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叫张祖林，1934年在四川平昌县参加红四方面军。那年，爸爸11岁。
　　 爸爸的履历表摘录如下：
　　 1939年4月——1941年6月，在新四军五师給师长李先念当警卫员。证明人：李先念。
　　 1946年3月——8月，给李先念当警卫员。证明人：李先念。
　　 1959年，我爸爸转业到商业部。1961年病故，时年38岁。
　　 从那时起，我的母亲李竹英成了寡妇，她是怎样的苦、怎样的难呵！
　　 母亲上有老：她的母亲，我们的姥姥。下有小：我们兄弟四人，最大的一个才5岁，我和一个孪生哥哥2岁半，还有一个小弟，尚是襁褓中的婴儿。那时候，我们家度日为艰，经常是一日三餐连饭都吃不饱。
　　 好心的邻居们看母亲太难了，纷纷给她出主意，说：“去找找李先念吧！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部长，你爱人战争年代给他当过警卫员，你现在生活这么困难，他不会不管的。”“对呀！李先念多大的干部？经济上给你点儿补助，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那时，商业部还在三里河，我家住在商业部宿舍1号楼，与商业部的大门不过20米之距。李先念同志经常来商业部，他乘坐的轿车我们楼的孩子一眼就能认出来，所以，我母亲要找李先念十分方便。
　　 母亲又何尝不想找呢？就是倒一倒肚子里的苦水儿，心里头也痛快些呀！然而，无论邻居们怎样劝她，她只是摇头。
　　 又过了几年，我姥姥因为急火攻心而双目失明了。我们哥四个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何况我们的老子已经不在了，我们还是四个“半大小子”，母亲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邻居们又来劝说母亲，说：“找一找吧？你爱人9岁当儿童团团长、11岁参军当红小鬼，跟着长征。解决点儿生活困难还算过分吗？”
　　 这回，母亲没有再摇头，看她的神色，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1966年夏季的一天，李先念同志的轿车又向商业部驶来。早有邻居家的孩子扒窗户报信儿，母亲拉着我们兄弟四人疾步奔出门外。
　　 李先念同志刚好跨出车门，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他瞥见了母亲和我们四兄弟。
　　 在那一瞬间，我们四兄弟幼小的心中燃起了多少希望啊！或许，我们再也不会穿着露出棉絮的裤子过冬了吧；或许，我们再也不会一天三顿窝头咸菜棒子面粥了吧；或许，我们再也不会让双目失明的姥姥用颤抖的双手摸索着一针一线地给纳鞋底了吧；或许……
　　 然而，李先念同志不认识我母亲，他只投来一个善意的微笑，就径直向商业部的大门走去。
　　 “母亲，你快喊啊！”我们四兄弟的心里都在默默地祈祷——母亲，你不是说过吗？先念爷爷曾经夸奖过我们的父亲。有一次突围，父亲与部队走散了，他走投无路，跑到一个寺庙里当了和尚，暂时隐蔽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打听到部队的下落，于是连夜摸出庙门，忍饥挨饿，徒步三天，终于找到了部队。先念爷爷问他，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以为你牺牲了呢？他说，首长，我找不着部队，就在一个寺庙里当了和尚……先念爷爷听后大笑，连连夸奖父亲：“好样的！年龄小，进步大。”说新四军战士就应该这样，既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又要善于与敌人周旋，以保存有生力量。
　　 母亲，你喊吧！先念爷爷一定还记得我们的父亲！先念爷爷一定会拉住你的双手，亲切地向你问寒问暖；先念爷爷一定会伸出他的双臂，温情地把我们揽入怀中。
　　 然而，母亲竟没有喊。就在这一瞬间，她犹豫了，她的双腿就像被钉在了地上，她的身躯随着内心的犹豫不决而前后晃动，她眼睁睁地看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走进了商业部的大门。
　　 大滴大滴的泪水，从母亲的眼窝儿里滚落出来。
　　 几位好心的邻居安慰母亲，说：“不要紧的，还有机会！每次李先念来，走的时候姚依林部长都要亲自送他，俩人在门口还得说上几句。你等他一会儿！”
　　 母亲没有说话。突然，她一低头，转身跑回家里，一头栽到床上，放声痛哭起来。
　　 “妈，你怎么往回跑呢？”我们四兄弟跟在母亲的后面，不解地问她。
　　 母亲从床上坐起来，拉我们到跟前，擦了擦眼泪，说：“孩子，你们的爸爸转业时，部队给了一笔安家费，一共三百三十七块五毛钱。他对妈说，我转业，组织上给安排了工作，分配了住房，这家不是安好了么？我还要安家费干什么？他一分钱没留，都交了党费……妈张不开嘴，伸不出手啊！”
　　 ……
　　 爸爸，我那9岁当儿童团长，11岁参加长征的红小鬼爸爸，你那三百三十七块五毛钱党费，曾经鼓舞着我们的母亲——你的妻子；我们四兄弟——你的儿子，走过了一段多么艰苦漫长的人生之路啊！
　　
　　 （董光平口述 栾英杰执笔）
　　
　　 （原载1992年3月22日上海《生活周刊》，江山网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