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会想起我年少时的一些事。觉得挺有意思，也觉得恍若隔世。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15岁，在我们老家当地的冯原中学念初三。我的老家在关中北部的澄城县善化公社，学校在黄龙山南麓的冯原镇（当时也叫公社）。家和学校距离25里路程。我老家那个地方，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带，偏僻而又闭塞，自然条件不好，四季干旱少雨，经年粮食歉收，人们生活很苦。由于家境贫困，父母亲供我念书，特别地艰难。
　　 “文革”刚开始那阵，学校组织开展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大家热情很高，气氛很热烈。不过，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乱。这年的三、四月间，校长谢俊耀和教导主任韩天恩决定，在我们学校竖立一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塑像，随即指派教导处的张祯祥老师带着我，前往省城西安办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也是我头次来到西安这么大的城市。
　　 到西安后，我们没住旅社，就着方便落脚在张老师弟弟所在的西安红旗机械厂（即现在的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红旗机械厂是个大型军工厂子，管理特别严格，也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张老师的弟弟在厂职工食堂上班，这使得我们两个人在吃饭和住宿上没遇到啥困难。红旗机械厂地处西安东北，离市中心比较远，我俩每天搭乘公交车去城里办事。张老师做事认真，带着我先后跑了许多雕塑厂，发现这些厂子较小，条件简陋，生产和工艺不怎么规范，由他们制作的毛主席塑像，不仅质量差强人意，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最后，经过多方打听，我们终于联系到一家比较正规的雕塑厂（可惜把厂名忘了），算是完成了任务，将一尊毛主席挥着巨手的全身石膏塑像，运回了学校。主席塑像安装起来后，连同底座高约5米，形象栩栩如生，高高地竖立在校园当中，给人既景仰、又神圣的感觉，老师和同学纷纷在主席塑像前拍照留念，我也给自己照了一张。后来过了一年还是两年吧，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说不要到处竖他的塑像。接着就有许多地方，包括西安火车站和西安新城广场的两座大型主席塑像，相继被去掉了，我们学校的那座，也被去掉了。
　　 记得那次办完事，我专门找了一家乐器商店，经过精心挑选，给我买了一支笛子，那时候我很喜欢那个东西。后来学校基本不上课了，也就是借着那个空闲，我摸索着自学，先后学会了笛子、口琴、二胡等几样简单的乐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下面说下我搞革命大串连的事。初中毕业了，没有等来上县城高中的录取通知，等来了学校一份告示，要求高、初中的应届毕业生，统一留在原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年的九、十月份，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到这时候，学校的秩序开始乱了。许多胆大的同学，纷纷跑到外地搞串连了。跑得最远的，去了北京、上海、韶山、井冈山等地方，这让我十分羡慕。当时我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学校有些杂碎事情，要我跑腿去做，加上我父母亲不放心我跑出去太远，致使我进行大串连的愿望，迟迟没有得到实现。
　　 1967年元月下旬，眼看就要过春节了，一些出去搞串联的同学，陆续返回了学校。到了这时候，我下决心要去串连一下。我与和我同村同级不同班的学友雷云岗搭伴，踏上了革命大串连的征程，朝着伟大首都北京进发了。临出发前，我母亲将家里的花椒和土布卖掉，凑了17块钱，缝在我内衣上，作为我在路上的盘缠。我们两个人，背着打成背包的铺盖卷，学着解放军行军的样子，实实在在徒步行走了六、七天，行程360多里路，首站来到了省城西安。一路上的吃住，由所经地方的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和负担，用不着自己掏钱。记得途经蒲城县一个名叫苏坊的镇子时，接待站安排我俩在一户老乡家里住了一晚，吃得很饱，也住得很暖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他的行程，则记得不怎么清楚了。
　　 走进古城西安是个下午。我们首先来到火车站。火车站火热的革命场面，让我吃了一惊。上次张老师和我来西安办事，每天进城都要经过火车站。那阵子，火车站还很平静。没想到这一次，完全变了样子。整个火车站被熙熙攘攘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车站广场内外，到处人头攒动，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歌声嘹亮。许多大学生或者高中学生，立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和辩论，有人在撒发传单和张贴标语。我对云冈说，西安咋这么热闹，跟咱们那里大不一样？云岗说，可不是嘛，就跟咱们那哈赶集差不多。咱先把吃和住的地方弄好，再出来看热闹。经过打问，我们找到位于火车站的红卫兵总接待站，那里排着很长的队伍，排队的人戴着自制的军帽，肩膀上斜挂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红色字样的军用一样的挎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胸脯上别着毛主席像章，打着背包，扛着红旗，显得既斗志昂扬，又风尘仆仆，都是从全国各地各大、中学校涌来西安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我俩跟在队伍后面，等了两个来小时，终于来到办事窗口。我将从我们学校带来的介绍信，从窗口递进去，办事的人看了一眼介绍信，拿笔在介绍信上写了几个字，啪地盖了一个章，又将介绍信退还给我。
