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往岁月，假如我不是和文学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的命运将完全不同。因此，在这里跟读者们分享我与文学的故事。
　　
　　 一、我的爷爷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我是六十年代末生人，小时候的我，最喜欢就是看连环画。小伙伴们彼此交换来看，那个时候，我就是最积极的交换者，交换回来的书，有些字不认得，那么到了夜晚，就请爷爷读给我听。爷爷读过几年私塾。听书的听众可不止我一个，我奶奶经常边做针线活，边听爷爷解说连环画，说到精彩的地方，大家一起笑。说到悲惨的故事，大家都不说话。
　　 我爷爷有一个老花眼镜，眼镜的一条腿断了，用绳子代替，戴眼镜的时候，把绳子绑在另一只耳朵上。没办法，那时家里穷啊，爷爷舍不得买新眼镜。就这样，他依然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书。
　　 我借了很多红色故事连环画，像《闪闪的红星》《南征百战》《怒涛》等等，通过爷爷的阅读讲解开阔了视野。
　　 除了连环画，爷爷还是我的诗词启蒙老师。爷爷年轻时去远方做苦力，我们乡下叫做“担高陂”。就是每天走几十公里山路，从饶平饶北山区把土特产挑到大埔县的高陂镇去卖，换回生活必需品。山路边有一座凉亭，爷爷累得走不动了，就把担子放下，到凉亭歇脚。凉亭的墙壁上有落魄文人写的一首诗，叫做《八胡山》：“人人说到胡山远，入到胡山八个山。山外青山路路弯，深山流水响潺潺。高山百鸟哀哀叫，路上行人万事关。劝君莫作穷途客，孤寒寒苦寂山间。”诗意凄凉，很是动人。爷爷看了很有感触，就把整首诗记在心中，还不时吟哦，消除了路上的寂寞。爷爷生病的日子，我去看望他，爷爷就把这首诗写下来送给我。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叫做《我的祖父》。发表在《河源日报》文艺副刊上，讲的就是爷爷这些事。
　　
　　 二、我的二叔和三叔，是我成为作家的引路人。
　　 在我家土楼旁边，有一排低矮的土瓦房，其中一间是我三叔睡觉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大书柜，是我七十年代高中毕业、后来去了海南岛当知青的二叔的。书柜里堆满了二叔读书的课本，还有一些课外书，其中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高玉宝》等红色书籍。
　　 三叔是个小说迷。他在陶瓷上上班，柜里的书不够他读，经常找人借小说回来读。
　　 我常常跑去三叔的房子看书，有时，还经常乘三叔不注意偷他书看。后来这事被三叔知道了，他很生气，上班时就把房子上锁，这样我就拿不到小说了。
　　 没有小说看，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房前屋后转，后来终于发现了三叔的破绽。三叔上班从不关后窗。后窗窗台很宽，可以坐一个人，我攀上后窗，发现三叔看的小说多数时候放在床头。那段时间他在看《三国演义》。我灵机一动，找来一把耙山草的竹草耙，草耙齿内弯，有点像猪八戒的武器。我把草耙伸进去，再用一根细竹竿将书划到草耙上，平稳端出，这样就成功把书拿到手了。为了不给三叔发现我偷书，每当傍晚三叔回来睡觉之前，我准时把书扔回床上。只有一次例外，因为贪看《薛丁山征西》，夜晚不舍得还给三叔，第二天给叔叔赏了几个“凿头勾”（客家话打人的意思）。后来叔叔有意识关了窗户，我只好望窗兴叹。
　　 读了许多有趣的小说，对学业还是有用的。那时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有一篇课文叫做《半夜鸡叫》，写的地主周扒皮半夜学鸡叫赶长工们上田地干活的故事。语文老师布置作业叫写一篇读后感，我洋洋洒洒写了五百字，老师看了大为吃惊，板着脸问我从那里抄的，我说我自己写的，老师不相信，我就把高玉宝这本书的其他情节讲给老师听。语文老师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三、 我的爸爸“撕书”，成为我一生难以忘记的记忆。
　　 有天清晨，我打扫屋子的卫生，还没扫完，就在我爸爸睡觉的房间里看繁体字的《说岳全传》，我爸爸看到了，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手抢了我的书，然后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疯狂的举动，吓坏了我。我心疼书，眼泪像下雨，却不敢哭出声来，待到样子凶狠可怕的爸爸又回去床上睡觉了，我才弯腰把满地的纸片捡了起来，拿到柴棚里，含着眼泪一页一页地粘贴，这个浩繁的工程我一共干了半个多月，才把书重新粘好，可是许多缺页再也无法复原。我的爸爸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也许，他以为我看的书是“坏书”吧，要不怎会把我的书撕掉了。这个带着一生的疑问，我从不要求爸爸解释，也许有些事过去了就算了。如今他已不在人世。
　　
　　 四、十五岁拥有自己的“书柜”。
　　 当我真正拥有自己的小书柜的时候，是我十五岁读初中那年。因为家庭困难，我休学了半年，去了一个粮食加工厂打工，用赚下的零用钱，骑着十几公里自行车，去饶平老县城的新华书店，购买了《古文观止》《欧洲中短篇小说集》《1978年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席慕容诗集》等书。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中篇小说《苹果树》。描写一个在英国乡村种苹果树的少女，有一天，遇到了从城里下来游玩的年青小伙，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在苹果树林子里拥抱、亲吻，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可是年青人离开后，有了新欢，很快就把农村少女忘掉了，而女孩念念不忘，为了寻找他，不辞千辛万苦坐车到城里寻找小伙子。可是那个小伙子坐在马车上，明明看到了女孩，却不敢下车见她，因为他结婚了。少女的痴情，浪荡青年的无情，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故事凄美，十分感人，给我读后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在我的写作中或多或少受到高尔斯华绥的影响。这本书一直倍伴着我好几年，后来我外出广州工作，家里的书历经几次搬家，遗失了不少，其中就有《欧洲中短篇小说集》，爱书的我，无疑是人生一大憾事。为了续梦，我到旧书网寻找，又找到了这本书。马上下单购买，计划再看一遍。
