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与人民：兵临省府话南山
　　 作者：胡春雨
　　
　　 题记：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
　　 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姜太公
　　 闻之于政治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贾谊
　　 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也——孙中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
　　
　　 南山怒涛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倘若把这句古诗放在济南，竟是如此贴切。当与济南文友穿行万木葱茏，盘旋千山起伏，才发现“不用东奔西走，济南什么都有”，并非济南人的大话，而是山水人文资源富集的名城本色。幽幽南山，正是她的制高点，为省城写满了绿意，涵养着水源。
　　 从诞生之日起，济南不仅是清济浊河哺育的赤子，同样是巍巍岱岳托起的明珠，博雅温润的泰沂山脉，在此隐身莽莽平野，遥望五岳独尊。恢弘的民族进程在此展开——泰山脚下，孕育了文明起源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黄帝与蚩尤奠定华夏的决战在此转折，舜耕历山播种着文明基因。当现代中国在战火中涅槃重生，群山深处留下了撬动历史的轨迹。透过车窗，四望苍山如海连绵起伏，这分明是静谧的波涛，而她的人民，乃推动历史车轮的伟力。
　　 抗日战争，乃中华民族从涣散衰败走向团结振兴的大转折。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条件下，倭寇利在速战、置我死地，我国利在持久、苦撑待变。山东地处南北两京之间，暴露东海之滨，势必首撄兵锋。关键时刻，统治山东的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一退千里，齐鲁大地迅速沦陷。但生长于斯的山东人民并未沉沦，敌后抗战随即展开。此后八年时间，泰沂山脉成长为最主要的敌后根据地，成长为新政权的军事中心。南山在此窥伺省城遥通沂蒙，注定担负起独特使命。
　　 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主战场引向内地，倭寇兵力不足与战线过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府坐镇天府之国，节节抵抗；倭寇西进山岳之地，深陷泥潭。广阔的华北与华东，成为敌后空虚之地，而这片大地从不空虚，自古乃决定天下运势的根本之地，五千年来，祖先在此发展壮大，经略四方。问题在于，是一盘散沙任人宰割，还是坚若磐石岿然不动？关键在于谁能把民众组织起来，如何让组织扎根民众。当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全民皆兵，人自怀怒，丰富的人力与物产，便转化为庞大的战争资源，每一寸国土都成为杀敌的战场。广袤的泰沂山脉，为敌后斗争张开了铁臂。
　　 回望历史，四海鼎沸之际，人民所归，便是政权；天下太平之时，王道所归，在于人民。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远在洛川的共产党人抓住先机，把扩大军队、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作为首要任务，选定华北敌后为主要作战区域。此后，根据地扎根群众，四处开花。1938年底，在山东地方党组织发动起义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一部，在罗荣恒等带领下开赴山东，成为支撑根据地的骨干。相比如火如荼的正面战场，也许这是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却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走进南山，仅西营的佛峪、葫芦峪、算盘村、上降甘，到处密布着抗战足迹。
　　
　　 天下大势
　　
　　 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抗战前途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倭寇可以攻城略地，却无法占领每一寸土地——早在抗战之初，国中有识之士已把眼光投向旷野。相对占全国人口十之八九的农村，那时的城市不啻海中的岛屿，以薄弱的交通线相连。只要侵略者无法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有效建立基层政权，便无法真正立足。既然农民构成中国社会主体，如何赢得最广大农民支持，成为中国革命关键。我们的共和国，正是在民国时代内外叠加的巨大震荡中降生，共产党人通过放手发动群众，以农村包围城市，依靠人民战争夺取政权。天若有情天亦老，古之所谓天命，在于历史选择。
　　 放眼全球，二十世纪无比辉煌，也无比惨烈。中国作为东方世界中心，无论强大还是衰弱，都将影响全球变局。两次大战奠定了今日世界格局，国际国内矛盾相互因应，在深处决定着中国国家进程。
