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节即将来临，每年到了这个节日，我就想起儿时最爱唱的那首由管桦作词、李群作曲的《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每每听到这首歌，心里就会泛起一层情感的涟漪，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美好的童年。这首创作于五十年代的优秀儿童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作曲，都是紧贴儿童生活，充满浓浓的童趣。歌词朴实意境美，歌曲欢快跳跃优美，伴随我度过了五六十个春秋，至今听来仍感到亲切快乐。
　　 不知大家是否知道有个“世界儿歌日”。这个于1976年在比利时国际诗歌会上创立的节日，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立为国际性的儿歌日。作为世界儿童的一个独特的节日，“世界儿歌日”旨在寓教于乐，充分发展少年儿童的オ智个性和身心能力，并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民族语言和价值的认同感。但是，“世界儿歌日”在国内的影响力甚微，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儿歌在中国的情况更是让人担忧，不仅没有孩子们喜爱演唱的好儿歌，而且关注儿歌似乎成了日理万机的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奢侈。
　　 据重庆晚报报道，在“3.21世界儿歌日”来临之际，江北区兰溪小区乐源幼儿园组织孩子举行了儿歌演唱会，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表演《小燕子》、《数鸭子》等经典儿歌，但孩子们下了台喜欢念叨的却是电视里的广告词。记者问刚表演完节目的4岁小宇最喜欢唱哪些儿歌，他挠挠脑袋半天说不上话来。后在其母亲的启发下，他脱口说出一串儿电视中播放的广告语:“哪里不会点哪里，妈妈我要点读机！”“蓝瓶的钙，好喝的钙”、“有了肯德基，生活好滋味”，把大家都给逗笑了。
　　 孩子们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他们不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只要喜欢，就成了他们的特别爱好。比如，电视里的有些歌曲，如今流行的抖音歌曲，什么“情”啊，“爱”啊，孩子们唱得津津有味。曾经一首《纤夫的爱》还被孩子们唱到了李咏主持的“非常6+1”舞台。没有好的儿歌，年龄稍大一点的小学生便迷上了流行歌曲，有的还悄悄地改动一下歌词，创造出灰色儿歌。如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把流行歌曲《太阳出来我爬山坡》改唱成“太阳出来我爬电杆，爬上了电杆我耍电线，电线放出了高压电啊，把我送进了阎王殿，我给阎王上根烟，阎王送我上西天……”像这样的灰色儿歌，要是在孩子中流传开来，后果十分严重。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有好儿歌相随相伴。一首好的儿歌，不仅可以陶冶孩子们的情操，而且还可以促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笔者的童年也是伴随《一分钱》、《小燕子》、《劳动最光荣》等这些健康的儿歌长大的。这些传统的老儿歌并没有因岁月的流失而失去它应有的积极作用，现在的幼儿园仍在教唱。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好儿歌却越来越少。像改革开放初期由谷建芬创作的《歌声与微笑》这样的经典歌曲，现在几乎看不到，就连小学音乐教材上的一些优秀儿歌，大部分都选自国外。比如《粉刷匠》、《幸福拍手歌》、《红蜻蜓》等。没有好的儿歌，没有好的旋律，孩子们只好跟着电视和网络抖音学唱成人歌，健康的不健康的，都汇入了孩子们的大脑。如果孩子们唱多了充满情爱等低级庸俗的灰色儿歌，童真或许就会过早失去，带来的却是无可挽回的社会影响。相比之下，邻国日本的儿歌数量颇大，旋律轻松优美，歌词简短明快，多以儿童的内心视点看世界，而不是大人授予儿童的好孩子意识，其流行于中国的作品有《红靖蜓》、《花仙子》、《阿童木之歌》、《幸福拍手歌》等。纵观日本的童谣传统，开始于大正时期，到现在已近百年。当时，以北原白秋为代表的一些诗人掀起了一场童谣运动，创作出一系列引发幻想陶冶情操的优秀童谣。如今，日本的漫画与动漫产业非常发达，又带动了儿歌、童谣的发展。此外，日本还引进了大量外来歌谣，来自多个国家和民族，其中却没有一首中国作品。中国儿歌的尴尬境地可见一斑。
