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艰苦岁月中的守护神，至今难忘。
　　 生活中的启蒙老师是母亲。但从来没有人把母亲放在教师的位置衡量，突然间觉得很对不起大字不识却头头是道的母亲。
　　 学习上的启蒙老师是被现代人遗忘的农民——民办教师们！
　　 他们就像赤脚医生一样，把我们养育大，突然有一天，被踢出历史舞台，甚至给他们套上了有色服装，仿佛成了“历史罪人”！各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名词都强加于他们头上，最终被淘汰出局。曾经，没有各村各队的赤脚医生，我们很难长大，甚至早已夭折，在清贫年代，他们扮演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角色。没有他们的笨手笨脚操作和日夜不嫌弃的付出，或许，很多人会遭更大的罪甚至落下残疾，随叫随到的服务态度，急你所急的医者仁心，不加利益的营业方式，做着本份工作，尽着人道主义精神，才有了我们踏实的底气。
　　 一旦有病，首先想到的是距离最近的赤脚医生和药铺。一旦遇到写信或念文字的难题，想找的人就是庄里念书人或民办教师。在同一时期，识字人在农村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样，作为民办教师，他们不收取任何费用，冬天一身雪霜，夏天一身泥汗，在乡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文人角色。作为农民，放下铁锹，扁担，走进被人抬举的位置是“先生”，走进泥土地是庄稼汉。
　　 在不大的泥土胚讲台，手舞足蹈，声情并茂，为井底之蛙的我们画出了飞向蓝天的梦想图画。
　　 一个人，就是一个学校，两三个人，也是一个学校。
　　 七十年代初，我们的教室是生产队里的公共场所，起初的土窑，是队上用来学习的文化室，多少本队的男女青年、新媳妇，在文化室里学会了一撇一捺，学会了毛主席语录，学会了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我们叫羊马数，都得益于当初的“文化人”。
　　 但凡念过几天书的人都算是有文化的人。我们的民办教师更是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教室后来换做场房，当我们从一个窑洞搬进土木结构房子后，宽敞明亮的教室顿时显得很洋气。几块长木板，就是我们的桌子，几条长木凳，则是我们的板凳，简易，简洁，简单，简约，正如现在的仿古装修风格。返璞归真，我们不用刻意设计，现有的东西，就往那一放，古朴大方，简单拼凑。木板是用大锯改的柳树板，粗糙，且不端正。我们趴在上面写字，读书，听老师讲课。一笔一划，从肘下木板开始，一撇一捺，从不规则的粗糙中练习。
　　 我们的老师很认真，有时甚至急得结结巴巴，唠叨个不停，又是比划，又是训诫，汉语拼音虽然念得不太正，但做到了声母韵母的反复比较和单词单句分开重复训练。从汉字到注音，组合，拆开，再到组词，造句，一段话，一个成语，无不彰显着教师的尽心尽力。我现在上网打字用拼音，都是民办教师的功劳。
　　 从1+1=2到个十、百、千、万，再到加减乘除法，写了擦，擦了写，一遍又一遍的演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手把手教会了我们从哪里下笔，从哪里收笔。老师教会了我们握毛笔的姿势，大楷字、中楷字、小楷字，是每个人必须完成的作业。天气热了让我们在院子阴凉处写字、练习，冷了让我们在有太阳的地方画笔画、写数字，一片土地，一方天地，各有其主。
