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成语，叫杞人忧天。我的前辈、同事兼忘年交周树民老师借用这个成语，给自己取了个别称，叫杞人不忧天。
　　 他确实是杞人——河南省杞县人。他的不忧天。却需要慢慢道来。
　　 有一次，在办公室里，他给我们读一篇学生的作文，其中有描写他相貌的句子：“他老人家头发自来卷，白净脸庞，高鼻梁，深眼窝，像外国白种人。”
　　 读完了，他哈哈大笑，学着西方人的动作，双肩一耸，两手向外一摊，说：“听见没有，在学生眼里，我老人家真成了外国白种人。”
　　 可不是吗？周老师这祁县人，还真有点儿像外国白种人。他是回族，也许祖辈是从西亚或中亚迁徙而来，带有西亚波斯人或中亚阿拉伯人的血统呢。
　　 学生抓住他的相貌特征，如此描写他，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觉得是趣事，自己继续演绎一番，使趣事更有趣。
　　 还有一次，他患了眼疾，一只眼蒙着纱布，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省”字，让学生猜一种动物或者一个成语。学生们也许是没想出来，也许是不好意思说，停了一会儿，没人言语，他就说：“你们是不是不好意思啊？少了一个目，不就是独眼龙吗？老师今天这个样子，像不像独眼龙啊？”
　　 学生们哄堂大笑。
　　 然后，周老师又说，“根据独眼龙，你们应该能猜出成语了吧？”
　　 停了一会儿，一个学生举手，周老师让他发言，他站出来说：“周老师，我猜出来了，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周老师马上哈哈笑着说：“恭喜你，猜对了！”
　　 满教室，又响起一片笑声。
　　 上完课，回到办公室，他把这件事儿又讲给我和几个同事听，大家也一片笑声。我心里，对他的幽默睿智，由衷佩服。更佩服的是，他能在课堂上营造出如此轻松风趣的课堂氛围。跟着这样的老师学习语文，自然会学得轻松愉悦，并在轻松愉悦中品味出语文学科的美感和趣味。有好几个周老师的学生，都跟我谈到这一点：周老师的语文课上得幽默风趣，跟着他，快快乐乐，轻轻松松，就能学到不少东西。
　　 第一次遇见周老师，是我上初中时，麦收季节的某一天，我和一个好朋友跑到代河沟村去玩。代河沟村附近有一个农场，是县一中的劳动基地。
　　 刚走进农场大门，看见一个人弓着腰，拉着一架石磙，打圈转，在碾麦子。他宽肩膀，瘦瘦的，却浑身肌腱，很健美。而且，肤色白净，脸色也白净，高鼻梁，确实就像后来他的学生描写的，像白种人。
　　 我知道他姓周，是县一中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小县城里的文娱体育活动都很贫乏，有两样，却很兴盛，一是篮球，二是乒乓球。周老师就是县篮球队的中锋。
　　 在球场上，他身形灵活，步伐轻捷，动作娴熟，像一位魔术师，将一颗篮球玩得滴溜溜转。带球过人，猴子一样精灵，辗转腾挪，一连绕过几个人，让对方防不胜防。传球，除了一般常规动作，还有背后传球，胯下传球，而且常常是指东传西，让对方摸不着头脑。他还经常指点自己的队友，跑位，穿插，配合，掩护，队友们也都乖乖地听他指点。
　　 看篮球比赛时，有人在我身旁说：“周老师这个中锋，就是整个球队的灵魂。”人们常说，看篮球，就看美国NBA，不仅仅是看体育运动，也是欣赏艺术。我觉得，看周老师打篮球，也同样是极好的艺术享受。所以，县里举行篮球比赛，总有很多人为周老师鼓掌叫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他健美的身材，也许跟他经常打篮球有很大关系。
　　 我们做了同事之后，谈到我第一次在县一中劳动基地看到他以及看他打篮球的情景，他哈哈大笑说：“别说，我还真沾了会打篮球的光。”
　　 从周老师嘴里，我了解到，民国时期，周老师家里是杞县城里少有的财主。民国以后，财主家庭却成了原罪，让周老师从上小学开始，就尝尽了屈辱卑贱。好在，他头脑聪明，又爱学习，考上了大学。上大学时，正赶上反右运动，有人说，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能不右倾吗？一顶“右倾”的帽子，就被硬性扣在了他头上。但是，因他篮球技艺好，排球也打得好，还会画画、写美术字。