　　 曾写过《七色光之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跨世纪的新一代》、《我驾飞船上蓝天》等优秀儿歌的部队词作家李幼容坦言，现在创作儿童歌曲从经济效益来讲，几乎没有，有时候还得自己倒贴钱，“好的儿童歌曲作者要做到思想、生活、技巧的完美融合。有了词，还得有曲，还要有人唱，要有发行、传播……专业作者不去做，业余作者做不到。”著名作曲家沈尊光也直言：“现在专业的词曲作家很少写儿童歌曲，唱不红，也不挣钱。”在当前一切向钱看的利益驱使下，无论是词作家还是作曲家，往往把写儿歌当成了小儿科，如今问津的人是越来越少，这是何等的令人堪忧。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明天的希望；儿童的成长离不开优秀作品的陶冶，更离不开充满正能量的儿歌来熏陶，否则将会偏离方向。
　　 去年疫情下的三月，一首抗击疫情的儿歌《方舱医院真神奇》因歌曲质量和表演形式引起广大网友热议，有网友称听着难受，看着辣眼。作曲者蒋军荣对此回应称，网友并未理解他们的创作初衷，歌曲本身是为了传达乐观主义精神，但他承认对演唱孩子的妆容和表演方式处理不当。著名评论人乔志峰对此评论说，单看歌词，就感觉很别扭，但显然还比不上看网传的演唱视频震撼。一个未成年人化着偏浓的妆容，在那里笑嘻嘻地扭来扭去，那画面，那画风，诡异得很，也喜庆得很。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恍惚感：这是与抗疫有关的歌曲吗？这是少儿歌曲吗？
　　 中国没有好的儿歌，应该问责谁？现在有些中国作家(包括儿童作家)，由于利益驱动已经完全扭曲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只要是为了钱，什么样的东西都敢写。在这些作家眼里，儿歌永远是“小儿科”，没什么创作前途，发表一首儿童歌曲的价值还不够一包烟钱。所以，这些作家为了钱，迎合某些出版社的口味，写三流作品，写床上戏，写名家私生活，写明星的绯闻，也不管作品有无审美价值，有无坏的影响。只要有钱，什么社会责任，社会伦理道德，都丢之九霄云外。
　　 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作家纷纷改行写三流作品，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和青少年，这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如有些作品品味极低，处处描写性爱等带有暴虐的情节，把孩子们的世界搅得“天昏地暗”，“一团糟糕”。尽管国家文化部门和有些专家多次疾呼，“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请作家们手下留情”，但某些作家依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有些儿童作家（包括某些诗人）既是写出一些儿童作品，也都是成人化的，没有审美价值，没有生命力，文化内涵苍白，缺少儿童的游戏性、娱乐性、谐趣性。“有的作家一次出手十几首、二十几首儿歌，但没有一首可用。不求精、不求美、粗制滥造的创作态度正在侵害儿歌这一文体的纯美。”《幼教园地》编辑黄玮对当前儿童作品的创作现象如是说。
　　 关爱儿童，就是关爱中国的未来。为孩子们写出优秀健康的好作品，也就是为中国的明天着想。我们不应只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送去欢乐和祝福，而要时时处处都用心来为构筑孩子美好的未来献上一份真爱，一份力量。
　　 近些年中国没有出现好的儿歌，不是某些专家呼呼或者某次活动上就能扭转的，它不仅需要中国的儿童作家静下心来，牺牲一些时间为三亿儿童创作儿歌，也需要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媒体能更多关注儿歌在儿童的基础教育和早期文学认识上的重要作用，同时还需要政府建立新的激励机制，鼓励儿歌创作。
　　 鉴于当前青少年成长的实际现状以及社会风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的作家们应该尽尽社会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