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逸老师个子很小，头发与衣服穿着一丝不苟，他给我们上生物课。因为是年级组的负责人，所以给人感觉比较严肃,当时很多同学远远地看见他就躲到一边，害怕与之碰个对面。陆老师讲话时习惯眨眼睛，有时讲一句话，要眨好几下眼睛。他在讲授人体构造功能时说，人的汗与尿的成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当时听了非常新鲜好奇。
　　 相对而言，钟嵩老师上课经常开个玩笑，课堂气氛非常轻松。一次提问，班上有位同学回答不出，傻傻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钟老师笑着说，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答案三个字，钟老师停顿了一下提高声音说，“不知道”，或者是……随后他降低了声调，一字一顿地说，“忘记了”，原来是这么个回答，同学们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这我知道。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在给我们讲授伏契克的巜二十七号牢房》时，钟老师用播音员一样浑厚富有磁性的声音朗诵着课文，边朗读，边在讲台上踱来踱去，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
　　 钟老师的普通话说的非常棒，对课文的解词释义也非常准确。钟老师上课很有激情，他常会在课堂上喊同学朗诵课文，而且一定要用普通话朗诵。记得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戏剧《雷雨》的选段，钟老师就让几个同学各演一个角色，在教室里临场表演，大家表演完后，他像导演一样开心。据说他曾在什么大学当过讲师，怪不得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我至今都有些纳闷，一个县城的中学居然有名牌大学来的讲师，这或许与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吧。好像因为是拿掉了两根肋骨，所以钟老师走路总斜着身子，两只肩膀一高一低，私底下几个淘气同学给他取了个“重心不稳”的绰号。这样的绰号没有多少恶意的，无非是在枯燥繁重的学习中找点儿乐子。
　　 另一位语文老师叫赵华璋。赵老师身材高大,脸庞红润，因为缺了两颗门牙，所以讲话总有点漏风。赵老师改作文特仔细，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如果写得好的句子，他会将文字用红笔一一圈起来。我的作文本常常被赵老师用红笔画上很多符号，评语有时也满满当当的。有次布置的作文，文章主题是勤奋好学。我晚上回家做其他作业，早上才想起来作文还没写，看来写一篇几百字文章恐怕来不及了，只好敷衍了事地临时写了几句“诗”凑合，说是“诗“总共也不过七八句，题目叫作《早》，意思大概是我们起的很早很早，校园的读书声惊醒了小鸟的睡梦，小鸟叽叽喳喳叫道：早早早……没想到作文本发下来，又是优十，这次赵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构思巧妙”。那天作文课上赵老师对我的“诗作”作了仔细点评，最后狠狠地夸了我一番。赵老师说我有写作的才能，是个当作家的料子，我听了激动不已。这句话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所讲的，对于我的鼓励可想而知。回溯上高中时，我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被赵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从那时起我就滋生了一个文学梦。几位不同教学风格的语文老师，对我文学水平的提高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相信我现在仍喜欢写一点文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学时代受了几位非常好的语文老师的影响。
　　
　　 二、
　　 教英语的钱嘉镛老师，身材不高，却十分挺拔，一头劈开西发，发蜡擦得油光水滑，黑色的西装，笔直挺括，纤尘不染，看上去风度翩翩又不失威武。大概因为是他头发太亮，滴水不进的样子，顽皮的同学背后就叫他“钱鸭头”。
　　 钱老师是全校唯一用全英文上课的一位老师。每次上英语课时，刚坐下，还没等书本打开，钱老师叽里呱啦的英文就扑面而来，听得我云里雾里一头雾水。我们这些人，在初中阶段基本上都没好好学过英语，不懂得什么音标发音，少的可怜的一些英文单词，全靠标注了中文读音才死记硬背认识的，苹果Apple注音爱扑，教师Teacher注音梯切，英语English是英格里婿，新闻News为牛死等等。所以我们听钱老师的讲课好比鸭子听天雷一般，每次上课我都有些惶恐不安，生怕叫到自己名字，回答不出他的提问。钱老师边比划边说话，在课堂上使出浑身解数教我们，教的人比我们学的人更着急。
