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道《儒林外史》，是从中学课本里面那篇《范进中举》开始的，那个考上举人发疯的形象，像一枚钉子，楔进了我的脑海。因为受到“反向激励”，怕自己成为第二个范进那样的人，所以养成了日后对权势疏懒的性格。
　　 直到头上长出白发，在人世间历尽波折，才知道自己当初那些看法是不对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由我们大家组成的，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把应该争取的权力拱手让给别人，那就不要怪别人在侵凌你的权力。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观点，而不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当时的观点。在吴敬梓生活的年代，是皇权的年代，是封建社会走向巅峰之后，正在走下坡路的那时候。那时候，皇权来自上天，来自皇帝的父辈、祖辈，而不是人民，于是，不存在争取权力的问题，只存在向权势谄媚，或者疏远权势的问题。
　　 显然对于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说，《儒林外史》已经过时了。那么，我们来探讨这样一部已经“过时”的小说，还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检验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就是时间，几百年之后，当我们仍然能看到这部作品，就说明了它的价值。
　　 那么它的价值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它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发展之路，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我们的作品应该谋求的发展方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儒林外史》都以“另类”的面貌存在。因为从《国风》开始，中国作品就强调“哀而不怨”，显然，进行辛辣讽刺的《儒林外史》，并不具备这一“美德”。那么，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作者不顾一切，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禁忌”？为什么它又受到人们的追捧的呢？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
　　 《庄子》被人们称为小说之祖，里面饱含哲理的寓言故事，开小说写作之先河；时间来到唐代之后，《柳毅传》、《虬髯客》等志怪传奇小说，开始走向前台；宋代的《太平广记》，里面收容了无数短篇小说。然后，经过千年的积累，到了明清时代，小说创作迎来了爆发。
　　 而小说创作的爆发，是有几个因素促成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时代的发展，让个方面的力量都在增长，让一直担任群众演员的“草民”，正式登上国家生活舞台，使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有了土壤。
　　 如果我们把秦始皇的政治体制与明朝做一个对比的话，会发现皇权的结构，比过去不知道复杂了多少倍。秦始皇时候，政治结构几乎就是单纯的一言九鼎：皇帝下面也有丞相、九卿和各级官员，但那都是皇帝的手和脚，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于是，当皇帝英明，整个国家就强大而威严，当皇帝昏聩，大秦帝国就二世而亡了。
　　 当然，权力结构简单，所以效率就高；而结构复杂，效率自然就低。于是，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修长城、建驰道、开疆拓土等一系列壮举。而后代君王，虽然也有不少胸怀大志的人，却难以达到他的高度。
　　 明朝时候，甚至从西汉开始，国家政权形式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皇帝、皇后和朝臣，三者形成微妙的三角形，互相制衡。那时候除了汉武帝乾坤独断之外，皇帝的权力都要受到限制，连中兴之主汉宣帝也不例外，要受到霍光的“威胁”。
　　 东汉时期，开国皇帝刘秀，把郭胜通封为了皇后，而不是念兹在兹的阴丽华。除了阴丽华的贤惠、谦让，还在于东汉建国之初，他需要大家族的支持。开国皇帝尚且这样，后代皇帝就不用说了，除了帝权、后权、朝臣，在东汉还有外戚、宦官等等，让权力在各个利益群体中不停妥协。
　　 而这种情况到了明朝，就更明显了。
　　 那么，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妥协？一个人一言九鼎不好吗？
　　 一言九鼎当然很好，但越到后来越做不到。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外族、生产力，都在增长，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在增长，人就必须得向这些力量妥协——程度有多有少，但不能毫无顾忌。
　　 今天，让我们回到自己家中，看看我们的家具家电、出行工具，就知道咱们这个国家工业生产的社会协作到达了什么程度。