　　 我们走到一旁，将介绍信看了下。原来总站将我们分配到城东远郊一个分接待站，让我们去那里再做分配，这让我们一时傻了眼。我俩不认识路，周围一片闹哄哄的，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冬季的白天短，这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加上天气寒冷，又饥又渴，疲惫不堪，我俩心急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看来今天去不了分接待站了，咱们先吃点饭，今晚在火车站凑合一晚，明天再去找分接待站。云岗苦巴着脸，嘟囔道，这西安咋这么闹腾？我看咱也别去找分接待站，麻烦死咧，干脆去我舅舅家吧。我当即表示反对，这怎么行？不是说好不找你舅舅吗？找到你舅舅，咱们还能去北京吗？坚决不能去你舅家。云岗说，我实在扛不住劲了，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冻死了，咱就去我舅家吧。我保证，我舅不会阻挡咱们去北京。
　　 我俩只好去找云岗舅舅。云岗的舅舅，名字叫成一丰，在西北工业大学教书。几经辗转，我们终于找到他家。云岗舅舅吃过晚饭后，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看见我俩，大吃一惊问道，你们啥时候到西安？云岗说，今后晌到，总接待站把我俩分在东郊分接待站，我们不认得路，天又黑了，实在没办法，就来寻你了。云岗舅舅说，你俩好大的胆子，才十五六岁，就敢跑出来，家里大人也真放心得下。我说，叔，我们这次串连，目的地是首都北京，我俩在西安待一两天，接着要继续长征。云岗舅舅在西工大一个系里当主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在接受他的学生的批判，这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听了我们的话，云岗舅舅说，你俩一路走着来的？我俩点了点头。看着我俩背着背包的样子，他笑着说，你俩的革命意志倒是很坚强，快去洗把脸，暖和暖和吧。然后让夫人给我们做饭，安顿我俩在他家里住了下来。之后几天，云岗舅舅安排我们两个人，先后去了西安交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几所大学看大字报，看大学生开展大辩论和大批判。后来一次吃饭，我俩对他说，我们在西安看过了，我们的目的地是徒步到北京，我们还要继续长征。云岗舅舅说，不要心急嘛，西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也搞得轰轰烈烈，还不够你俩参观学习的？稍等几天，我会安排你俩继续长征。
　　 此后一天，云岗舅舅让我俩起了个大早，吃过早饭，将铺盖卷背上，安顿我俩坐上一辆蒙着军绿帆布的卡车，对我俩说，车上都是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你俩啥时候才能徒步到北京？就坐上这辆车去，这样不但快，而且很安全。让我俩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天傍晚，这辆汽车居然将我俩拉到距离我们老家村子不远的公路边上后，司机就让我俩下车了。
　　 在云岗舅舅家里那些天，每天上午，安排我和云岗吃过早饭，云岗舅舅便将写好前往学习参观地点和路线的纸条交给我俩，打发我们去上街，他和夫人同时出门去上班。晚上他们将饭做好，等着我和云岗回来吃饭、睡觉。将我们送回老家后，这件事让我和云岗懊恼不已，气愤不已，却也无可奈何，再也没有能够重新走出去进行串连。不过，当我把我俩在西安的情况说给我父母亲后，我父母亲为云岗舅舅的做法特别感动。那年春节，我妈打发我带着年礼，专程去云岗舅舅老家拜了一次年，以示对云岗舅舅的感谢。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也定居在了西安。工作中偶尔看到过成一丰先生出版的两本有关哲学方面的小册子，也曾先后两次去西工大找过他，却一直没有见到他。听说他担任着陕西省或者西安市哲学研究会的啥职务。再后来，我们县驻西安办事处搞一个活动，在那里我跟老先生相遇了。这时候的老先生，过着安然悠闲的退休生活，没有了我记忆中当年的那种俊朗和潇洒，一头黑发变白了，身子骨变得瘦削了，不过精神依然矍铄。交谈当中，我对他说起“文革”初期大串连时，我和他外甥曾在他家小住过这件事，问他记得不记得？老先生听了后说，怎么不记得？当时你俩那么小，还想徒步到北京搞大串连，这件事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了，肯定不会放你们走。接着问道，把你俩送回老家，肯定对我有意见吧？我笑着说，意见大着呐！我俩革命大串连的宏伟计划，就那样被您老半途而废了，能没有意见吗？老先生听了后，呵呵地笑了。
　　 革命大串连结束后，我一直在我们学校参加“文革”运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后来的那段岁月，就是在我们那所小小的初中和我们学校所在冯原公社那场革命运动中，发生了一些令人惊骇不已、磨齿难忘的事件，在此恕不做赘述了。直到1968年12月底，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才离开学校，返回家乡，投入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