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那个冬天的一个月底，我从部队回到江南，第一站没有去父母家，而是先到了南京看望外婆。外公、外婆和我的小姨妈那时住在一起，他们也刚从苏北归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里，他们与很多人家一样被裹挟着去了农村，到了洪泽湖畔去种地、养鸭子，说得高尚一点，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整整十年后，邓公再次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又将他们给刮了回来。
　　 回是回来了，但这个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家底。
　　 不用听军营里的起床号了，我这天睡了个大懒觉。等我醒来后，家中已空无一人，只见饭桌的盘子里，放着几根油条和一小锅豆浆。我想，这应该是外婆倾囊来接待我这个外孙的吧。油条脆，豆浆甜。从千里外的北国夜半归来，我也确实饿了，像在连队时一样，风卷残云，一刻功夫，就将桌上的食物，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候，外婆从外面买菜回来了，她看着我还在咀嚼的嘴角，会心一笑，放下菜篮端起小钢精锅又出去了。外婆笑吟吟地走进家门，又将油条和豆浆摆在了桌上。我心里想，还是外婆体贴，知道我没吃饱。于是，我又将桌上的食物装进了肚子里。如此三番，外公和小姨妈出去散步回来了。小姨妈看见桌上空空如也，就对外婆喊：妈，怎么没买油条？外婆看我一眼，然后向小姨妈努努嘴，挤挤眼。见小姨妈还是一脸懵懂，就走过去，将她拉进里间，悄悄说：买了三次，都给这个大肚汉吃了，家里没粮票了。小姨妈诧异道：四个人的份头，给他吃掉三次？我的个乖乖！
　　 虽然，外婆和小姨妈尽量放低声音，可还是给我听到了。塞上的哨兵，耳朵贼好。看见外婆和小姨妈从里间走出来，我大大咧咧地说：外婆，我回来时，司务长给了我一个月的粮票三十斤，我留着没用，都给你吧。去了趟南京，金陵的亲戚们都知道了我的绰号：大肚汉。
　　 回到江南小城，母亲听完我的“报告”，笑出了眼泪。她说：你这个山东大汉呀，从黄河丢人丢到长江了。笑过了，母亲问我，你把粮票都给了外婆，你吃什么呀？我顺嘴说，跟你呀，你吃啥我吃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粮票的重要性。少小离家，又是在部队上，可以放开肚皮吃，我从来就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那个时候，肉食匮乏，没有什么油水，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一顿能吃上十三、四个馒头，不过在连队里我这个饭量，还只能算是个中等水平。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粮票的兴起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在物资短缺，供应紧张的年代，国家还很穷，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计划经济“票证”时代。那个时候，几乎什么都缺，买啥都要票，除了粮票，还有布票、肉票、油票、糖票、烟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玻璃票、电视机票、橱柜票等，就算是买瓶臭豆腐都要票。只不过其他票证有没有，有多少，对生活的影响相对还不大，没有粮票日子就没法过了。“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是个天大的事呀。
　　 其实，我们国家从1955年起，就发行了全国通用粮票。由于解放前连年战乱，加上水旱灾害，农业落后，粮食产量低，粮食供应始终是个头疼问题，国家不得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粮食部在当年9月发行了第一套粮票，接着各省也都印制了各地的地方粮票供居民使用。再后来，城市里的粮食，由国家统一设定的粮站定点供应，居民根据职业、身份、工种和年龄确定粮食定量，你光有钞票没有粮票是买不到粮食的。就算你要购买粮食制品，比方糕点、面食、早点等等都要从购粮本的粮食定额里取出一定数量的粮票才行。那时的粮票从面额上分为十斤、五斤、二斤、一斤、半斤、二两、一两等，在品种上分为细粮票、和粗粮票，江南还有专门的米票。在使用范围上，还分为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全国通用，地方粮票只能在本省或本地区使用。那时候，全国粮票特别紧俏，只有出差或探亲的人员凭一定级别的单位证明才能从粮店兑取。无锡人民特别的精明，一两一厘都动足脑筋。那时一两粮票，可以买两根油条，为了省下这一两粮票，人们就只买一根油条，为了堵上这个漏洞，无锡市政府只好比其他地方多发放了一种半两粮票。
　　 我一出生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对吃特别敏感，因此从小就是个吃货，凡是能塞进肚子的东西，到手就往里塞。等到我上初中时，身高已有174公分，家里的布票、粮票估计我一个人能耗费了一半。我十六岁当兵走了，想来母亲一定在心里庆幸，终于走了个吃货。兄弟姊妹们也一定在心里庆幸，少了个多吃多占的家伙。他们可以稍许从容地吃上顿饱饭，穿上条长点的花裙子。不过，那个时候，虽然日子贫穷，生活困窘，粮票用完了，母亲有时不得不高价到黑市上买点粗粮贴补我们长身体，可我并不觉得粮票有多重要，所有的愁困，所有的风雨，都被母亲那伟岸的身躯遮挡了。我的母亲有着高大的身躯，像墙一样厚实。