　　 例如最常见的电视，里面有芯片、外面的屏幕，电源线用的电缆，信号线，网络线、机顶盒等等。沙发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制作沙发需要的各种机器，各种材料却一点儿也不少。至于交通工具，那更需要修建道路，建设桥梁，需要养护等等。
　　 明朝的时候，生产力当然没有这么先进，但火器、枪炮的出现，大型海船的建造，说明生产力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资本的力量，成为重要的力量。
　　 资本的力量在增长，文化的力量就在增长。
　　 秦朝时候，除了叔孙通之外，几乎听不到什么文人的事迹；到了两汉、唐宋时期，文人开始受到重视；而到了明朝，东林党人已经成为重要力量。
　　 国家各方面的力量在增长，外患的力量也在增长。
　　 始皇时候，外患基本上就是胡人，也就是匈奴，而那时候的匈奴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直到冒顿单于，匈奴才像个国家；而到了明朝时候，不仅有蒙古，还有日本、英国、荷兰、缅甸，当然还有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
　　 这些外患的实力，远超过当时的匈奴。这时候，对于外患，已经不是简单的征服与打败的关系，而是要学会共生。
　　 所有这些力量，必然会提现到最高权力结构当中，使得权力结构变得复杂。而结构复杂带来的好处就是，各方力量的制衡和稳定。于是，从隋朝之后，中华大地上，每个王朝都有二三百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皇权也在增长，因为皇权经营的范围，覆盖的区域，影响的族群，管理的深度，比大秦帝国时候要复杂很多倍。仅以教育和文化为例，从“焚书坑儒”政策就可以看出来，秦朝是相当粗蛮的；对于外族人，始皇帝也主要是镇压为主；对于经济，他的建树也不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皇权，还是比较单一的行政权力而已。
　　 而从西汉开始，由于匈奴的强大，外交和军事面临的局面变得复杂；由于累世的王侯，土地兼并，盐铁专营等问题变的严峻；由于文化的繁荣，以及异域文化的输入，人们的思想也发生变化。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皇权做出应对。体现出来就是君王或者君王的代理人，更会妥协，更懂得平衡之术。
　　 为什么要妥协？因为这些力量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不论你过分打压哪一种力量，都会引起失衡，带来塌方式影响。
　　 东汉不重视农民，农民开始起义；唐朝末年，皇帝将清官丢进黄河，国家立刻就完蛋；宋朝不喜欢武将势力独大，于是整个宋朝就软骨头；满清不重视生产力发展，对江南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打压，结果造成工业革命迟迟无法来到中国，结果被西洋人拔了头筹……
　　 社会发展层次越高，均衡就越重要。
　　 应该说，各方面的力量都在增长，但皇权力量增长的幅度是最小的。因为经过无数代人的顶层设计，皇权改进的地方已经非常小了，但其他力量增长的空间却近乎无穷无尽。
　　 这些力量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冲突，而当冲突的力量外溢时，底层的草民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原因很简单，当大家都想扩充自己力量的时候，必然会开发新领域，而“草民”，就是最庞大的宝藏。而最能充分反映“草民”生活的艺术形式，小说，自然就受到了追捧。
　　 从《三言两拍》到四大名著，都是因为扎根在民众之中，从而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这些作品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除了时代的发展，给了小说发展的机会，第二个影响因素是，传统的道德力量发生了裂缝，以前围绕君子展开的中华文化，开始逐渐为“草民”服务。
　　 大家都知道，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道教和佛教，虽然在形式上红红火火，但是，与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儒教相比，在影响力和对社会贡献来说，都差得太多。
　　 在儒学里面，一个重要思想是“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立德立言立功，就成了文学创作者的主流。
　　 立德立功，自然都是“君子”的事情。
　　 当然，儒家并没有拒绝“草民”发声。在《国风》里面，就有不少篇章是普通民众的声音，例如《伐檀》、《硕鼠》等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都有写劳动人民的诗歌例如李白的《秋浦歌》（其十四），杜甫的《三吏》、《三别》，都是描写劳动人民的名篇。
　　 然而这些诗歌，能真正深入进入到“草民”心里去吗？而那些知识分子对“草民”的同情，又会有多大作用？要知道，今天还有无数人对诗词不感兴趣呢，何况是那时候，“草民”基本上都是文盲，活着就是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诗词？
　　 这种情形一直发展到南宋，终于出现了转折。
　　 世间的事情总日中则昃，月盈而亏。南宋朱熹倡导的“灭人欲、存天理”，把儒家的教义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让儒家教义开始被人普遍怀疑。