　　 那时，好像肚子特别容易饿，有一次上午第四节课刚好是英语课，教的单词偏偏又是dessert（甜点心），钱老师一遍又一遍领读，我真是越读越饥肠辘辘，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半堂课下来我实在忍不住了，突然想起抽屉里还有早饭吃剩下的半个淡馒头，偷偷地拿出来咬了一大口，嚼的正香时，钱老师忽然喊我起来回答问题了，我满嘴的馒头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憋得我满脸通红，像喝了酒似的发烧，就那样呆若木鸡地傻站着。钱老师看着我皱了皱眉头，然后对我说“Sitdown，please”（请坐下），后面应该还有一句的，我猜想是上课不许吃东西之类的英文，反正我没听懂，我当时的狼狈样可想而知，我如释重负地坐下来，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可能是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英语，几乎每节英语课钱老师都要叫我“Standup”（起立），每当听到他喊我的名字，我紧张得背脊冒汗，一紧张往往出洋相，我把free（自由）的发音，读成了flea（跳蚤），而钱老师使劲帮我纠正，他示范一遍“free”，我读一遍“flea”，钱老师有点无奈地摇摇头，突然冒出一句中文，“这么多跳蚤啊，快成跳蚤市场了”，惹得全班同学笑声一片，有人笑得捂住肚子，还有人眼泪几乎要笑出来了。
　　 七十年代末就用全英文上课的老师，真是领先时代二十年。后来才知道钱老师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经是海军某部的教官，影片《长虹号起义》便是以其所随的军舰为背景事件拍摄的。原来我们碰到了这么高级别的英语老师，只是当初浑然不知，也后悔那时英语底子太薄而无法享受他的授课，真的遗憾！当年作为教官的钱老师，怎么会到诸中来教书的？我不得而知。
　　 教英语的还有一位王继松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那时她大概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剪着齐耳的短发，脸庞白白的，一走上课堂，就用流利的英语宣布开始上课。
　　 她的英语发音很准确，吐词也清晰，板书更是展示了她的风格，或许是刚毕业的缘故，还不会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她板书写得特别多，通常一堂课下来，黑板得擦上三四次，每次挥动胳膊擦黑板，她就鼓起腮帮把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在阻挡那飞扬的粉笔灰，脸也因此涨得红红的。
　　 她不停地写板书，还要求同学们也不停地跟着她做笔记。有同学笔记抄累了，就给她提意见，她以后确实改进了不少。不过，我还是挺喜欢她的板书，她的板书整洁又秀气，也愿意跟着她的板书做笔记，这样子上课不分心，还是起到了强化记忆的作用。
　　 那时，我是被王老师课堂上叫起来答题次数较多的同学之一。很多时候，我答不出她的提问，背不了她要求的课文，到黑板上也写不出她指定的单词，在众目睽睽下，我显得很尴尬，而她没有一点生气和责怪的神情，每次只是微微点头示意，让我回到坐位。
　　 她的表情和态度，让我惭愧万分，感觉自己的表现，有点对不住她，于是就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要有好的表现，不致于让她太失望。就这样，在一次次决心里，学完了高中英语第二册。我的英语学习虽说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成绩，不过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听说王老师是上海知青，被推荐上的师专。怪不得她平时说话时，会冷不丁跳出一两句上海话来，“老好格”、“倷能”、“弗来赛”总是挂在嘴边。王老师身上有一种小城女人没有的，并且学也学不会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现在我才知道这种东西叫做气质。当时作为副班主任的王老师不知什么原因，她会选中我去参加文艺表演的，我对表演向来缺少艺术细胞，绝对的人生短板。那时候她住在智度山上的一个四合院内，当时那里是一处教师宿舍。于是，我们四个同学放学后就去她的住所排演“三句半”。王老师挺有耐心，一遍遍地教我们念台词，做动作。这是我高中时代唯一的一次登台表演，老师同学反应不错，好像还得了个什么奖。同台演“三句半”的其他三位同学，一位后来在农行入职，另一位当兵回来进了卫生系统，还有一位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三、
　　 母校的模样是学子最深情的凝望，而美好的学生时代，是我生命历程中最绚烂的一段记忆。不知道为什么，记忆里紧张学习的场景并不多。也许那样的状态都习以为常了，也或许自己那时并没有真的如老师父母认为的那么努力。有时候几个人在教室熬到半夜两三点，也不记得都学了些什么。
　　 尽管觉得学习枯燥，但趣事也不少。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看电影，一学期交两毛钱的电影费，几乎每月能看一场包场电影，几乎都是革命战斗片。年代久远，全然忘了当时那些电影说了些啥，只依稀记得时常念叨的电影里几句精典的台词：“你啊，黑不溜秋靠边站”、“阿米尔冲！”、“亲爱的老牛同志”。