　　 老师没有粉笔了就用土疙瘩在黑板上画字，没有墨水了就用锅墨在纸上写字，没有擦子了就用指头或衣袖擦。我们没有本子了在地上写，手上写，衣服上也写。草稿本子，翻里翻面写个遍，写了擦，擦了再写，唯独不能在书上写。如果谁把书画烂，老师定会毫不客气打板子，首当其冲受难的就是稚嫩又沾满垢痂的手，谁说教鞭打人不疼，那都是假的。一根扫竹教鞭，能指教一学期人，打断再抽一根，谁不听话或完不成作业或写错念错字，教鞭就是督察组。哭鼻子也得有个勇气，没几个敢哭的主儿，越哭越挨打，只要你骨头硬，就扛着。
　　 小时候，对老师的怕，是真怕，比父母还怕，更是敬而远之，父母我们还敢顶撞或狡辩，对老师就是不敢对抗。从来没听过哪个父母不让老师打孩子的先例，也从来没听说哪个学生挨打后敢给家长说。
　　 我们的老师也很可怜，种着庄稼，做着家务，教着学生。近处的中午、晚上可回家吃饭休息，远处的则中午背着干粮馍馍就地解决温饱。下雨天下雪天一步三滑往回走，山区，没有平坦大道，只有羊肠小道，歪歪扭扭高一脚低一脚。记住了，那时候没有雨伞没有雨鞋，有的只是手脚并用，连爬带滚。老师的行动，大家看在眼里，有时也会被学生背地里偷笑取乐议论。
　　 当我们稍微长大了些后，队上的学校被撤销，结束了只有一个民办教师的教学点，学生转到山背后的灰条岔去上学，老师回家务农。从此开启了翻山越岭求学生涯，幸好时间不长，两三年后又转到公社中心学校，同年中小学分校。
　　 那年正好是1976年9月，报到没几天就接到了毛主席逝世的通知，那年秋天，雨水泛滥，几乎没有干着的地方，我们站在雨中举行悼念仪式，也在老师的带动下学会了扎纸花，每人左臂戴着一朵白色小花，哭得鼻涕眼泪一起流。那里老师多一点，一共三个，两男一女，都是民办教师。那个年月，可想，女人当老师多威风。而且我们的那个女老师很厉害，能打的很，学生没有不怕的。至今，我忘不了她一身男人打扮的模样，常年一身蓝或一身黑，戴一个蓝色扇扇帽（有舌头的帽子）。走站拿着一根教鞭，胳膊下夹着书本，或手里端着粉笔盒、墨水。这个学校的教鞭质量提高了一个档次，变成一寸宽的米尺样板子。一看那宽度、厚度、硬度，便知道打人有多疼，不皮开肉绽，起码血痕累累。当然，我们谁也没逃过那根教鞭的检阅。因为她既是老师又是校长，一但违规，她有处决权。
　　 民办教师是全才，不信你仔细记，哪个不是上了语文又上数学？那时我们叫算数不叫数学。老师们个个算盘打的噼里啪啦响，三下五除二，干脆利落。（在老师教鞭的逼迫下乘法口诀和珠算手法很快学会，至今操作起来游刃有余）。哪个不是下了音乐课又上体育课？革命歌曲唱地铿锵有力，篮球打的雷厉风行。在全才老师的引导下，我也学会了简谱知识，才有了后来在单位春晚联欢会的电子琴演奏。
　　 尽管后来把所学的东西基本全还给了老师，但我很感激那些不图钱不图名的朴实人，我的启蒙老师——民办教师们。
　　 记得有个老师讲课文绉绉的：我们所说的个、十、百、千、万……
　　 就这一句，让我们背后开玩笑重复着学说了几年。
　　 我的老师们既严肃又接地气，既幽默又老实，就那么一点点知识，毫无保留奉献给了乡村娃娃。他们根本不知道所教过的学生将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谁会出人头地，更不知道谁还会记得他们的艰苦岁月。
　　 在民办教师跟前学会了很多知识，包括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至今不忘老师们带我们到生产队里拔糜子谷子，挖洋芋掰玉米，到几里路外给老师抬水和抬水打扫卫生。不忘下雨天老师从河边一个个抱着渡河，不忘冷了从老师的炉子上倒一口热水喝，不忘下湿了衣服、鞋子借老师炉火烘烤的景象，不忘冬天拿着冻实的杂粮馍在炉子上煖消吃。
　　 曾经的民办教师，承担了一部分中国的教育事业，如今，他们归于平静的泥土生活。回头看看，那些可敬可爱的“文化人”，没有怨言，低头耕耘，或许心怀不安，偶尔记起他们付出的足迹，落寞涌上心头，或欣慰写在脸上，毕竟，我们的文化传承，有他们一份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