　　
　　 五、成为作家
　　 自2005年在《威海晚报》副刊发表第一首诗歌《我的茅屋面向太阳》开始，至今共有两千多篇作品发表在《诗刊》《作品》《羊城晚报》《诗歌月刊》《散文选刊》《诗选刊》《诗林》《粤海散文》《广州文艺》《中国诗歌》《中华诗词》《中华辞赋》《黄河文学》等著名刊物。作品入选《2008中国诗歌年选》《2014中国网络诗歌年选》等。获中国诗刊社、中国出版集团、作品杂志社、天津文联、广东文联等征文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出版散文集《破碎的水滴》、诗集《我的茅屋面向太阳》《并非现实》、长篇小说《夕阳东下》等六部作品。被中国诗歌网评为诗词人物，《中国诗歌》杂志“2020年度诗人”。
　　 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我遇到了许多贵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三杨”（杨羽仪、杨光治、杨克）。
　　 杨羽仪，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散文家。曾获第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首届秦牧散文奖。他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情寄金秋》作序，并推荐散文《秋色满山》在《粤海散文》发表。杨光治，花城出版社原副社长，曾策划席慕蓉《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江山有待》《席慕蓉抒情诗合集》，销售超245万册。汪国真《年轻的风》超20万册。他为我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茅屋面向太阳》作序。杨克，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原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我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通过杨克老师，我还有幸认识了著名诗人叶延滨，《诗刊》主编李小雨。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李小雨老师到广州采风，我陪同她游览了南沙十九涌海鲜市场，广州长隆动物园。李小雨老师生前多次给我寄过贺年卡，敦厚善良，令我难忘。
　　 2005年，《诗刊》原副主编刘湛秋、著名作家麦琪前来番禺.在我的老乡谢镇泽老师引荐下，我到机场为他们从澳洲回来接机。并带他们游览了广州大学城、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墓，结下深厚的文学情缘。麦琪老师就是诗人顾城新西兰杀妻案中受到牵连的女作家英儿。时过境迁，跟两位文学泰斗在一起的日子，我对顾城事件一个字也不敢提，以免再次伤害了他们。
　　 后来几年，得到杨克老师和原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张建渝老师的推荐，我参加省作家协会组办的“梅州采风”、“南雄采风”、“云南普洱采风”。认识了许多文学界精英。如郭小东、伊始、黄国钦、东方莎莎、蔡照波、田瑛等等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并得到他们的教诲。
　　 作为一个痴迷文学的小卒，感恩在文学的道路上遇到了许多贵人，让我这棵小苗得到成长。
　　 再说我的小说，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夕阳东下》，描写的是我的故乡饶平县北部山区70年代到90年代发生的乡村故事。该书出版之后，得到读者的好评。著名文化人、汕头市政协常委柳明，诗人作家、原饶平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刘西元、著名警察诗人坤霆都给本书写了评论。《夕阳东下》描写粤东地区发生过的故事，就像太阳下山，所以叫“夕阳东下”。我有诗为证：“其一：粤东去日夕阳沉，旧事伤心泪满襟。熟悉家园多不在，吾留文字记情深。其二：十载磨刀始有成，乡关历历甚分明。荒唐满纸君休笑，一盏青灯照笔耕。”
　　 我于2005年加入广州市作家协会，2007年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201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16年加入中国诗歌学会，2017年加入中华诗词学会。2018年被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诗歌委聘为特邀委员。由于文学带动了书画上的成就，2014年还加入了广州市美术家协会。
　　 于今是涌现“全民诗歌”的时代，我更倾向于诗歌的创作，除了偶然给纸刊投稿，微信和人间最后的一块网络净土“江山文学网”成为我发表诗歌的园地。我就是那辛勤的农夫，为了收获乐此不疲。相信，余生有文学和书画的陪伴，何来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