　　 条件好的同学，看电影时会买五分钱一包的葵花籽吃，往往电影没看完，瓜子壳倒是吃得满地都是，那个年代都那样，没有谁吃瓜子文明的不把壳吐地上。看啥电影不重要，重要的是同学们能在看电影后又疯玩半天。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教室窗户玻璃并不全，总有几块玻璃坏了，迟迟换不上，临时用塑料膜遮一下，但挡不住小风从缝隙“呼呼”钻进来。反正当初班上什么样的同学都有，有个坐窗口的吴同学就把雷锋帽的护耳放下来，捂得严严实实，这样做可能就是不想听某老师讲课了。那天，钟老师正在给大家讲课，突然无厘头的冒出一句话，“今天教室里可是北风呼啸啊”，大家一愣，不知道咋回事？等看到那个把帽耳放下，木知木觉地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吴同学后，全班同学顿时捧腹大笑。
　　 当初班里是男生女生交叉着安排座位。这样子课堂纪律出奇好，课堂上别说小声讲话了，针掉下来都能听到。或许是粮食紧张粗粮搭配，番薯萝卜吃得太多屁也多，不过放屁总是一种不雅的行为，很多时候有屁也只能憋着不敢放，唯恐又臭又响弄出尴尬。班里有个调皮男生特别爱放屁，放屁似乎成了他一种不良嗜好。他常说一句话：“屁是肚里之气，那有不放之理，哈哈”。又说，“每当我看到别人闻到我放的臭屁，捂着鼻子逃跑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因此得了个“臭屁虫”的绰号。
　　 臭屁虫放屁，他最喜在人多安静时进行，把右手举起比成手枪模样，“哺哺”看他放屁后得意洋洋的神情，全班笑尿，老师也哭笑不得。放屁有时也有放屁的好处。一次英语考试，临时由隔壁班的女老师代替监考。那老师尤其认真，一脸懵逼端坐在讲台之上，两眼放光地盯着下面同学的风吹草动，想看下答案也逮不住机会，正当我们几个英语差生一筹莫展时，臭屁虫终于发威了。“噗”的一声，像是轻移凳子的声音，几秒钟工夫臭味便蔓延到了讲台边女老师所坐的位置。我发现女老师有点反应了，她先翘起鼻子来闻了又闻，觉得好像是屁臭。“布…”这次臭屁虫换了一种类型放，好似用力扯破布的响声，比上次明显响了许多，有人小声说谁放臭屁，女老师似乎听到了，说了句“后面同学严肃点，注意考试纪律”，仍坚持坐着没动身。“哺…”臭屁虫接着又放了一个大屁，有点像憋足气息吹大喇叭的声音。女老师终于坐不住了，捂着鼻子跑出了教室。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哈哈哈！
　　 正是青葱岁月，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对美的憧憬和追求如早春二月含苞欲放的桃花、在暗地里萌芽涌动。其实我当初什么也不懂，那时我们男生和女生基本不多说话，如果哪个男女同学稍微热情点，多说几句，会被别人笑话的，现在想来有些好笑，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对漂亮女生只是心里默默喜欢罢了，这种心动根本算不上爱恋。
　　 当然那时学校也有传递情书之事发生，那只是年纪稍大、胆大包天的几个同学的杰作。我呢，我自己知道，打小见女人就心生胆怯，当然更不敢对女生有非分之想了。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当时暗恋过谁，我就会把我记得的美女同学一一奉上，其实这不算暗恋，只是一种淡淡的欢喜，一种对美色自然的向往。
　　 当然，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少年，有些朦朦胧胧的爱意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班上有位男同学，每次放学总要尾随漂亮的班花回家，看她走出校门，穿过大街，越走越远，然后拐进石板小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小弄堂的尽头。第二天又在女生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傻傻等待她的出现。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班花现在在哪？最后嫁给了谁。往事尘封四十年，如今想起仍然新鲜。
　　 二十几往后，工作之后的生活反而变得乏味无趣。作家村上春树说过：我仅仅是感到惊讶，惊讶于昨天与前天毫无区别。惊讶于自己被编排入这样的人生。我渐渐相信村上春树所说的话来，其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平平淡淡。
　　 我在诸中一共度过了两年时光。1979年的夏天，在经过最后一次略显伤感的回望，我跨出校门，走向传说中的社会。那一年，我刚满15岁，正是青春年少时。一别经年，我已然是个年过不惑、有妻有女的中年人。在我离开诸中多年后，也即在我女儿上高一那年，当我再次踏进这所学校校园时，往昔的记忆，都在我走入校门的那一刻颠覆了。除了那座叫智度山的小丘陵，那棵依旧枝叶扶疏的大香樟树，原有的老校舍几乎全部被拆除重建，依山又平添了好几幢新楼。所有记忆中的母校容颜，皆已焕然一新。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是《管子.权修》中的名言。在我重返母校那一刻，我就认定这所学校的老师，自创办的那天起，几十年如一日用心做着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这样一桩太阳底下最伟大的事。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践行“执着、创造、协作”的校训。时隔多年，我在学校的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还是有一些人和事铭记在我的内心深处，现在我把它写出来，并把它献给我在诸中的老师和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