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急诊室出来，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明知道没有末班车了，可是我和哥哥还是怀着侥幸的心理，搀扶着母亲向车站方向走去。
　　 母亲患精神分裂症多年了，一直在安定医院诊治。那天下午，安定医院的一位保健医生来家里，给母亲打了一针。据那位保健医生说，针剂是一种新药，对抑制精神分裂效果不错。没承想，医生走后不久，母亲发生药物反应，抽搐、气喘，痛苦得缩成一团。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我们哥俩只好架起母亲，倒了两趟公共汽车，赶到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挂号、诊断、拿药、打针，这一折腾，好几个钟头就过去了。
　　 1978年的德胜门外，可不是现在这么繁华，那时候的马路边儿几乎全是荒郊野地。正值深秋季节，天气格外寒凉，偏偏又起风了，风夹带着沙粒扑面而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而且看样子还要下雨，母亲冻得浑身瑟瑟发抖。
　　 我们哥俩琢磨：“能截一辆卡车也行啊！和人家好好说说，兴许能捎我们一段儿。”然而，走了好大一截子，连一辆车的影子都没有。也是，这鬼天气，谁还出来干什么呢？我们想回急诊室了，在那里忍到天亮，可一想到急诊室北窗户上的那两个大洞，又望而却步了，俗话说：“针鼻儿大的洞，斗大的风”嘛。
　　 怎么办？我们几乎绝望了。
　　 就在这时，身后射来两道雪亮的光柱。我回头一看，远处驶来一辆轿车！我的希望终于点燃了，说什么也得招手示意啊！不料驶近了一看，是一辆“红旗”轿车。谁都知道，红旗轿车是中央首长乘坐的，咱老百姓哪能随便招手去拦红旗车呀？我们心里燃起的希望也一下子破灭了。我们转过身，继续慢慢地向前移动脚步。此时，我们已走出老远了，到了德外的苇子坑。
　　 然而，光柱却没有一闪而过，它慢慢地在我们面前黯淡下来。我惊讶地一扭头，只见那辆红旗轿车已经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们身边。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关切地问我们：“是病人吧？是回家吗？”我们说：“是！”他说：“这么晚了，哪儿还有车呀？来，我送你们回去吧。”说着，他打开车门，请我们母子三人上了轿车。
　　 哦！车里面暖融融的，好像还有暖气呢。一股暖流涌遍了我们全身。此时，车外当真下雨了，雨滴“啪啪”地打在车窗上，然而母亲却全然不觉，偎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
　　 司机问我：“你们住在哪儿？”我告诉他：“西城区三里河。”说话工夫，我看清楚他身穿一身绿，是个解放军。我的心里顿时热烘烘的。
　　 我打听司机贵姓，叫什么名字？司机说：“我姓王。”我又问他的工作单位，他微笑着说：“这些都不用问了，我是给首长开车的。”
　　 “给首长开车的。”听司机的口气，这位首长的级别一定非常高。那么，这位首长是谁呢？我特别想知道。本想问一句的，但觉得不太合适，话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我对他说：“谢谢你，也得谢谢你们首长！”他告诉我，他本来是应该直接开回西山首长驻地的，现在先绕道把我们送到西城三里河。我很过意不去，问他：“你送我们，耽误时间了，回去首长批评你怎么办？你这个道绕得可不近呢。”他笑了，说：“那不会，首长平时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碰见群众有困难，能帮就帮……”
　　 外边的雨越下越大，瓢泼一般，车窗前边水汽蒙蒙的。我们哥俩千恩万谢，一个劲儿地对司机说：“你真是救了我们的急啦！要不然，这么大的雨，让我们怎么办啊？我妈本来就是个病人！”他说：“没有什么。今天这个情况，就是首长在车上，也会让我这么做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结——那位好心的司机在哪里，那位首长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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