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16岁，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到郑州上学。郑州是省会城市，家乡是小县城，自然比郑州闭塞，孤陋寡闻得多。春节放假回家，我滔滔不绝地向我娘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姥姥家在偏远的小乡村，娘是文盲，若不是嫁了爹，连县城都没进过，娘到我家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埋头家务，最远去的地方，只是到街口买买菜。街西口是无垠的农田和菜园，田野远处，七八里外是京广铁路，可以眺望到南来北往一串房子似的奔驰客车在铁路上奔跑。
　　 我说：“火车每节车厢都有厕所。”
　　 娘惊奇说：“那一间间拉着跑的房子里有茅肆（厕所）？感兴好。如果咱家房子里有，就不用尿盆了，刮风下雨、冬天下大雪也不怕。”
　　 “郑州的路太棒了！有一条金水大道，十几里长，路边大树一棵挨一棵，林荫遮天蔽日，下雨都不用打伞。”
　　 娘停住手里的针线活津津有味地听。
　　 我又说：“娘，我看到外国人了。”
　　 娘不以为然又拿起了针线，漫不经心说：“外国人啥稀罕，不也是一个鼻子俩眼么？”
　　 我说：“不！黄头发蓝眼睛。”
　　 “那么，外国人夜里走路不用灯了。猫就是蓝眼睛。”
　　 娘的话让我忍俊不禁。我说：“蓝眼睛黑眼睛，夜里都看不到东西。”
　　 于是，娘不屑地说：“我以为外国人比咱‘能’哩。”
　　 ……
　　 郑州，我们学校路对面，是郑州第二砂轮厂的生活区，二砂是国家“一五”计划东德援建的企业，生活区里有座德国专家楼，精致小巧，二层、高顶、大窗户，但每天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据说一楼是舞厅餐厅娱乐室，二楼是卧室，十分豪华；后院铁栅栏围着假山喷泉和一个羽毛球场。那时候郑州几乎没有外国人，专家楼外看洋人，成了附近居民欣赏的一道风景线。不过专家楼戒备森严，只能远远地看，而外国人很少出来，我上学三个月，常往专家楼跑，守株待兔，但仅看到过两回，近似蓬莱看海市蜃楼了。
　　 以后文革开始，外国专家撤走了，楼墙刷上了“反帝反修”一类的黑字标语，文革结束，更名为了二砂招待所。
　　 我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大型国企，改革开放之初，我厂效益如日中天，连续两届跻身全国500家最大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芬兰引进一条电缆生产线，三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我厂安装调试，河南省外贸厅派一个翻译和我厂一个吊车工、一个电工配合工作。起初，我厂的工人纷纷到调试现场看外国人，很快就不稀奇了。据吊车和电工师傅说，外国人工作认真负责，上下班准时；上班工作服，下班更衣西装革履，一丝不苟，所以他们的衣着让人感觉很潇洒。不像我们，工厂发有工作服，却上班不穿仍日常便服，上下班不分，什么时候都灰头土脸的，安检员三令五申依然我行我素。
　　 那时候，我是厂工会体育干事，引进设备调试期间，正逢五一，举办职工长跑赛，一位外国人参加了，沿途啦啦队热烈地为职工和这位洋朋友鼓掌呐喊加油，外国人坚持跑完全程，可惜没有跑进获奖名次，工人们强烈要求授以他纪念奖，外国人得到纪念品后高兴地手舞足蹈，说的外国话我听不懂，翻译告诉我，他说，纪念品很有意义，他要带回国珍藏。他叫：“米卡莎洛”，至今我还准确地记着这个芬兰人的名字。别来无恙，现在米卡莎洛已是耄耋老人了，国际劳动节长跑纪念奖，见证着各国人民平等、友好的友谊，源远流长。
　　 然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大，现在，郑州市街头巷尾超市公交车，都可能邂逅外国人，人们渐渐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了。
　　 那天早晨我乘坐地铁，旁边坐着两个半老妇女，像去跳广场舞，因为手里拿着跳舞的大扇子，有一个穿运动裤，恭维似的口气说：“我看到过你女婿，真帅！哪国的？很有钱吧？”另一个头发染得乌黑，淡妆红唇，满脸的清高傲气，说：“加拿大。”“你去过闺女家吧？”“去过。加拿大的城市处处比中国干净漂亮。一家一座别墅楼，他们小两口买的有房车，星期天去旅游，车里能吃能睡能洗澡……”我斜睨这娘们一眼，女儿不过嫁了老外，她就数典忘祖，我不想听她喋喋不休地炫耀，起身去了另节车厢。
　　 其实，像这娘们德性，我们小区有一个男的。老家在博爱，我老家卫辉，都是豫北人，半个老乡，见面相互打招呼“吃罢饭了、喝罢汤了”乡音乡语亲切自然。自从他女儿嫁了个土耳其老外，便得意忘形，不认自己门朝哪了，和我打招呼竟然不阴不阳，南腔北调地“早上好、晚上好、拜拜”起来，让我倒胃，从此我再不和他搭话。
　　 现代化的地铁风驰电闪地奔驰，车厢里让人感受到一种时代奋进的浓郁气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想，中国人娶个老外媳妇、或女儿嫁给老外女婿，只要合法，都合情和理，无可厚非，应予祝福。但是，“外国人也是一个鼻子俩眼么”。我娘如果活到现在100多岁了，老人家的话，声犹在耳，朴实简洁精辟富有哲理，我深信不疑。国不分中外，人无论土洋，友好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别，如此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改革开放的时代里，我鄙夷崇洋媚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