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随着自来水的出现，以及城市的发展，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上海，不但市中心看不到一口井，即便郊区也难觅一口井，水井成了稀罕物。所幸的是，在离我生活小区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自然村庄，村庄里居然有3口水井。这3口水井中，有两口是长期被铁盖锁着的，只有一口井在使用。使用这口水井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疫情前，我没事经常到这村庄里闲逛，总看见这位老奶奶驼着背，在井边慢腾腾地洗刷着什么。这一来二去熟悉了，我才知道，老人家是舍不得花自来水费，井水便成了她免费使用的水源。老人家很热情，常常对我说：小弟弟，需要用井水就说一声，随便取。然而，我每次去，从不提井水的事，却常常朝井里望，久久地看着井底那清澈的井水。老人家不解，常朝我嘀咕：小弟弟，你不用井水，朝井里看啥？井里有啥好看的？其实，老人家哪知道我的心思？我来此看井水，并非为了用，而是因为我触景生情，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想起我母亲曾经用过的水井。
　　 ——题记
　　
　　 一
　　 母亲的第一口水井，是在扬州瘦西湖附近的村庄。那年，她呱呱坠地时，正值外公和大舅挖掘一口水井。水井是挖在院内的，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那天，水井竣工，正当外公将木盖安装在井口时，听见了屋内婴儿的啼哭声，他喜极而泣，急忙奔进屋，抱起了襁褓中的母亲。外公能不高兴吗？生了4个“讨债鬼”，终于迎来了1个小千金，而且双喜临门。于是，外公不仅给母亲取了个带水的名字，而且请人将母亲的名字，写在了这口水井的井围上。
　　 母亲小时候，有一段日子是甘甜的，不仅因为有外公外婆的宠爱，也因为有了这口水井。水井的挖成，极大方便了生活，外公再也用不着到黑臭的小河浜里挑水，母亲也能吃着外婆用井水煮的饭菜。
　　 然而，这安稳日子仅过了两年多点，就戛然而止。在我母亲4岁那年，有一天，家里突然闯进来3个凶神恶煞般的男人，一言没发，揪着我外公就是一顿毒打，打得他鼻青眼肿，满嘴是血。外公被打得莫名其妙，好容易撑起身问个究竟，其中一位彪形大汉，指着我外公鼻子说：你为啥没得到刘公子的同意，就擅自挖井？刘公子，我外公认识，他是瘦西湖一带粪霸刘老三的儿子，五毒俱全。刘老三长期霸占着这一带的粪池，可从来没听说他家管起水井来了？再说这水井没挖在他家，也没挖在别的地方，怎么就要得到刘家的同意了？难道刘老三既要当粪霸，又要当水霸？所以，外公气愤不过，就和这些人据理力争起来。结果可想而知，我外公又被毒打了一顿，并且被警告：限期每个月交两块钱的管理费，如果不交，3天后就来砸井。
　　 原来这伙人是上门敲诈勒索来了，大舅知道后气愤不过，提起铁锹就要到刘家讨个说法，却被外公拦住了，外公说：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交就交吧！如果不交，全家人都得喝既黑又臭的河水，这怎么受得了？于是，第3天，外公忍声吞气地交了两块钱管理费。
　　 那年的两块钱，对穷人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外公在澡堂里给人搓背，每月才挣13块钱；外婆给人洗衣服，收入有多有少，最多时才挣10块钱，而这点钱得养活一家7口。因此，在连续被刘老三敲诈了3年后，外公因澡堂倒闭而失业，再也无力交那两块钱，于是举家搬到了邗江地区。邗江的河水，倒是比原来住的地方河水干净些，但卫生程度及味道，还是比井水差了许多。因此，我母亲一直为喝井水，跟外公纠缠不休，外公没办法，只得时而花些钱，跟人家买些井水回来烧饭煮茶。
　　 正应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外公所住的村庄，凡是有水井的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贫农根本没有水井。贫农想打水井，就必须向掌控水资源的族长申请，交纳挖井费，而这挖井费是依据井的大小来定，至少20大洋。外公是外来户，更逃不掉这条规定。所以，后来因贫困交加，外公不但挖不起井，也不得不停止了买井水，一家人彻底用上了河水。
　　 河水的干净与否，完全在于人的行为。邗江边上的这条河不算窄，也是条活河，但因长期使用，却又没人治理，于是，粪便及死猪死狗，甚至死尸逐渐多了起来，河水慢慢发黑发臭。到后来，外公实在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又举家搬迁到了江都。