　　 我从部队转业回来，分在一个电工企业做钳工，那个劳动强度，不亚于我在部队摸爬滚打的体力消耗。所以，我也就把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饭的光荣传统带回了江南。那个时候，工厂里都吃蒸饭，一块蒸饭四两，男工正好一碗，女工一般吃半块。我呢，每次要两块，还不够吃，得再加三个馒头。我把四两一块的米饭，用筷子划成四等分，一口一块，一个馒头也就两口，五分钟里绝对解决战斗。那个吃相，惊得工友们目瞪口呆。食堂的司务长是个军嫂，对我这样的退伍兵特别体贴，她看我用工厂发的制式饭盆只能盛饭，盛不了菜，特意到市场上去帮我买了个小面盆儿。这下好了，每到吃饭时，全厂都是白色搪瓷碗，只有我一个人高高举着个黄底红花的洗脸盆儿。这让我没做啥贡献，就在企业里有了空前的知名度。人人都晓得金工车间来了个大饭桶。
　　 那年月，我们金工车间模具钳工的粮食定量是每个人每个月32斤粮食，这已经是全厂最高的定量，但我一顿饭就得消耗一斤多，这点定量实在有点少了。好在母亲手里，还有从北方带来的省吃俭用的400多斤“战备”粮票，弟弟妹妹们还在上学，他们的那个小胃口，也能支援我点吃食。就这样马马虎虎地支撑了几个月，母亲积攒了十数年，一直引以为豪的“战备粮”也被我消耗殆尽。
　　 没办法了，我只好给自己的肚子裁军，将每天中午的两块饭精简压缩成一块饭，然后就拼命往肚子里灌汤灌水。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一百八十一公分的大个子，瘦的只剩下120斤。随便往哪儿一戳，就像是根棍。而且还患上了低血糖，坐车晕、受累了晕、路走多了也晕，医生叮嘱我口袋里常放几粒糖，晕了就吃一颗。那个时候，我一个光棍每月开四十多元的薪水，比我师父还多六块钱。市场上的西红柿才一分钱一斤，工厂的食堂里花上一毛钱，就能吃上一素一荤。我不差钱，就差粮票。没有粮票，钞票再多都不好使。我这时才体会到粮票的重要性，才晓得粮票这东西有时候比亲娘老子都亲。每当肚子咕咕叫得时候，我就在心里祈祷：我亲爱的粮票，我怎么才能得到你。
　　 正当我像热恋般追求粮票的时候，我们党委书记还成鸿同志通过司务长知道了我的囧境，老书记拉着我的手说，小同志，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报告一声？我心里嘀咕，嘴里没好意思说出来：这该多不好意思啊。老书记通过我的眼睛望进我的心窗：你这孩子傻呀。老书记不仅给司务长下达了任务，还自己多次冒着大太阳跑去粮食局，经过三番五次的央求，终于例外开恩，将我的粮食定量提高到全厂最高的45斤。那会儿食堂开饭，工厂的大喇叭里都要播放歌曲，每当我听到关牧村“党啊，党啊，我亲爱的妈妈”那深情的女中音，我的眼睛湖就会情不自禁地涨潮。那时的党员干部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党组织真的比娘亲。如此大恩，无以为报，我只有努力工作，使尽自己的力气。进厂第一年，我就被评为先进职工，优秀共产党员。
　　 要说我这吃货的名气，给我带来的也不都是工厂小女生们私下里的叽叽喳喳，也有她们由衷的赞誉。那年，我已经调到保卫科当科长，恰逢植树节，地方上给我们企业派了植树的任务。我们和厂部办公室、财务科一起分了四个一米立方的树坑。在部队上，挖战壕、掘猫耳洞，土工作业是长训项目，挖这么个小坑算得了什么？没用那些个小女子动手，我一个人就给包了。女孩子们拍着手表扬我：果然身大力不亏！办公室小王的娘家就在工地旁边，她热情地邀我们去她家吃馄饨。小王的父亲原本是开馄饨店的，那个手艺真是没得说。干了一上午的活，真的饿了，我就不客气地吃了好几碗。收工后，在车上，小女生们一直嘻嘻哈哈地笑，原来她们偷偷地替我数了数，一共吃了72只大馄饨。
　　 这事儿给我未婚妻虎妞知道了，一个劲地数落我丢人。岳母听了却开心地合不拢嘴，她说：能吃又能干，说明他身体好！后来她家老房子要挖化粪池，我一个人下去挖下几个立方，都没喘个大气儿。岳母家都是女孩儿，得了这么个傻大兵，别提多开心。这门婚事，从此板上钉钉！婚后我们在岳母家住了好长一段日子，主观上当然是当娘的心疼女儿，客观上也为我们的小家省了不少的粮票，节约不少粮食。
　　 结婚之后，我这个吃货的日子略有改善，我们小夫妻可以在岳母家和母亲家两边混吃蹭喝，就这样将就着过了许多日子，直到我们的儿子上了幼儿园，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逐渐让人民过上了好日子，粮票也在不知不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再说起粮票，年轻一代都会觉得陌生。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一日，我倒腾书橱，准备处理掉一些旧书本儿。忽然从一本旧书的扉页间，掉出几张旧粮票、米票，都是一两、二两的。我顿时眼睛亮了，如获至宝：我的宝贝们，我原来以为咱们永别了，不曾想你们在岁月深处藏着呢。我赶紧地将这些小纸片儿拾起来，捧在手心里把玩。我亲爱的粮票，你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伴随了我那段刻骨铭心的苦乐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