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我只参加了中考，没能轮上高考，便开始文革，我那个年代，中、高考考场的标语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党和祖国的检阅”等等；动乱结束，恢复高考，标语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改变命运”云云，自然，弦外之音，考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恢复高考第二年，我三十岁有余，是郑州某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改革之初，企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连河南省副省长的儿子，都安排进我们厂当工人。有一次，在郑州大学，我厂和郑大进行篮球友谊赛，球场边，无意中和卫辉老家的一位初中老同学邂逅，他是我们同届同学中的老大哥，家是农村的，这么大年龄了还来“二进宫”上学，我十分诧异。老同学的大女儿上小学，小儿子才断奶，爱人在乡下不仅带孩子，还要种责任田，日子咋熬呀！后来，读刘震云的小说《塔铺》，描述的是国家恢复高考后，几个农村大龄考生备考的故事，其中王全就是两个孩子的爹，为了高考，让自己上小学的孩子退了学，老婆带着一大一小，麦收时节累得焦头烂额，到学校和王全闹，不让考了，但他矢志不渝，因此我理解了老同学。老同学告诉我说，其父母和岳父母支持他，竭尽力量帮助他，老婆在家苦是苦，但是，等到我大学毕业，日子会好的。老同学拉着我的手，动感情地说：“俺是农村户口，改变命运上大学是华山一条路呐！”他眼睛望着天上飘过的白云，充满憧憬和希望。回厂后，一连几天，夜晚躺在床上，脑海里便会浮现出老同学，遥望蓝天的情景和那震颤人心的渴望眼神。
　　 一天早晨上班，突然听说，我们车间戴眼镜的技术员调走了。工人送他绰号“眼镜”，文革中，郑州工学院分配到我厂的大学毕业生，他爱人是名车工，每天8小时，弯腰驼背站着摇摇把，累得苦不堪言。眼镜四处斡旋，希望把爱人调到车间工具房，当保管工，但一直未果。适逢国家干部制度改革，频频换届，干部要求年轻化、知识化，可是那时候大学文凭、党票、年富力强兼而有之的人，凤毛麟角，也该眼镜走运，他全符合。眼镜进入了组织部门的视野，“闪婚”式的，一纸任命他为中牟县工业局局长，他带着老婆到中牟走马上任了。县政府轻而易举就把他老婆安排到办公室当了公务员，是个闲差优哉游哉。知识改变命运，学历改变命运，这是我亲眼目睹的真真实实一幕。卫辉老同学尚在郑大学习，头悬梁、锥刺股，命运的改变还在路上。
　　 我人生有两个爱好，一是篮球，二是写作。我打篮球的年代，城市文化生活贫乏，唯篮球赛热烈风光，企事单位学校部队都有代表队，似乎那时候知名度就在篮球赛的角逐中。业余，我有篮球场上的愉悦，上班，我有旱涝保收的工资，生活和人生再无奢望。1981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收首届本科生，国家承认学历，和我同厂的文友张家瑞，动员我和他一起报考，那时候，我在郑州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的文章，正忘乎所以，想入非非，春风得意，于是欣然同意，希望更上一层楼。那小子，考电大拼了，请了一个月事假，钻在家里备考，当时正值全市劳动杯工人篮球赛，热火朝天比赛中，我和队友南征北战，不亦乐乎，哪有心去借读那些卷毛脏书备考？一天，我去张家瑞家，想借夲资料看看，临阵磨枪。但见桌子上横七竖八的厚书，划满红蓝道道，他一脸憔悴，清凉油气熏得人窒息。看到高考是这样的，我宁愿放弃。走进郑州四中考场，教学楼上悬挂着标语：“知识改变命运”，我就后悔了。因为，我不需要改变命运，我有悠然自得的工作，丰富多彩的生活，无忧无虑，那么，何必来高考“人生一搏”呢？当试卷发给我后，毅然决定弃考，“回头是岸”。但我不想成为张铁生第二，我鄙夷“白卷英雄”，痛苦一番之后，我在试卷上写下：尊敬的老师，不麻烦阅卷。我水平太差，今后努力提高。某某愧上。然后试卷一推，佯做潇洒出了考场。警戒线外送考的人们，见我10几分钟从里面出来，惊讶地围拢住我，纷纷问：“怎么了？”“题难不难？”……我羞得无地自容，拨开众人，大步流星朝对面公交车站跑去。
