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末，京汉铁路就在我的家乡汲县，设有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跨过长江，延伸至广州，汲县火车站按照铁道部三等站的标准建造，黄墙红瓦，两间相通的宽大候车厅，门额镶着鲜红的铁路路徽；北侧的托运房和候车厅拐弯抵接，中间形成的广场，天天人声喧嚷。冬季，候车厅里盘着两个大煤炉，围满大包小包候车出行的老乡。
　　 那时候，长途汽车最远只跑到25公里外的新乡吧，火车站几乎是家乡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大门。至今，我仍记得身着铁路服大檐帽的人，敲击站台里半截铁轨的“当当”声响，这是火车即要进站的信号，候车和接客的人，涌向进出站口，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丰富的表情，心里都卷动着情感的波涛，可以说，火车站是最有故事和最坦露情感的地方。
　　 1964年我离开家乡到郑州上学，就是在汲县站，第一次登上绿皮火车的，从此，无数次地乘坐火车，往返于汲县和郑州之间。
　　 停靠汲县站的慢车（普客），上下车的时间适当，购票方便，郑州始发，还有座位，票价便宜，因而我一般都乘慢车，慢车逢站必停，沿途10个站名我倒背如流：汲县、璐王坟、新乡、七里营、亢村、老田庵、黄河南、南阳寨、海棠寺、郑州。每次火车缓缓驰出汲县站，车窗外家乡的街道屋舍，渐行渐远，依依不舍的情绪就在胸膛翻动。而回家乡时，广播员甜润的声音报出：列车运行的前方是汲县，在汲县站下车的旅客请做好准备，往车厢两头走……窗外，家乡标志性建筑明代的望京楼，继而进入视野，激动和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
　　 我是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憧憬离开家乡的，可是到了郑州没有几天，就开始想念家乡。我们学校西面，有一条工厂的铁路专用线，只有货车经过，但蒸汽火车奔驰的轰鸣和通往家乡的铁路，一模一样。因此，课余我就爱沿着这条铁路，朝北，家乡的方向走，大概1000多米的距离，铁路一侧，有间供铁路员工值守的道班房，门额上镶有和汲县站同样亲切的铁路路徽。我在这里停下步，久久地伫立、遐想，四下眺望一番，才慢慢地返回校园。
　　 毕业后进厂上班、继而娶妻生子，以后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直至，每年春节才回家一次。那年，儿子一岁多，妻子和我商量，说孩子小不方便，春节希望在郑州娘家过次年，我不同意，无可辩驳的理由是，每年我才回一趟家，我们生活在郑州，你娘家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么，争执得面红耳赤，无果而终。农历腊月二十九，工厂开始放假，我忿然一人回了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岂料出站后就后悔，不该撇下她娘俩。我对父母说了谎，称春节工厂加班需要她，不准请假。父母通情达理，认为“工作比春节更重要”，支持儿媳。只是我母亲常年身体不好，出不了远门，奶奶思念孙子，终究还是显得有点遗憾。
　　 第二天除夕，到处是浓浓的年味，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我却心神不宁，傍晚，父亲还在里里外外忙碌，母亲准备饺子馅，鬼使神差的我信步走出家门，大街小巷尚稀疏的爆竹声里，茫然地朝火车站走。郑州开来的列车，晚六点零三分左右经过汲县，我们回汲大都乘这次车。我失落地站在火车站的台阶下，妻子固执的眼神浮现在眼前，我断定她不会回来了。哪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但这时我愿意站在这，朝出站口翘首以望，尽管心里的感觉，也是枉然。
　　 拥挤的人流出站了，我心里五味杂陈。突然，望到那条熟悉的暗红色的头巾，是她！紧紧抱着披风斗篷裹紧的孩子，踉跄地被人流裹挟着朝外挤，我大喊着她的名字，跨上台阶，不要命似的朝站口跑，我抱过孩子，她一怔，我另手去扶她，她气恼地一甩，顾自走向车站外的墙角，伏在墙边啜泣起来，我也潸然泪下，满脸泪花笑着抚慰她，发自内心说：“明年春节，一定在郑州过，真的、一定。”
　　 我抱着孩子，另手挽着她，除夕暮色里，我们说着笑着，朝张灯结彩的县城，朝万家灯火的县城走，路上，妻子高兴地告诉我，在火车上，她逗儿子叫“奶奶”，会叫了。不信？你试试。我掀开蒙住儿子脑袋的斗篷，引导说：“奶——奶”，两只黑黑的大眼睛，忽灵灵地眨动着，迟疑片刻，喃喃地吐出含混的：“奶奶”，我激动地把脸贴在儿子的小脸上。这时候，我们正走过故乡汲县的象征性大门——北阁门。
　　 父母去世后，我回故乡的次数更少了，现在绿皮火车早已经淘汰，但郑州回汲县却越来越方便，长途汽车、城际公交，十几分钟一趟，几乎像市区公交一样，但每次回故乡我还是爱乘火车，我留恋从汲县站走出来那一刻的激动，我陶醉从火车站走往县城沿途的风景。
　　 汲县升格改名卫辉市后，建成了现代化的新车站，老车站位于新站北100余米的老地方，尚未拆除。从新站出来，如果亲戚接站，我会朝那边深情地眺望几眼。如果独自一人，我就走过去，在那里找地方坐下。岁月余晖里的汲县站，黄墙红瓦面貌依旧，把记忆的闸门慢慢打开，去追寻，去享受，当年出进这座车站，那份独一无二的心情。
　　 随着故乡的现代化建设，老汲县火车站早晚会拆掉，无须遗憾，这是时代发展。但是，我会把汲县火车站的形象和经历过的美好，珍藏心底，记忆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