做事的人。最后，她还说她挺心疼我，并愿意为我做些比如抄写材料洗衣服等事，以减轻我的负担，让我腾出精力把剧团的工作做得更好，为宣传革命样板戏，宣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出更大的贡献。
　　 写这封信的女同学叫雪梅，在剧中扮演一个大婶的角色。她是和我们学校只有一步之遥的农业中学的学生，在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曾和我在一个小学读过两年书。她的年龄和我相仿，她父亲是个医生，她哥哥当过教师。她本人高挑的个儿，圆圆的脸儿，白白净净的，说话慢声细语，文文静静的，应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在剧团所有的女生中，她是最懂事的，从未让我操心也未让我批评过，我从内心是很喜欢她的，但是，当时绝没有那种恋爱的因素。因为当时年龄尚小，还未离开学校，也没有工作，更谈不上固定收入，也就是说根本不具备谈恋爱的各种条件。
　　 雪梅的这封建议信，实际上也是一封情书，虽然其中没有什么哥呀妹呀情啊爱啊的词句，但这在当时应该视为是一封情书了，因为当时我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为其一个人做的，她所以写这封信，无非是借题发挥，用以表露她的心迹。况且当时就是名副其实的情书，也很少会有现在的情书中那些情绵绵意切切的词句，因为时代不同。
　　 记得当时我们几个男同学住在公社后院的西屋，而几个女同学住在东屋。那是一天晚饭后，雪梅将那封写好的信交给我时，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只是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毕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那封信大约有两页纸，用钢笔写得工工整整。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屋，雪梅也正是选了这个时机送给我的。我把信反复看了几遍，仔细琢磨那些充满情意的话语，除了表扬赞美之词，确有一些令人心动的体贴和关心的词句。我当时虽然没有过多的考虑婚恋之事，但毕竟也是十七八岁的人了，怎么会一窍不通呢。于是，我马上联想起老师讲到的剧团中谈对象已经产生了影响的事，看来老师说的是对的，而我对这样的事情却马马虎虎懵懵懂懂没有任何的察觉。
　　 正在我手拿着信思前想后的时候，与雪梅住一个屋的剧团的另一个女同学玉华过来了，她见我手中拿着的信，便毫无礼貌地问道：“是谁给你写的信？”那架势和语气，大有跟踪盯梢并要刨根问底的味道。
　　 我于是非常坦白地告诉她：“是雪梅写给我的，是关于剧团工作的建议。”
　　 玉华见我毫无隐讳，自觉讨个没趣悻悻地走了。玉华与我，在小学六年级一个班，考上初中后又分在一个班，她父亲是个老师，家中是富农成分。大概是因为他家的成分高，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恰恰是唯成分论的时代，没有谁去追求她，因此，她便产生无奈和嫉妒心理。也大概是雪梅写信时，被她发现了，于是便盯住不放，一直盯到了我这里。
　　 本来我是想跟雪梅好好谈一下，感谢她对剧团工作的关心，也感谢她对我的鼓励和体贴。可被玉华这么一跟踪，我便打消了与她谈谈的想法，因为我们若是在一起谈话，说不定又会引起什么猜测甚至风波来。于是，我决定在会议上公开说说。于是，在第二天召开的剧团全体人员会议上，我讲了雪梅给我写信的事，同时对她为剧团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予以表扬。之后，我为了不引起大家猜测，也不伤害雪梅的一片好心，在雪梅的那封信上写了这样几句话，即：“感谢你对剧团工作的关心和对我的鼓励。希望你今后多提宝贵建议。”最后又写了一句“我们还是以正常的同学关系相处为好。”并将那封信当着大家的面退给了她。
　　 这件当时被自己认为处理得很得体的事情，后来，我有些自责了，我觉得自己当时真应该跟她谈谈，至少应该谈一次，向她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从而慰藉一下她那颗火热和真诚的心，然而当时我却没有那样做，而是把一封情书，且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给“公事公办”了。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自那以后，雪梅对我没有产生什么不满意的想法和做法，她排戏演戏还是那么认真，见面还是那么自然，我们的同学关系仍然一如既往。整个剧团也没有因为这封信引起任何议论和风波。在那以后不久，剧基本排好了，在公社演了几场后，又到各个生产队去给社员群众演出。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不久剧团就解散了。因为不在一所学校，那以后，我再很少见到雪梅，再后来，我参军来到了黄海深处的小岛上，转业后又留在了辽南的海滨城市。
　　 人生短暂，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逢想起这件事，我心中都不免掠过一丝愧疚一丝歉意。因为我觉得雪梅写给我的那封信，显然是在表达她的一种好感，显然是在流露她的一种爱意，显然是精心选择的一种她认为稳妥的交流方式，之后，她在等待我的回音。否则，她若是只是出于对剧团工作的关心，有什么想法，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说出来不就可以了吗？还去费劲巴力地去偷偷地写什么信呢。可惜的是，她的一片美意，被我的简单粗疏给轻慢了给损害了。同时我总在想，无论时间怎样流逝，她都不会忘记她写给我的那封情书，因为，那可能是她人生中写出的第一封情书，而且一定是经过多少次思想的斗争，才下定决心的呢，因此，她也一定会刻骨铭心的。也许我是自作多情，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几十年里多次回家乡，再也没见过她，也没有再联系过。后来听有的同学说她也学医了，丈夫还是一个公职人员，生活得很好，我听了后很是欣慰。如今，我们都到了古稀之年，我总是在内心祝福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