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江南是从白居易的《忆江南》开始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如诗如画的江南让人做梦不想醒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这杭州，这吴宫，不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盛景吗?但江南更多的是烟雨濛濛，一声残笛，数点离鸿，如《声慢慢》，《二泉映月》，这玉箫、古琴、琵琶、二胡最能描绘这鸥汀紫蓼，渔舍丹枫。更有董俞《满庭芳·芦花》的意境：“孤篷，还夜泊，一声残笛，数点离鸿。更怜他寂寞，露蕊霜丛。偶尔斜阳影里，还误认，柳絮漫空。青山外，平波渺渺，几欲泣途穷。”
　　 江南是一种意象，说不清，道不明，就如同“情人眼里出西施”，流出眼泪都是甜。无论历史的江南、地理的江南、诗一样的江南、文化的江南都不准确。或摸着左腿，或触碰到右腿，或摸到皮肤，没能感受到江南的温度和情感。这江南就是一种味，五味杂陈必有“甜”，江南何田田，鱼戏荷叶间，是杏花雨，是雨巷，是把油纸伞，是小桥流水人家，是蓝印花布，是丝绸，是采莲曲，是糖芋头，是青团，是酒酿丸子，是越剧，昆曲，评弹，是石头记，是荷塘月色，是夜半钟声，是西施的水灵，是黛玉的诗性，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
　　 江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定格了。我们把江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它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醒。先进的文化是有驱动力的，能撬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哲学、社会向前发展。江南就是不一样的江南，江南的江南，中国的江南，世界的江南。
　　 江南是一种先进文化的代名词。无论你说吴文化，吴越文化，吴地文化等等，都不能达到如此高度。东晋及随后的宋齐梁陈与北方五胡对峙，东晋文化实际上就是江南文化的自觉与自醒。或者说中华文化的汉族文化在江南文脉中又在焖锅里薰蒸了一回，增加文化的绵长、粘甜和柔美。
　　 隋朝干脆以大运河漕运文化为历史文脉，是当时最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地理与文化的大贯通，江河湖泊浑然一体，也诞生了早期工商文化的启蒙，活跃了货物贸易。隋炀帝迁都江南的扬州是长江、运河的交汇处，是以运河文化为先导的最繁荣的经济中心，可见江南文化向心力的巨大磁场与无限媚力。南京的六朝古都实际上是江南文化最为繁荣的时候。
　　 唐宋元明清，已经很明确江南就是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以南的区域，我们从南宋的墓穴与明朝的墓穴与中原聚族墓穴的不同，可以窥见江南文化在丧葬习俗的独特文化现象。
　　 江南在明清时代就直接的地理化，已定位明确，设江南省。包括江苏、安徽、上海。这种设置与明太祖朱元璋喜爱江南，喜爱南京有关。江南的地理概念也包括浙江的杭、湖、嘉，或更宽泛的浙江省，如朱元璋题金华郑宅＂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自南宋落户浙江金华浦江，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三百余年不分家，鼎盛时期郑家三千余人同吃一锅饭。郑氏家族以孝义传家，世代清廉，故又被称为“郑氏义门”。郑氏义门也是江南文化的代表。
　　 江南的中心，从吴越到六朝南京；到大运河漕运的江淮文化扬州；再到长三角以上海为龙头的海派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一直在不断变迁着。江南文化的中心也在此消彼长中变幻着。现在说江南文化的中心，世界都知道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文化或嫁接于江南文化土壤中的海派文化，已由江河文化蜕变成海纳百川的滚滚洪流中。
　　 江南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意象的江南，是中国最耀眼的江南文化定位，不可复制。它也是世界江南热最响亮的名片。无论忆江南，梦江南，醉江南,戏江南等等都离不开江南的甜味；无论水江南，桥的江南，大运河的江南，长江之歌的江南，海纳百川的江南，奔腾不息的江南，都离不开诗性；无论贞观的“江南道”，“江南东，江南西”，无论江东，江左，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江南，苏杭的江南，秦淮河乌衣巷的江南，都离不开文化。江南的意象是多元的、多维的，不是简单的时间空间的区位定义，它应该放在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世界多极化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和发展的新跨越中，去理解江南，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