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风华六十载
　　 一
　　 1960年，我父亲迎来人生契机，吴集东方大队（现名为袁家畈）小学一名女教师请假待产，正愁找不到临时代课的帮手，因为那个年代识文断字的人实在是打着灯笼难寻几个，有人向小学校长推荐了初中毕业在家务农的我父亲。五十年代我父亲在南漳县城的初中求学时也是佼佼者，中考那天望着考场外荷枪实弹的警戒人员，他硬是没了底气，临场发挥失常，他眼巴巴地瞅着那几名优中选优的胜利者去往襄阳城里深造，他懊悔不已。老师建议他复读，他心灰意冷地摇摇头，因为这仅有的两年中学就读机会，还是他苦苦求告才打动他的父母勉强应允的。一旦中考失利，就意味着他必须回乡接手繁重的农活。家大口阔，养家的担子太重了。
　　 在老家土地上耕作了三年，父亲始终没丢下他挚爱的数学，一边耕田耙地，一边背记三角函数公式。冬天的冷风吹得他手脚皴裂，渗血生疼；夏天的骄阳晒得他汗水直淌，脱掉几层皮。父亲常常怀想校园里书声琅琅、文化荟萃。歇工上工他总要回味曾经的初中课堂，劳累一整天到晚上梦里都是回到教室课桌前。化学老师讲解酿造酱油、方程式配平，语文老师分析小说节选《分马》、赏析《春江花月夜》，数学老师演示奇妙的三角函数在战场出奇制胜，每次考试完毕严谨的老师们刷米汤密封试卷的招数，他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教体育的秦老师工作很有一套呢，中气十足，喊操整队不用喇叭，那洪亮的嗓音也能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学生听到指令都服服帖帖。到八十年代，秦老师依然宝刀不老，在南漳执教高中体育，并且入选国家首批特级教师，实至名归。
　　 父亲接到请他代课的通知，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虽说是临时的，虽说只是面对一群才启蒙的六七岁娃娃，这已经足够让他欣喜和珍惜了。除了放星期天还得回家参加劳动，其余时间我父亲都是踏踏实实守在小学校的岗位上。他和另外一名小年轻单身汉王帮勤老师都深得校长器重，随叫随到任劳任怨。这个王老师我们称呼为王叔叔，小我父亲一岁，五七年从襄阳五中毕业回乡，由地方直接分配安排成为国家正式教师。他们从吴集到九集一起共事二十多年，直到王叔叔八十年代末期调入襄阳市区的中学才分开。而这个王叔叔也是教导有方，他的长子成为我们七零后当中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先后在央行和财政部担任要职，是直接参与治国理政的学者型高官，堪称国家栋梁，这是后话。
　　 一个多月后，休产假的女教师回校了，领导和老师们实在舍不得这个临时代课的帮手，加上学校杂事多也确实需要人手，我的父亲就顺理成章留下来继续工作。他很开心，把握这次来之不易的转机，依然手脚勤快肯学肯钻。顶头上司是刘友直校长，这个校长像他名字一样友好直爽，古道热肠又有威望，对我父亲和王叔叔这两个单身汉小年轻关照栽培，直接说服管理区负责人和县教育主管领导，眼下人才短缺，必须要稳定军心、启用有进取心的年轻人。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应当尽快解决代课教师转正问题，关系到青年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教育的前途。领导听了点头说行，填表签字盖章一路绿灯，我父亲临时代课五十天，就转成公办教师。小学校长的建议举足轻重，直接决定了普通代课教师的命运。我父亲生在那个务实从简的年代，而且遇上慧眼识珠的上司，头等大事轻轻松松迎刃而解。反观九十年代那么多乡村代课教师辛苦奋斗十几年，曾经的教书育人主力军，临到最后被残酷地一刀切清理回家，不是他们不够优秀勤勉，而是没有像当年那样对人才渴求的氛围。两相对照，一言难尽啊！我父亲一直感恩念叨当年的老校长，说是他踏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刘友直校长后来调到武镇工作，我父亲几次还特意去探望过他。
　　 那个时代没有照片，我无法想象父亲年轻时的青涩专注的模样。我在网上收看过一部获奖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其中的情节和画面都唯美清新、深入人心。影片中的乡村青年教师骆长余，在简陋的小课堂教娃娃们读书识字的场景，更是令我过目难忘，特别是骆老师自编的儿歌朗朗上口、易学易记。郑昊演的男一号精神饱满，一身乡土知识分子的装束和那青春勃发的神情，真实地再现了纯朴敬业的教师形象。我曾许多次在脑海里切换过那个场面，仿佛那就是我父亲刚刚参加工作全身心投入教学时的样子。