　　 4年后张家瑞电大文科班毕业，工厂辞职，凭着电大本科的文凭，应聘到了北京《中国建设报》任记者，过去他是我们车间黑板报的“主编”，凭着知识、文凭改变的命运，凭着不懈的追求，逐渐蝶变成了京城一位小有名气的记者，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他采访亚运村建设，凭着建设报记者的优势，采写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多篇文章在国家级报刊获奖，其中《托起亚洲第一村的人们》获得人民日报“金马奖”征文二等奖。抱着“金马”回郑州，与我们几个工厂文友相见，颇有衣锦还乡的气势。后来，企业拍摄宣传广告电视片，通过他联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播音员李瑞英，国嘴为我们企业播音，让企业的宣传片身价倍增。关于张家瑞电大自学成才的事迹，我采写了《执著的攀登者》通讯，发表在河南青年报上（1990.12.15三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凭炙手可热，但恢复的高考，全日制大学门槛高，只能望而却步，而函大、电大、刊大、远程教育多如牛毛，招生广告漫天飞，因此许多人希望通过自学取得文凭。这时候，我已从车间调到工会“以工代干”，专职负责篮球队和职工体育，领导说，我如果想转成工会干部，必须有文凭。于是，我开始自学函大法律专科，但那些哲学名词，科学辩证法，唯物史观，刑讼民诉劳动法，搅得我整天头混脑胀。公司人力、人才资源处处长，是我的球友，管干部管员工，可谓权势一身，冠冕堂皇。坚持每天早晨锻炼身体，但上班时间一到，无论如何兴致勃勃，必须戛然而止，匆匆上班去。他看我带着球队队员，依然打得精彩纷呈如醉如痴，就嫉妒不止。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老杨，我这个处长和你换换岗，咋样？你坐办公室，我管球场。处长是干部，我是工人，我认为，他在“花搅人（方言，嘲弄人）”。处长竟然说了粗话：谁说假话谁是孬孙！看来所言无欺。此后，我思忖拿文凭转干部这事，我现在的身份虽然是工人，但挺满足，管干部的处长就要和我换么。知足者常乐，算了，40岁的人了，费那脑筋拿文凭当干部图啥呢？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读书，活受罪。知识改变命运，让想改现状的人去奋斗吧！我刚刚发轫的函大大学路，就此半途而废。
　　 1986年全国首届大学生篮球赛，将在青岛举办，这是各大学扩大知名度展示风采的极好机会，但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几个月培养出高水平的队员来，却是天方夜谭。当年国家体育改革，郑州市的专业女子篮球队归属我厂管理，郑州大学和我们协商，给球队办个手续，悉数转入郑大学籍，代表郑大参赛。队员们嫌本科4年时间太长，急功近利，都选择了图书管理大专，只需2年；我爱好文学，选择了新闻本科4年。协议规定，我们必须学完期满，才能颁发正式的毕业证。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下去。可是学了半月余，便感觉家里的事令我心神不宁。那时，我的大孩子上初中，面临中考，二孩子上小学，需要接送，我老婆一个人上下班、做饭，监管孩子学习，叫苦不迭。在郑大教室听课，我人在曹营心在汉，魂不守舍，思前想后，鱼我所欲也，熊掌我也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我一跺脚，忍痛割爱了，我的大学，昙花一现，就此成了黄粱一枕。
　　 不过，心理平衡的是，几年后，国有企业效益急转直下，女队员们凭着郑大钢印的文凭，要求评定职称，却被一口拒绝。理由是特招生企业不予承认，我替她们据理力争，质问：郑大的文凭是不是真的？是否国家承认？领导缄口不语，事后向我交底说，她们评了职称就要调整工资，企业工资总额有限，现在举步维艰，捉襟见肘，哪有钱呐！
　　 说真的，我如果郑大苦熬4年，和她们岂不是殊途同归？万幸，那次我和郑大的挥挥手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