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众家学说，其思想各有千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孙武作为兵家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孙子兵法》是兵家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典范，影响深远。该部兵法，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研究战争和设计战略战术以及用兵。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模式要求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以此概念，古代的孙子无疑是通晓辩证思维的“神人”。辩证思维是孙子与生俱来的天赋还是什么呢？历史真相，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孙子有其独到的辩证思维和古代哲学观。
　　 纵观《孙子兵法》，孙子的辩证思维极为丰富，其辩证观念涉及战略、用兵及管理等诸多方面内容，其艺术化的辩证手法更是酣畅淋漓。在上篇赏析文中，简略谈过攻心与攻城、速战与久战、求战与求胜等辩证关系，本文重点分析本部兵法的六个辩证关系。
　　
　　 一、知己与知彼的辩证关系
　　 知己知彼，这是谈及《孙子兵法》时，必谈的一个话题，也是分析敌我之胜算的一个重要课题。知己知彼，就像一对不分家的怨家，它们之间是相互对立、又彼此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庙算”出现失算的结果。
　　 孙子在《谋攻篇》的结尾断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态度鲜明地阐述了知彼知己的利害关系，以此预测了战争的决定性结果。
　　 知己知彼，都非易事！
　　 相对而言，知己易，知彼难。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知己易，然而，受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或知己的渠道、信息的获取、军令的执行等诸多原因的制约，知己方面或多或少会存在着上下不对称、友邻没兼顾的现实隐患，故而知己也不易。特别是遇到头脑冲动且乾纲独断的决策者，就更难说真的知己了！
　　 知彼难，在于相关信息取之于敌，其难在于信息的获取和及时有效的传递。知彼的方法很多，常用战略性试探，或敌后用间，或阵前侦察等多方手段。这类信息，由于过滤了许多与之不相关、不重要的敌方信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时效性，这对于应对当面或一线之敌会将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有句俗话，一个出色间谍的战斗力相当于一个师。这并非夸张！
　　 知彼，相当于敌方之战场态势已经透明化，就看我方应对之策了。这就像下军棋，你知道对方的棋子布阵，而对方只能猜本方的棋子布阵。孰输孰赢，自在掌握之中。
　　 关于知彼的战例，孙子在《虚实篇》有过列举：“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能够预知交战之地，交战之日，即使多远也可以千里奔袭。知敌之情，则可提前布局；知敌动向，则可提前埋伏打伏击。这一切，关键还是知己知彼。
　　 但是，不是所有的战斗决心都是获取情报而决策的，更多的时候需要一线指挥员临机处断。同时，孙子紧接着列举了不知彼的情况，“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战斗不是孤立的！如果分工？如何协调？如何保障？不知彼，也不知己，到最后打的是一场糊涂仗。凭感觉，撞运气，能打仗胜吗？
　　 所以说，知己知彼是决胜之关键。知之并比较敌我双方的综合实力，是为最终的决策服务的。没有比较，就永远看不到差距；经过比较，才能客观地认识我方和客观地评估敌方。关于如何比较双方实力，孙子以“五事七计”进行了论述。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些论述，孙子说得很明白，并逐一做了详细解读，强调通过以上五个方面和七种情况的比较，以此来探究和判断战争的胜负。但是，在现实对决中，还有一种无形的“软实力”和“精气神”是无法用尺度衡量的。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志愿军打败了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我军的这种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是外军所不具备的。
　　
　　 二、先谋与后动的辩证关系
　　 先谋与后动，通俗地说是用兵的两个阶段。先谋，即预先谋定，是评估决策阶段；后动，即顺势而战，则是实践交战阶段。
　　 纵观《孙子兵法》提出的用兵之道，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基于动态发展情况的预知预判，以此弄清楚“能不能胜算”的问题。这就是，预先谋定而后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打没有把握的仗。至于“算什么”，孙子在“五事七计”中已经阐述过了。对于“算”的结果，孙子是这样提醒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战争，确实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和口出狂言，而是关乎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死的大事。若不精心准备，岂能轻言或轻启战事？！当然，当代国际社会从来都不会缺少战争狂人的。那么，又是谁给了那些战争狂人勇气呢？是战争背后的私利。
　　 战争远不是设想的那么简单，那么顺心如意！
　　 战争打响，战场态势必如湍急凶险的水势，或是惊涛骇浪，或是暗流涌动，没有静如平湖的时候。即使再弱小的实力，也有反抗的能力。兔子急了还蹬鹰呢！或许，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最终的胜利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当然，这是由战术目标或战略目的所决定的。但就其战争而言，仅仅有了胜算的前提，还不能说用兵就一定能打胜仗。
　　 那么，怎样才能打胜仗呢？孙子用了一句话形象地打比方，“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因地形的变化而被限制流向，其势由高趋向低处。用兵如流水，就是根据敌人的情况，使其兵势避强击弱，避实就虚，以此攻击力量最薄弱的敌人或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但兵势不像水势这样直观，孙子有其独到的取胜之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此为用兵的十二种诡道之法，实是惑敌之策，让敌人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以利于我方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以我之动而调敌之动，这是牵着敌人走，而我则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胜之。
　　
　　 三、任势与造势的辩证关系
　　 势，是趋势，是方向，是能量。