　　 一战之后，俄德等四大帝国极武而亡，英法等列强元气大伤。在帝国废墟上，德国建立法西斯政体，酿起更大风暴，再次走上侵略扩张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一时震荡着病痛中的世界，通过第三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产主义作为新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大洋彼岸的美国，继承西方文明成果，坐拥广袤大陆，退可隔岸观火，进可火中取栗，一步步取代欧洲成为全球重心，通过《十四点和平纲领》、《九国公约》等布局战后秩序；在亚东，日本野心膨胀，正在滑向军国主义深渊。
　　 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长期陷于瓜分包围之中。一战之后，美国与亚欧海陆相通，苏联在北疆居高临下，大国势力折冲亚东，深刻影响中国政局。其中，中日同文同种，此消彼长，为我腹心大患。从五四运动、五三惨案到西安事变，日本侵略行为深刻着影响中国变局。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企图与法西斯同盟挑战全世界，中国联合美苏等正义力量，惨烈胜利。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挣脱帝国主义枷锁，最大成果则是中国重归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历经三年内战，共和国在东方崛起。
　　 回顾那时的中国，最大的罪过是贫穷、落后、分裂，建设是唯一出路，而令人色变的阶级斗争，却在社会病理中走向爆发。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其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意在扫除阻碍进步的旧势力，建立“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国家。运数所在，正如梁启超先生忧患的那样，革命不可避免，势又引起革命，造成暴利循环。古人所谓“敌攻其外，民盗其内”，其后果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道尽民国兴亡。人民得到的只有战争与饥荒，死亡与流离。国府苦撑着摇坠的法统，背负着破碎的山河，从未真正实现统一，救亡不暇，一部遑论《建国方略》，成为奠定新中国的过渡。
　　 《三略》云：“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土地乃财富之母，人民是土地的孩子，天下兴亡背后，土地从来是关键因素。国共两党都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意在保障人民生存与平等。但平均地权意味着触动社会根基，被反对者斥为鼓动下层社会暴乱。为此，孙中山先生的方案是核定地价、和平收买，但只有国家重回正轨，才是实现理想的前提。终民国一代，国府无法在法律范围内实现土改，其鼓舞军民意志，多依赖诸如“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类的运动，激发国民荣辱观、价值观。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人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动狂风暴雨般的土地革命，历经战争之磨砺，赢得大众之信仰，也便赢得了江山。
　　
　　 抗战砧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跃出敌后，扎根群众，独立开展游击战争，在根据地建政。仅仅三年时间，八路军从区区四点五万人迅速壮大，到1940年百团大战，突然绽露出人民战争的伟力：历经一千八百余次作战，毙伤倭寇二万余人，回应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指责，昭示着一支新的力量强势崛起。
　　 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相对稳定。此时国府需要养精蓄锐、整军备战，倭寇意欲巩固后方、以战养战，敌后战场遂成为各方角力点，呈现出国共日错综复杂的局面。倭寇疯狂发动“治安肃正”，采取三光政策和囚笼战术，一度使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群众路线乃共产党人最大优势，政策与策略的转变乃成败关键。面对严酷斗争，中共通过大整风、大生产、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以及三三制政权，在思想上、组织上、民心上、物质上赢得新的锻造，度过了又一场危机。尽管根据地一时缩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省城咫尺的南山，八路军始终在坚持战斗。
　　 《尉缭子》云：“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倘若面对强敌不能扎根民众，无异客军孤旅。1943年初，在山东敌后战场，国军苏鲁战区弹尽援绝，残部被迫撤出。李仙洲率九十二军企图打回山东，在倭寇和八路军的阻击下损失惨重无力回天，不由长叹华北大势已去。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陷入了四面作战的困境，在华北抽调大量部队投入正面战场，根据地人民借机发动局部反攻，根据地迅速扩大。为挽回败局，倭寇于1944年突然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尽管使国军遭受重创，结果却是根据地乘机壮大。倭寇没有后方，等待它的只有灭亡。