　　 在大学，一有体育和文娱活动，又离不了他，因此，也帮助他避免了更严重的打击。也因为家庭出身，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开封地区最东边的，我们县一中。参加工作不久，就赶上了动乱年代，又调到远离县城四十里地的县四中。调回一中后，依然被赶到学校劳动基地接受劳动改造。他是我们县篮球队的好中锋和核心人物，县里一有篮球比赛或者训练，都得抽他参加。他虽然政治上不得势，却没有遭受太大的冲击。
　　 地主家庭出身，如同达摩克里斯剑，削掉了他的锐气和棱角，也让他学会了超脱和逍遥。动乱时期，禁忌多的时候，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好自己的嘴，尽量少说话，少惹麻烦。
　　 就是这样，有时候，也难以躲避。
　　 我上高中时，我们年级一共四个班，周老师教另外两个班的语文。当时，有人对另外两个班的学生说：“周树民这个右倾分子，就该批斗。”怂恿学生开他的批斗会。多年以后，周老师又和那个怂恿者谈起往事，笑着对他说：“当初你还撺掇学生批斗我呢，想一想，咱俩可没有血海深仇啊。”那人有些尴尬，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周老师又哈哈大笑，说：“怨不得你，不都是极左思潮闹的吗？”周老师的宽广胸怀，正验证了鲁迅先生所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越来越宽容，老知识分子们心里紧绷的恐惧之弦渐渐松弛下来，大家渐渐放宽了心，周老师的心理阴霾才渐渐消散。在办公室里，说话越来越幽默风趣，也常与人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和他相处好些年，看到的，都是他的一脸阳光，笑容常在，没有见他脸上有过阴霾。他这杞人不忧天的别称，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自己起的，这个名称，也足以说明他当时心里确实是阳光灿烂的。
　　 到了晚年，有一件事，对周老师打击很大。
　　 周老师的爱人赵老师刚刚六十岁，突然因病辞世。
　　 赵老师本来是周老师的学生，退休前，在县教育局幼儿园当老师，我两个女儿都受到她很贴心地照料。
　　 周老师在县四中教书的时候，还是孤身一人。他所教的学生中就有当时还是大辫子姑娘的赵老师。因为周老师的才华以及篮球场上矫健的身影，大辫子赵姑娘慢慢对周老师由欣赏到仰慕，再到超越师生界限的爱恋。大辫子赵姑娘，汉族，出身“红色”贫农家庭；大她将近十岁的回族周老师，出身地主家庭，本人又带着“右倾”帽子。大辫子赵姑娘，高中毕业以后，却不顾两人家庭出身、民族和年龄的悬殊、不顾世俗禁忌、不顾家里人的极力反对，和周老师走到了一起。结婚以后的周老师和赵老师，虽然小日子过得紧巴巴，却恩爱缱绻，相敬如宾。俩人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周老师忙于工作，赵老师相夫教子，辛勤持家。
　　 周老师对我说过：“这一辈子，能娶上赵老师，是我最大的福分。”我也知道，周老师对坎坷生活的超脱，赵老师的挚爱深情是重要原因。
　　 不曾想，三个孩子都成了家，两人该享受晚年幸福的时候，刚迈进花甲门槛的赵老师突然不辞而别。
　　 赵老师驾鹤西去之后，起初一段时间，周老师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慢慢地，他将对赵老师的追思之情，寄托在音乐之中。孤灯下，常常一人听到夜半时分，尤其爱听《二泉映月》的二胡曲。他曾经告诉我，这个缠绵悱恻的曲子，可以寄托他对赵老师的哀思。
　　 他还写了很多思念赵老师的诗词，并把这一类诗词编撰进自己的两本诗集里。有修养有才华的读书人周老师，把对最亲近的人的眷恋和思念借助艺术和文字升华，是另一种形式的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