　　 就在搬到江都的第二天，外公外婆突然发现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不见了，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我母亲更是哭个不停，肚里几天都没进一粒米。因为母亲也是4个哥哥的宠儿，平时呵护着，宝贝着。尤其大舅，对母亲更是宠爱有加，只要啥好吃的，他都要带回来给我母亲。我母亲说，有一次大舅，给人家到很远的县城拉货，晚上带回来一只黄桥烧饼，母亲非常高兴地将它吃了，因为她从来没吃过黄桥烧饼。但第二天，外婆斥责她不懂事时，她才知道，这只黄桥烧饼，是大舅昨天的午饭，大舅是饿着肚子给她留下的。
　　 大舅的失踪，一直是个迷。他到底是死是活？到底干什么去了？谁都不知道，他也没留什么口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清明前夕，扬州市民政局给我外公外婆，送来了烈士证和烈士家属光荣证书时，一家人才明白，原来那年，大舅偷偷跑出去参加了新四军。大舅在陈毅部队里当过班长排长，直至担任营教导员，1949年5月25日，牺牲在解放大上海的月浦战斗中，年仅25岁。
　　 外公外婆对大舅的牺牲，非常悲伤，但对他偷偷去当兵不太理解，他们和很多村民一样，曾经有过“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愚昧思想。但当1952年5月，老俩口来上海宝山烈士陵园，为大舅扫墓时，认识上才有了彻底的改变。因为陵园的烈士事迹陈列馆，不仅有大舅的生平事迹，更有千万个烈士的英勇事迹介绍。尤其陈列馆的门框两边，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吃水不忘挖井人，走路不忘筑路人。”让老俩口热泪盈眶。的确，如果没有像大舅这样千千万万烈士的浴血奋战，推翻这黑暗的剥削社会，我外公外婆和我母亲这样的老百姓，恐怕一辈子都得喝这又黑又臭的河水。
　　
　　 二
　　 母亲的第二口水井，是在上海华德路的一处石库门内。
　　 随着岁月的推移，母亲慢慢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于是，惹得许多媒婆闻风而动，几乎将外公家的门坎踏烂。然而，母亲早有了心上人，18岁那年，便和外村做木匠的父亲订了婚。当年春节来临之际，外公外婆本想让俩人早点完婚，却因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生命受到极大威胁。外公外婆实在不放心，便让父亲带着母亲早点离开江都，到上海谋生。于是，便有了第二口水井的故事。
　　 母亲来到上海，起初并没有住在石库门，而是和父亲一直住在闸北的一处“滚地龙”里。所谓的“滚地龙”，就是和北京的“龙须沟”一样，都是穷人住的地方。“滚地龙”里，到处是用木板油毛毡，甚至稻草搭建的简陋房子，里面住着一大家子，生活极其不便。即使这样，“滚地龙”里也是人满为患。对于这样的房子，父亲没办法，只好和一位本地人进行了商量，并且给了对方10块大洋，在他家西墙外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房子，算是暂时有了自己的住处。父亲之所以这样，主要是看中这位本地人家里有自来水，可以省去不少生活上的麻烦。这位本地人也算客气，每月只收父亲5毛钱的水费。然而，母亲有些不乐意，因为用水还得看人家的脸色，得在人家用完后，才能自己用，有寄人篱下的味道。因此，在用水的事情上，母亲没少和父亲嘀咕。直到3年后，父亲在杨浦区的华德路上，找到一处石库门房子，才搬离了“滚地龙”。
　　 父母是住在石库门房子的底楼，而这间底楼的房子不仅有自来水，而且附带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角落里，竟然还藏着一口水井，这让母亲万分惊喜。
　　 石库门里的这口水井，虽然比扬州老家的那口水井浅多了，味道也差了不少，但母亲依然喜欢得很。因为这里尽管每家每户，都安装着自来水龙头，但放出来的水太浑浊，水量也只有筷子这么粗细，母亲非常不方便。所以，有了这么一口水井后，生活相对安稳，母亲不再为用水烦恼，每天洗洗刷刷、煮饭烧茶。更有意思的是，母亲在“滚地龙”生活3年，没怀孕过一次，但自从搬到石库门房子后，不知道是遗传因素，还是喝井水的缘故，母亲竟然和外婆一样，接连生下我们4个小“讨债鬼”，和我妹妹1个小千金。所以，我们兄妹5人尿布的洗刷，也都是在这口水井的边上完成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5人，只要野在弄堂外面疯玩，母亲就会扯起嗓子，用半生不熟的沪语喊：“阿杜（老大）、阿伲（老二）……快回来吃饭。”于是，我们兄弟4人带着妹妹，像一群小鸭子叫喊着，撒腿就往家跑。
　　
　　 三