　　 转正以后，父亲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成了家族和乡邻屈指可数的教书先生。但他没有丝毫优越感，依然低调谨慎做人办事。从偏远的大队初级小学到集镇的完全小学，父亲在吴集任教十年，老家周边许多七十岁上下爷爷奶奶辈的人有不少就是他教的学生。虽然他们最终读书不多，只能达到最基本的识字记账，起码不再像建国前那样在农村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无法接受教育，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
　　 父亲偶然进城买到高等数学资料，如获至宝。在小学从教，心里还装着更深厚的中学和大学知识，有空就揣摩那些艰深难懂的问题，工作才能游刃有余、手到擒来。父亲景仰的数学家华罗庚虽然也只是初中毕业，却孜孜不倦自学直至誉满天下。勤奋苦学的大数学家，分明就是一盏不灭的明灯，高挂在父亲心头。
　　 六十年代中后期文革造反批斗势头正猛，全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初等教育尚未普及，更不用说在运动风潮中千疮百孔的中等教育了。父亲当年就读的县城中学老师和大跃进集资兴办的九集中学老师都被停止工作，安排到农村劳动去了，那可都是满腹学问的知识分子啊，都去从事与他们身份完全不匹配的重体力劳动。吴集的地界上也有不少人挨批挨整，出身问题、立场问题都是挨整的由头，一句不经意的话都能招来反动帽子，搞得人人自危。好在父亲向来安分守己从不招惹麻烦，在混乱不堪的批斗造反中从不凑热闹，躲过是非、聊以自保。冥冥中我父亲有种预感：这样的社会形势、教育状况背离时代发展，不得人心，相信不久就会过去。
　　 二
　　 时光转到1969年底。父亲接到通知，点名让他去九集开会，据说是一场非同寻常的筹备会。那天清早，几颗星星还挂在天空，我父亲特意换上一身整洁的穿戴，辞别我妈和四岁半的哥哥出门了。去区里开会要面对领导们，不能像在吴集小学那样逮啥穿啥不讲究。大地披着晨霜，清新的晓风携裹着阵阵凛寒，三十出头的父亲大步流星走出一二十里路，很快汗涔涔。出门大半个时辰，一轮红日冲破薄雾寒霜露出了地平线，悄悄爬上万木萧疏的山岗，慷慨地向人间播撒温暖的光辉。
　　 到了区会议礼堂，离正式开会还有十几分钟。区办事员拿出登记本让人们签到，旁边土壶里有开水，大家拿搪瓷缸子倒了解渴驱寒。陆陆续续有一些大队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来，直接在听众席随便找位子坐下来。认识的寒暄几句，不认识的点个头算是打招呼。非常时期政治风向敏感，开会前大伙儿不敢妄议时政，以免惹祸上身。但会场上红底白字“九集区试点高中筹备会议”的主题清楚直白，叩击着每一位到会人员的心扉。我父亲咂了几口热茶，一股滚热微苦回甘沁入肺腑。转头望向窗外，一辆半旧不新的吉普车带着一溜淡淡的土灰驶进院子，出动这种四个轮子的车，显然是当时地方长官身份的标配，无疑是县委书记本人亲自参会。全县的中学校园已经关闭停课几年，看这阵势，今天的会议难道是把这一篇翻页？
　　 我父亲不着边际地琢磨着。一行人匆匆走进会场坐上主席台，正中间的瘦高个开门见山自我介绍名叫于慧福。早听说这个南下干部的大名，原来他就是早已如雷贯耳的的县委书记于慧福。话不多说直奔主题，于书记不打官腔，开宗明义表达了中等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要冲破思想的禁锢，就得重视科教文化，当务之急是办立一所高中在全县先开个好头。于书记毫不避讳地说，自个早年参加革命时大字不识一个，在部队大熔炉里锻造成长，在革命的洪流中陶冶身心，在南征北战的间隙识字脱盲。他说，主政南漳后抓生产促发展，深感知识贫乏，一有空就请教县委的秘书和通讯员小伙子们。平日里看着年轻人学文化脑筋灵光转弯迅速，对新鲜事物领悟力强进步快，他这个中年汉决不能拖后腿。今天的会，就是为全县中学教育复学复课打头阵。
