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福顺死啦。”年关，我表弟云峰来我家串门，告诉我。
　　 “咋死啦？”
　　 周福顺大我三四岁，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回生产队，经常和他在一块劳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又成了近邻。我印象中，他身体还硬朗，听说他死了，不免有些吃惊。
　　 “这不拆迁了嘛。家拆了，赔偿款和回迁房都没影呢。在县城东边江庄租了房子。天天念叨自家老房子，想不开，生气，突发心脏病。唉！气死的。”表弟叹着气说。
　　 “都是拆迁惹的祸。”我不由感叹。
　　 大城市里的拆迁风已经偃旗息鼓，三线小县城的拆迁风却还方兴未艾。年前，周福顺的老宅院，被拆迁旋风刮得呼啦啦墙倒屋塌，转眼间，只剩下断壁残垣。
　　 周福顺不识字，也没有一技之长，生活一直很拮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卖责任田卖了些钱，才盖了一处像模像样的宅院。小县城里的大拆迁，很不规范，老百姓的房子，说拆就拆，赔偿款和回迁房，拖很久还兑现不了。家里很穷的周福顺，本想在城里租楼房，到处打听，房价忒贵，租不起，只好到城郊乡村租房子住。
　　 不仅仅是周福顺，我的一位老同学，是政府核实公布的贫困户，家里房子拆了，在城里租不起房子，也只好到城南郊区乡下租房子，大冬天，单程十几里地，骑着电车，接送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个中艰辛，自不待言。
　　 据我了解，被不规范的拆迁困扰的老百姓，不在少数，他们虽然不像周福顺那样会气死，但是，他们生活中的苦楚，心里的失落，也不会比周福顺少。
　　 周福顺生气，我很理解。在城里生活了七十多年，自己亲手建设起来的宅院，吃喝拉撒睡了几十年的故居，忽然间，土崩瓦解。土崩瓦解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老宅和肉体寄寓的故居，还有精神寄托的寓所和灵魂盘绕的根基。
　　 两年前，东门里三弯巷，我们李家老宅院——我从呱呱坠地到二十三岁一直生活在那里的老宅院，也转眼之间夷为平地。在它被摧残得房倒屋塌的时候，我去看过。眼看着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居只剩下残砖烂瓦，心里就像被汹涌而来的滔滔洪水淹没；自己脚下，恍然一片虚空；整个人，也恍然一株悬在半空中的无根树，在虚空的世界里飘飘摇摇。
　　 我四叔，拍下了北院还在时的模样，我翠金姑和一位堂弟，拍下了南院临近拆除的模样，然后，他们又拍下了北院和南院被摧枯拉朽的惨境，发在我们家族群里。在外地的我二叔和翠芝姑，在群里回忆起他们小时候李家故居和我们家族兴盛时的情景。转眼间，物非人非，我们的老宅院，即将彻底杳无踪影，大家不免哀戚叹惋。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城镇拆迁之风，自有它应当发生的理由，拆迁之后，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也会改善。但是，眼看着生活了好几代的故居一刹那间夷为平地，我们还是觉得被挖掉了生命根基，莫不怅然若失。
　　 我的云峰表弟又说，“自己的院子，自己辛辛苦苦盖起来的三层楼，住得好好的，眼睁睁看着被拆得七零八落，心里真难受。唉！以后，再也住不上那样的庭院了。”说完，又叹了好几口气。
　　 这座小县城，曾经非常熟悉的老街道，小胡同，旧式庭院，即将被彻底拆除殆尽。我表弟的叹惋，不仅仅是对自家楼房被拆除的惋惜，也是对这座小县城庭院式居住模式即将彻底消亡的哀婉。
　　 我岳父家的老宅院，年前刚拆掉。现在，他和我后岳母住在我妻子一个妹妹家的老房子里，据说，那里，也很快就要拆迁。我的岳父，今年九十一，虽然生活还能自理，脑力腿力眼力，免不了都有所减退，如今，只要天气条件许可，他都要习惯性地骑着脚踏三轮，到自家旧庭院那里转一转。有时候，一天就能去转三四趟。他的旧居重游，既是恋旧——恋故居之旧，也是在归根——回归灵魂之根。唯有如此，他才心安。
　　 最近，我和老伴儿常到东明湖公园游玩。东明湖，连带它北面的体育公园、逍遥湖公园，都是旧民房拆迁之后新开辟的公园。这三个公园，彰显着这座小县城城市建设的新风貌。
　　 东明湖一片小广场里的石板地上，镶嵌着一幅民国时期老县城的分布图。其中，我家故居所在的三弯巷，邻近的胡同——我妻子娘家故居所在的南顺城街，赫然入目。我们夫妻俩，低着头，瞅着标有“三弯巷”和“南顺城街”的极狭细的小长框，怅惘良久。
　　 我对老伴儿说，“咱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胡同，熙熙攘攘的老邻居，密密麻麻的老庭院，在这幅图里，就变成这么细小的两条框了。以后，想给咱们的后辈人介绍咱俩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能领着他们到这里看看了。”
　　 老伴儿跟着叹息好几声。
　　 我俩的叹惋，既是人到老年的怀旧心理驱使，也同样是对庭院式居住模式的留恋。
　　 二