　　 大势是无法改变、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比如，祖国完全统一是天下大势，“台独”是逆流，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岸统一。站在祖国统一战线的，是历史的功臣；为“台独”而战的，是历史的罪人。
　　 孙子《计篇》的这篇论述，更像是他对各路诸侯的王公大臣阐述的关于战争问题的立场观点。从文中可窥其意，“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简单地说就是，若听从我的办法，一定会取用，那么我就留下；若不听从我的，一定会失败，那么我就离开。接着，孙子继续强调，“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策方略被采纳以后，还要制造有利的态势，用以辅佐解决其他问题。孙子强调的态势，是指根据有利态势而采取主动灵活的应变对策。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出现不利态势时，又该怎么办呢？造势！即制造有利的态势，战场的主动权仍然在我！
　　 在孙子看来，有了好的战略和方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有利的态势来辅助完成。这“势”，就是击败敌人的关键能量所在，就像久盼的东风。势来则顺势，无势则借势或造势，故巧妙用兵就在于借势、造势或顺势而战。
　　 其实，任势与造势是“势”的“有或无”“怎么办”的两个问题。有势，则可任势或顺势；无势，则需借势或造势。
　　 任势，是已经处于有利势态，勿须造势或借势，只需任势或顺势而为之
　　 造势在于制造假象，调动敌人，致敌而不被敌所致。制造假象，是为了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敌人牵着走。敌人会被牵着走吗？孙子认为，敌人会被牵着走的。以何而牵呢？无怪乎利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善于调动敌人，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敌人一定听从调动；给予一些小利，敌人一定会动而取之；其实，这就是以小利诱敌而动，再以我之重兵伺机破敌败敌。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类似的战例有很多。
　　 由此可见，造势是主动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是主动求变。正如孙子所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求，是追求之意。为将者，应当追求有利的态势，而不苛求于士兵，其意透着“势”重于“人”。现实确实如此！孙子也有意思地说了一句：“任势者，战人也……”善战，是选人用人与任势顺势的统一。
　　
　　 四、用利与用害的辩证关系
　　 凡事都有其利，亦有其害，这是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战争，用兵，管理，亦是如此。认识到事物的利与弊，关键在于趋利避害，化弊为利。
　　 用利或用害，是常见的以我为主的用兵之法。孙子在《虚实篇》中阐述：“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能使敌人自己到达我方预设区域的，是用利引诱的结果；不能使敌人到达我方预定区域的，或是因为予利而不足，或是因为行动遇有阻力。敌人，因利而来，因害而不敢来。来与不来，也是敌人权衡的结果。为此，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要围绕着“我方需要什么”，充分考虑“敌方需要什么”，施之以饵，去之以害，此为诱敌之法，通俗地说就是舍小而为大。用利或去害的最终结果，可以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
　　 用兵有利有害，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处理好利与害的问题呢？孙子在《九变篇》给出明确的答案：“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杂，兼顾之意。意思是说，对于明智的将帅来讲，行动之前要考虑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的问题。兼顾有利条件，则任务可以实现；兼顾不利因素，则隐患可预先化解。孙子的这些论断，是从矛盾的对立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这种矛盾分析法，也是现代管理中常见的一种预测分析方法。分析到此句，不得不惊赞几千年前的孙子已经娴熟于现代辩证思维！
　　 思其利，虑其害，兼顾利害，一般是决策者考虑的问题。对于一般的执行者，唯有坚决执行。
　　 但是，利是什么，害有哪些，谁会告诉你这个问题？至少孙子认为，不能告诉！他在《九地篇》中这样论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意思是说，安排士兵执行任务时，不要告诉意图和实情。只告诉有利的一面，不告诉不利的一面。这一点，符合中国古代军队及很多外军的作战思想。比如：城里有大量的珠宝美女，攻下这座城池，就都是你们的！有利可图，就有一群亡命的虎狼之师。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打仗，更不会告诉他们城里的危险或任务的危险等等。
　　 人民军队就不一样了！当兵首先就要弄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这个基本问题。
　　 遇有急难险重任务时，共产党员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冲锋在前！不少战斗影片里，有这样一组对比的画面，一位我军干部在前面喊“跟我上！”一位国军长官在后面喊“给我上！”短短的两句话，精辟而形象地塑造了不同形象的两支军队。这是人民军队与其他任何一支军队的本质区别。若孙子还在世，也会惊叹世间竟有如此军队！
　　 利与害，是暂时的，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孙子有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亡地，死地，都是危险的境地。如果只看到险境，而没有看到身处险境的有利因素，那么必败无疑；如果看到身处险境的有利因素，则战争的结局就将是惊艳反转。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汉将军韩信率军攻赵，命令将士背靠大河摆开阵势，与敌人交战。韩信以前临大敌、后无退路的处境激发将士拼死求胜的决心，结果大破赵军。
　　 兵处险境，更容易激发出拼死战斗的血性。因此，处险并非都是坏事，有时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这正是用利与用害的绝妙转化。
　　
　　 五、示形与隐形的辩证关系
　　 关于示形或隐形，孙子的《虚实篇》有过浓墨重彩的论述。
　　 隐形或示形，两者的关系可以同存，可以交融，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孰隐孰示，都是根据战场态势来确定的。战略呈压倒性强大时，可不必过于隐形，必要时还可以大张旗鼓，从声势和气势上制造大兵压境之势，给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未战而怯战。当年的海湾战争，就上演过这样的开战大戏。
　　 但是，就局部战场而言，仍需根据战场态势，或隐或示，切不可狂妄而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