　　 老子讲“不敢为主而为客”，又说“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历经全面抗战，共产党人从西北一隅之地，发展为拥有120万党员、120万军队和220万民兵的全国性大党，拥有多达十九块根据地，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与人口，新政权已经开枝散叶。对根据地的进攻倭寇尚铩羽而归，何况历经几十年战乱，国府统治的中国已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当调转枪口，骨肉相残，国军真能长驱直入吗？
　　
　　 一统江山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一统乃中国最大国情，统一乃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终成泡影，“关外大打，关内小打”，双方在谈判中为形成有利态势难以罢战。抗战胜利后国府貌似强大，麾下430万大军，其中正规军200万，暂处优势。纵览历史，从商周革命到楚汉战争，天下兴亡从不在于表面力量对比，在于人心归向，往往属于后发一方。
　　 在抗战中，国府从东北向西南收缩，依托复杂地形节节抵抗。日本投降后，形势恰恰倒转：国军需要从西南向东北推进，向战略纵深极为广阔的北国进取，共产党人早已深根固本，占据有利地形。《三国志》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胜于客兵。”在交通薄弱的情况下，国军虽借助美军舰机运兵中心城市，却无法控制农村。在广袤的战场上，一旦深入敌境求歼主力，譬如与影子作战。
　　 《投笔肤谈》云：“是以民劳而兴兵者疲，民贫而兴兵者匮。”面对强敌，中共中央准确判断：国府“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根据地军民“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战后的中国民生凋敝，抗战中九死一生的军民，厌恶内战，渴望和平。而根据地军民饱经磨砺生死与共，为保卫革命果实同仇敌忾。这一切，为强弱转化埋下了伏笔。
　　 内战爆发后，国军凭借优势展开全面进攻，表面攻城略地，实则战线拉长首尾狼顾，难以消灭对方主力。在山东战场，全面进攻在莱芜遭受重挫。此后，国府视陕北为中共政治中心，山东为军事和交通中心，转而重点进攻。孟良崮一战，国军五大王牌之一的七十四师被歼，攻势再遭重挫。重点进攻的结果，国军不仅损兵折将，而且形成了重兵拖在东西两翼的哑铃型阵势，中原空虚，南方腹地又缺乏二线部队。这种态势，为解放军剑指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从内线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内战进程，正在转折。
　　 军事总是政治的手段，武略不可能脱离政略。配合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斗争地主、没收土地在广大农村如火燎原。到1948年底，多达一亿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调动起极大革命热情。1946至1948年间，仅华北和东北就有二百万农民参军，仅山东就有480万人随军支前。各大战场上，到处都是群众踊跃支前的身影，汇聚起人民战争的海洋。至此胜负已定，也许各方都没想到的是，结局会如此块速到来。
　　 战争进入1948年，力量对比进一步向解放军倾斜，国军被迫由分区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在全国依托五个重兵集团支撑危局，企图在江南重整军备。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为战略决战作出各项准备，各大野战军亦按数序统一排列。济南战役爆发前期，解放军继续向津浦、胶济铁路发动攻势，国军在山东只剩济南、青岛两个孤立据点。由于济南是连接华东华北的战略枢纽，为屏障徐州、隔断华东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国军统帅部兵行险棋，以王耀武将军率领11万大军固守济南，同时令徐州三个兵团北援，制定了会战计划。
　　 《尉缭子》云：“无必就之军者，无必守之城。”在战役部署中，解放军组织十四万攻城兵团与十八万打援兵团，制定了“攻济打援”计划。迫于人民战争威力，徐州援军不敢贸然北上，济南遂成孤城。9月16日，济南战役在许世友将军指挥下展开，面对坚固城防，以“牛刀子战术”攻其要害，迅速扫清外围。解放军原以东集团为主攻，一度受挫，西线进展却出乎意料。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占领机场，守军与外界失去联系，担任西线防御的吴化文迫于压力率两万守军起义，彻底打乱了防守。历经八天奋战，解放军以损失二点六万人代价攻克济南，成为攻克重兵守备大城市的开始，意味着国府依托大城市“重点防御”的体系开始崩溃。从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再到济南战役，在共和国的缔造中，作为军事中心的山东一次次成为转折点，南山乃最好的见证人。
　　 如今硝烟散尽，位于西营的济南战役指挥部，乐享着和平阳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应当铭记，我们的共和国从哪里来？如何让共和国永葆青春？无穷伟力，在于人民，来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惟我大好河山，永与人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