　　 与以往李白那样的狂生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不一样，这次是无数人的怀疑，把名利二字放到最高位置，把男女之间自然情欲描绘成万恶之源，绝对化的后面，就是猛烈的反击。
　　 然而，南宋理学又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就是站在道德的高度说教，又怎么会错呢？
　　 理论上无法打倒理学，一些人开始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发展。《一刻拍案惊奇》、《再刻拍案惊奇》，就能明显看到其中的痕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猫要叫春，谁能挡得住？
　　 除了内容贴近生活，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生活。明清小说，基本上都是章回体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方法就是“做扣”，也就是留下悬念吸引大家下次来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这样的。而且，比起需要一定欣赏水平、文化功底才能理解的诗词，小说简单易懂、贴近生活，更加喜闻乐见。再加上职业说书人的讲评和演绎，小说迅速就能占领“草民”的思想战线。
　　 明清小说，已经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唐宋时期，范围仅限于民间传奇故事，或者神话传说方面了。
　　 第三个因素是，文人自己突破的需求。
　　 唐诗宋词元曲，两汉文字，加上《国风》、《离骚》，几乎把诗词歌赋、文章典籍的光芒都夺走了，后来人不要说突破，就算是追赶先贤的脚步都很困难。于是，后来人想要突破，必须寻找新的途径，而能充分表达个人思想的小说，显然就是最好的形式。
　　 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超越自我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二）
　　 《儒林外史》里面有很多细节描写，手法娴熟，描写生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其中一个最大的细节，就是读书人对功名的痴迷。
　　 读书人把功名看成了命根子，普通人把取得功名看作是鱼跃龙门，国家以功名为标杆，衡量天下英才。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里的人民，本来就应该是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可是因为功名二字，统统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不是科举制度不好，不是功名不好，而是国家选举人才的标准不应该如此单一。
　　 在这方面，明朝的统治者和满清的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获得了不同的结果，得到了相似的结局。
　　 火器，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但是冷兵器时代走向热兵器时代的标志，同时还是用头脑补偿体力差距的良药。不论健壮或者羸弱，在火器面前，基本上做到了人命平等。
　　 从明朝，或者从元朝，甚至从宋朝开始，火器在中国就出现了。根据暹罗的历史记载，最早的火器是从东方贩卖到西方的，是后来技术落后了，这一过程才倒流过来。
　　 而在火器的后面，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集中体现。就拿最早的火枪来说，制造枪管的钻头，锻造钢材的高炉，造型奇怪的扳机，做顶针用的弹簧钢。由此还需要铁矿、煤矿的开挖，水路、陆路的运输等等。
　　 一把手枪所影响的产业，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这就需要整个社会协作起来，在这种社会协作的背后，就是新生的力量。
　　 面对新生的力量，明朝人选择了静观其变，或者就是放任自流。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但朝政并没有出现大的偏差，皇帝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平衡各方面关系上。
　　 而满清面对新生的力量，采取的手段是野蛮压制。很多人都说，满清十三帝，个个都很勤奋。这些皇帝确实很勤奋，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勤奋，才造成后来大清国闭关锁国，关闭了海防，阻断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让自己成了夜郎自大的典范；因为这种勤奋，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工业化生产的先进生产力，被扼杀在摇篮里；因为这种勤奋，中华民族迎来了灭顶之灾，差点亡国亡种……
　　 很显然，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的办法都不算高明。一个太被动了，就是混吃等死；一个太武断，眼光还停留在汉唐时期，不知道这个世界早就发生变化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比起统治者的迟钝，或者说野蛮压制，知识分子反倒觉悟的比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