　　 母亲的第三口水井，是在李家宅，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刻骨铭心的那口水井。
　　 原本石库门的那口井足够用了，但无奈我们兄弟姐妹5人，像麦苗一样日长夜蹿，16平米的小屋，已经容不下太多的床和生活用品。母亲只好向父亲提出，想置换一间大点的房子。父亲当然同意，可他是某单位的技术骨干，工作很忙，根本无暇顾及找房子的事情。因此，母亲只好请二叔帮忙，二叔也只能利用周日休息，去外面四处看看。也真难为了二叔，他花了将近6个礼拜，才为母亲找到李家宅这间房子，这间房，比原先的那间大了不少，而且带有一个小院，门一关，就是自己的小天地，母亲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在母亲的眼里，李家宅就像一枚梧桐树落叶，孤独地躺在上海的东北角，宅里面都是清一色的低矮民宅，让她不是很满意。但当年市场就这么大，可选择的余地不多，母亲也只能勉强接受。将华德路石库门房子卖了后，我们全家便搬到了李家宅这间房子里。
　　 李家宅确实像一枚梧桐树落叶：叶柄是李家宅的一条弹格路，细细长长的，上面铺满了一块块碎石，车轱辘走在上面，跟弹簧似地弹蹦着。叶脉则是50多家民宅，纵横交错，四面八方都有，而母亲这间房子，就在叶脉的边缘。与石库门不一样的是，这里每家每户都没有自来水龙头，取水需要到给水站，而给水站在李家宅的中间，四通八达。给水站，有一个十来个平米的水泥地，中央砌着一只正方形的蓄水池，是给居民淘米用的。蓄水池的边上，是一根6分粗的镀锌水管，两端各安装着一只水龙头，龙头上套着一只上锁的小铁盒，只有给水站管理员才能打开。给水站每天早中下午，各开放1次。最忙的是早晨5点钟，天刚蒙蒙亮，那边就会不断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响声，全宅的人都会被惊醒。母亲起初还真不适应，有些后悔到这儿来，但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习惯了。每天清晨，她会和这里所有的妇女一样，提着两只铅桶，去给水站拎水，将家里的水缸灌满，然后再展开一天的家务。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如果就这样过下去，倒相安无事，也不会有母亲第三口水井的故事。问题恰恰就出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母亲想过安稳日子，可有人偏偏不让母亲过安稳日子，这人就是给水站管理员李月仙。李月仙何许人也？她可是李家宅说一不二的人物，尽管只管着一个小小的给水站。李月仙50多岁，已退休在家，因天生一个扳脸不爱笑，对人总是一副欠她的多还她的少的样子，所以李家宅人背后给她起了个绰号：“地主婆”。这“地主婆”可不是一般的人，虽然很早就守寡了，但她有一个儿子在水厂当“二把手”，要风得风，要水得水，在给水站一干就是20多年，即便退休了，还霸占着位子不走。如果不是天天要到给水站打水，母亲根本不认识李月仙，也不会与她发生任何矛盾，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谁也管不着谁。
　　 到给水站打水，是需要买水筹的，凭水筹才能打水。水筹是用一块小木条制作的，上面印着给水站的编号，一毛钱可以12根水筹，一根水筹可以打两桶水。起初，母亲并不需要买水筹，因为前房主送给她两大把水筹，足足可以用1个多月。等快用完了，她才去买水筹，但李月仙1毛钱只给她10根水筹，母亲也没问，她没觉得有啥不对。就这样，等水筹买了大半年后，母从邻居嘴里无意中得知，1毛钱可以多得两根水筹，顿时觉得自己吃亏了，便去找李月仙。李月仙却振振有词地说：你是新来的。不能享有多给两根的权力，必须一年后才能多给。母亲不服，问她这是政府规定的，还是你自己规定的？这下可触到了李月仙的痛处，她一脚踢翻了母亲刚打好的一桶水，恼羞成怒道：就是我规定的怎么着？你有本事就别来打水。如果论力气和个子，我母亲完全在李月仙之上，上前揍她一顿绰绰有余。但母亲忍住了，因为她多少也了解李月仙的底细，知道这个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便忍气吞声地走了。可母亲的退让，被李月仙当成了软柿子可捏，因此，只要母亲来给水站，就会找她麻烦，不是指桑骂槐，就是给她设障碍。再者，别人打水，可以放满一桶，而我母亲只能放大半桶水。母亲忍无可忍，便和她发生了冲突，给了她一记耳光。这还了得？李月仙顿时耍起了赖，躺在地上不起来，说头晕脑震荡。为此，我母亲不仅被拘留一天，而且赔偿李月仙医药费误工费20块钱。这20块钱在1963年，可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因为它足足占了我父亲每月三分之二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