　　 进入会议讨论阶段，大伙抛开顾虑畅所欲言。一个大队书记说，几个月前暑期抗旱用坏了抽水机，十里八村无人会修，一块块干裂的秧田等着灌水解渴，社员们心急火燎找到农机部门向技术员如实反映，技术员一听就说是汽缸床坏了，需要立即更换，手边正好没这配件了。大家伙没明白汽缸床是啥玩意，以为是很笨重的器材，队长派了两个壮实劳动力带上扁担和粗粗的绳索去县城买配件，一问才知道汽缸床指的是汽缸盖与汽缸体中间连接部位安装的密封垫片，一般有石棉结构，有钢皮结构，非常轻巧，犯不着来俩人搬运，真是耽误时间浪费人力。那件事给大家上了一次科普课，汽缸床冲了其实就是密封垫子破损失去密封的作用，发动机工作后来自燃烧室的高压气流从破损处冲了出来，这是个小问题而已。汽缸床买来更换，果然抽水机又能正常运转了。几个小伙子围上去左看右看抽水机，顿时明白了几分：机械开动时抖动厉害，没力就是因为汽缸床冲了，发动机工作后来自燃烧室的高压气流没有完全作用在活塞上；汽缸床冲了可以看汽缸床有没发黑，或者是有明显的水锈痕迹；如果有的话，那么就表示汽缸床冲掉了！
　　 众人七嘴八舌敞开了话匣子。说到底大家不是脑筋笨，南漳一中停办几年，乡亲们是没文化没机会学呀！这不是很复杂的技术，只要有人传授，大家都能掌握。可是眼下南漳那些知识分子一个个都还戴着反动帽子不能放出来发挥作用，况且还是人数不多年龄偏大。大势所趋，必须要有知识结构合理、技能全面的青年教师补充进来任教。
　　 会议结束时达成共识，沐浴刘集九集三个区联合在九集区的地盘上办试点高中，这个结果真是大快人心。师资问题，马上报备襄阳地委，呈请湖北省委解决，县委是开门办学的坚强后盾。眼下当务之急，是在九集岗梁上为高中选址划地。县级财政吃紧，只能由地方消化解决，九集本地要支撑建校所需绝大部分物资困局。区委书记冯祖俊代表九集人民揽下这个无比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会议之后，我父亲奉命留下，协助另外一名读过中等师范的枣阳老师王礼青，具体落实学校筹备事宜。王礼青比我父亲大两岁，我们称他王伯伯。学校建成后，他继李斌、杨学武、施发源三任校长之后，在九集中学当过八九年校长，后来奉调县委党校，致力于南漳教育共计二十余年，把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岁月留在南漳九集，直到退休前，才回枣阳老家中学奉献了几年余热，我父亲一直和他有来往。卸甲多年的王伯伯在二零零零年和去年，两次专程从枣阳来九集回访他参与筹办建设的九集中学，和我父亲一起待了十多天，叙旧话新。在许多上了岁数的校友心目中，王伯伯是资历最深的九中校长，耄耋之年来故地重游，他对人们一声声“王校长”的称呼欣然接受。
　　 在那个特定时代，试点高中当然不能照搬以往一门心思做学问的套路，要符合当时理念、秉承开门办学模式，一半时间在教室里传道授业，一半时间在土地里生产实践。按照这个思路选址，校园只是一小部分，整个九集中学还专门规划有大部分土地，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农田菜园果园，供大家学习推广实用的农业技术。发端于五十年代的杂交水稻研究到七十年代技术成熟，正是通过区农技推广站指导九集中学开门办学的农田实践，培育了实用的乡土人才，水到渠成地把这项重大的农业科研成果，率先在九集良种场乃至南漳的万亩良田推广普及开来。
　　 三
　　 到了七零年以后，九集中学陆续迎来了六百多名土生土长的本地学生，以及从正规大专院校走出来的外地青年知识分子。老师们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的口音，就读过的大学有现今被列为双一流的名牌学府，例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等。在那个凭真才实学上大学、优胜劣汰绝不扩招的年代，从毕业院校可以衡量出，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学霸级人物。没有现成的宿舍教室食堂桌椅，等待师生们的是正仓促开工建设的校舍和操场。本地人从小就在泥土上摸爬滚打、干惯了力气活的倒没啥问题，但对城里来的文弱书生们来说，肩扛手提、每天出行泥巴路灰土路可就是彻底的不适应啦！
　　 开学就是开工，学习也是劳动。老师们兵分几路，因陋就简、卷起裤腿挽着袖子，挖地除草耕作收割，干打垒起土筑墙，和泥烧窑搬砖盖瓦，安门窗做桌椅糊顶棚支床铺隔套间，套上板车走几十里路进山砍柴。最远的是集体步行去往泗堵河砍木材准备制作课桌材料。白天从事实打实的体力劳动，晚上开展硬抵硬的文化学习。各项基础建设没有外援，还要确保思想不掉队。起初学校宿舍少，没条件让教师和学生分开住，只能分成几间男寝室和女寝室，无一例外地漏雨灌风掉灰。父亲说，王帮勤叔叔也从吴集调到九集中学，和大伙一起烧窑码砖。校内还有一间简易的塑料薄膜厂，生产育秧用的农膜，师生们在机器前填料喂料、辛勤劳作，王礼青伯伯的一节手指就是在这生产车间劳动时不慎被机器挤压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