　　 “运东死啦！”我老伴儿的一个堂弟来我家串门，闲谈中，又提到死人的话题。
　　 运东，黑黑胖胖，爱笑，家里开着门市，好几间，主营烟酒，在两条主街的拐弯处。三年前，去北欧旅游，我们两口子曾经和他在游船上邂逅。运东很会做生意，一般商品，定价都比其它门市稍微便宜些，不管是谁，如果买得多，就按批发价出售，用不完，还可以原价回收。城里好些人家，要办婚丧大事，需要烟酒，都喜欢到他的门市去购买，所以，他的门市，生意很兴隆。
　　 听了堂弟的话，老伴儿很吃惊，“咦！蛮壮实一个人，咋就死了呢？”
　　 “说是心脏病突发，唉！还不是因为拆迁气的。”堂弟媳妇在一旁说。
　　 堂弟接着说，“他家房子拆了，没少赔钱。拆迁款还没到手，因为分钱，闹家窝子，气死啦。”
　　 听了一会儿，慢慢听出端详。
　　 运东的爹诨号郑二诸葛，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很会算计的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挨着他家里的一块责任田，新开辟了两条通衢大道。他很有超前意识，看准了商机，先在责任田里盖了一处大院子，开家庭餐馆。后来，眼看那一片越来越繁华，又临街盖了拐弯十几间门市，朝南的五六间，开了烟酒门市；朝东的五六间，开了饭店。
　　 年纪大了，郑二诸葛就把门市交给大儿子——也就是运东，饭店交给二儿子，闺女出嫁了，有时候，也贴补她一部分钱。房产，却一直在郑二诸葛手里。
　　 这次大拆迁，他家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款。钱没到手，郑二诸葛打算分给两个儿子每人两百万，早就出嫁的闺女，也不亏待她，许给她六十万。剩下的，自己和老伴儿养老。
　　 没想到，闺女不愿意，也要二百万。
　　 郑二诸葛告诉她，“盖房子的时候，你俩哥都拿着钱呢。”
　　 她闺女反驳道，“当时，你为啥不叫我拿钱啊？”
　　 “你出嫁的闺女，让你再给娘家拿钱盖房子，不合老理儿啊。”郑二诸葛回应道。
　　 她闺女气不过，回怼道：“啥老理儿？你就是重男轻女，偏向俺俩哥。我不管，我就是要跟他俩一样，要二百万。”
　　 郑二诸葛被闺女气得脑出血，住院治疗后，落了个偏瘫后遗症。当大哥的运东，看不惯妹妹这么闹，也心疼他爹，就教训了妹妹几句，妹妹根本不听训，愤而反击，兄妹俩，吵闹不休。
　　 “这不，头天晚上，兄妹俩大吵一场，第二天早上，他媳妇叫他起床吃饭，才发现，半夜里不知道啥时候，早咽气了。”堂弟说没完，堂弟媳妇接着说，“可惜了，才五十多岁，就走了。”
　　 小城刮起拆迁风，也将国民自私贪婪的劣根性刮得体无完肤。
　　 一旦签了房屋拆迁合同，定下来赔偿款和回迁房，跟公家人的斗争告一段落，一家人窝里斗的大戏，马上开演。亲情，被金钱瓦解；贪欲，被金钱膨胀。因为争分赔偿款，像郑二诸葛一家人那样，父女反目，骨肉结仇的，还真不少。
　　 前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小说，名叫《头上一片蓝天》，写的就是因为拆迁，父子成仇，当爹的把儿子告上了法庭的故事。这事儿，是有原型的。
　　 主人公宝庆叔，比我大两岁，也是我们的邻居，本是工薪阶层，上班时，工资还挺高。退休以后，也有六千多块，在小县城生活，不说滋润吧，起码，还过得去。
　　 宝庆叔家里有一处大宅院，一座两层楼。他的原配妻子，五十多岁，就因病死去。他又找了一个伴儿，因为儿子和儿媳不容，只好把院子和楼房让儿子一家住，自己和二婚老婆，在外面租房子，另住。
　　 拆迁风刮来，家里院子和楼房拆迁时，宝庆叔让儿子签了名。后来，回迁房和赔偿款，都落在儿子手里。回迁房，儿子一家搬进去住，赔偿款，儿子紧紧攥在手里，宝庆叔一毛拿不到。二婚老婆不愿意了，撺掇宝庆叔跟儿子争。
　　 宝庆叔就找儿子要，儿子不答应，跟他明说，“我就是怕那个女人争家产，才这样做。”丝毫不妥协。
　　 儿子的绝情，让他无可奈何。二婚老婆失望了，把他的养老金卡攥在自己手里，告诉他，“你争不回来拆迁款，养老金也甭想花。”
　　 过一段时间，干脆，离开他，带着他的养老金卡，到自己的亲生闺女家住去了。临走，告诉他，“你的养老金，权当给我的补偿。”
　　 宝庆叔鸡飞蛋打，也断了经济来源，只好又回去求儿子，儿子说，“你是我亲爹，我家就是你的家，你回来，我欢迎。缺什么，我给你买，需要花钱，我给你出。要钱，门儿都没有。”
　　 儿子不孝，儿媳妇也不是善茬。宝庆叔哪能和儿子儿媳共处一室？思来想去，就把儿子告上了法庭。诉讼费，都是找人借的。
　　 我写那篇小说时，闭上眼，都能想象得到，百般无奈之下，宝庆叔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告上法庭时的矛盾心理和精神痛苦。
　　 现实生活中，宝庆叔成了邻居嘴里的笑料，有人就背后耻笑他，“这家伙，真笨，自己的大院子，两层楼，全成了儿子的。自己的养老金，二婚老婆花。他自己，一毛钱都抓不到。到最后，还落了个老鼠拉风箱，两头受气。”
　　 宝庆叔确实性格太软弱，也不善于规划自己的人生，然而，本质上，他还是太善良：既想让儿子满意，又想让二婚老婆过得好。不曾想，一场拆迁风，把他的善良刮成悲剧。宝庆叔，老了老了，悲催成悲剧主人公。
　　
　　 （注：为避免麻烦，文中人名，大多为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