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书包很烂，我们的课本很新。在那四壁透风的教室里，有我们朗朗开怀的读书声。”
　　 启蒙老师教我们唱的这首儿歌，在整个小学阶段，我们都拿它当个宝，总喜欢有事无事地拿来传唱。不但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口里要哼唧着，就连放了假，在做家务活的时候，也还随心所欲地拿出来唱它一唱。只是一出了校门，回到广阔的田野上，再无什么顾忌可言，我们想怎样唱就怎样唱了，哪怕唱得变了味儿。
　　 有个在我们公社完小读初中的大哥哥，他把这首儿歌的歌词给改了，只保留了那其中的韵味儿，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跟着他学唱，后来我们也唱会了。唱得特别开心时，就笑得前仰后合地打滚。
　　 我记得他改过来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的衣服很破，我们的笑声放肆。在那自由无度的山里边，我们像风一样的到处乱窜。”
　　 被改的这首“儿歌”即便心里再喜欢，我们也只敢在假期里才拿出来唱。只要一回到教室，我们就把它给“藏”了起来，又换回老师教过的那首儿歌来唱了。
　　 关于烂书包的事，有次我和妻子的话题不谋而合地摆谈到了一起。她说读小学时，她背的第一个“书包”，是她妈当妇女主任时下乡用过的，上面补了很多块不同颜色的布片，只能说像个书包而已，却丝毫不是。就像一栋年代久远又不能拆除的房子，整个的只一个主体结构还在了。至于那里面的装饰物与外面的挡墙，早就更换几回了。之所以没丢它，是它还有修修补补可利用的价值。但它作了书包来用后，可坑苦她了——她为那书包先后挨过父母的三次打。
　　 第一次是从它不起眼的破洞里，把才削了一小截的铅笔漏掉了。掉了又得买，但钱是个不容易得到的家伙，所以要挨打.第二次是在她母亲把书包上所有的破洞都补好了后，居然又把一支新买的“电笔”给弄掉了——那支新买的“电笔”，还没写多少字，看得出来那里面的“电”还一点也没舍。这可惹恼了大人，她的父亲抬手就给了她一巴掌，把她的鼻血打出来了；第三次，那倒霉的水笔不争气地又掉了。那时买支水笔，大约要花一块多钱。新学年开始，老师要求大家把铅笔电笔统统丢开，改用水笔写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回家向父母乞求了多次，全班她是最后一个才用上水笔的。那支水笔在掉之前，蓝墨水把书本都染蓝了，居然它只掉了最关键的那一头，笔筒却还在书包里放着……挨了打后，母亲为她用毛线打了一个笔套，上学的时候就挂在胸前，这就解决了书包漏笔的大问题了。
　　 听了她讲的这个故事后，我本来也想说说小学我背的那书包的事，可我记不清我的第一个书包是什么样子的了。那肯定是不见得有多好的——我的理由是，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居住的乡下，一是没专用书包卖，二是没钱去买——即便有钱，也不可能把钱花在买书包上。比金子还难弄到手的钱，该花的地方多着呢，最主要的还是拿来糊口用。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有次为书包的事，坚决不去学校读书——那书包背到学校里去，遭到很多同学的鄙视，我也因此无脸再去读书了。最后硬是逼着父母亲把卖了桐子的钱，优先扯布给我做了一个新书包。结果那年春节我们做新衣服时，布票就不够了。
　　 作为交换，我还是给妻子讲了我珍爱新课本的事。
　　
　　 二
　　 在我们就读的王家祠堂小学，书包可以很烂，不管怎样烂都还要用，所发的新书即便学期毕业，都还保管得好好的，这主要源于我们对它的爱惜。
　　 每到开学季，生产队长就会派人把在假期里占用的教室给腾出来，把堆码得高高的课桌放下来搭好。放了假后空着的教室，就成了生产队堆粮食的仓库，上半年可以用来堆放带穗的麦草、黄豆苗、谷子及谷草，下半年则又可以堆些红苕，以及隔壁五保户家的烧柴等等。
　　 我们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教室的内部进行大扫除，用我们身上的汗水驱赶那满屋子的霉味。几天通风之后，那些霉味才消失。我们擦抹课桌流到地板上的水，也在那几天内全干了。
　　 我告诉妻子说，我们那时读书所使用的板凳，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也会视作奇葩的存在，但那时的确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妻子说她读小学时，也是从家里带地板凳到学校去坐的。这使我明白了，不光我们那里是这样的，她们那里也同样如此。
　　 开学从家里带去的板凳，不等一个学期坐满，它就残废了。不知是何原因，反正那板凳的腿就是不经用，经常莫名其妙地坏掉。放假的时候再拿回家去修时，大人们总会笑着说，你真是废事，是在和板凳打架吗？
　　 等把教室打整得干干净净后，我们就在老师还没到来的教室里，要么跑来跑去地打跳，要么假模假样地、哇哇地读几声书，那四处逡巡着的眼睛根本没有盯着书本……新学年换老师是常有的事，根本不知道是男老师来教我们，还是女老师来教我们，他（她）恶不恶，是从哪儿来的……反正只有来了才知道。
　　 这期间对老师的晚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是，他（她）是要去公社完小领书本的。有时那些课本不一定都能到齐，要第二次、第三次多次去领，才能领得齐。
　　 等领齐了的课本，统统码在第一排的课桌上，各课有各课配套的“作业本”。它们整齐地码在那里，以崭新的姿势，牢牢地吸引着台下我们的眼球。
　　 念到名字的学生，像猫见老鼠样地走到前面、走到老师的面前，老师则从码好的每一幢课本上取下一本，加在一起有我们的拳头那么高——这就是我们新学期所要用的书本了。
　　 到最后也没念到名字的学生，则是有“问题”的学生了。老师尽管三番五次的提醒，也还是有学生没能按时把书学费交清。
　　 这一部分学生中，也包括我。按照老师的说法，我是属于交书学费“幺鸭子”的那个人。其实，老师每次找我谈话后，我回家都要在父母面前，用眼泪表达诉求的。但家里连年补社，吃饭都成问题，我的学费也自然成了老大难问题。
　　
　　 三
　　 不管时间拖的有多久，也不管想什么办法，最终，我还是从老师手上领回了新学年要学的书本。
　　 在这之前，老师也会施放出怜悯之心的。“班上还没领到书本的同学，可以和同桌搭伙看一下……”，这样一来，我去看同桌的书时，就有了某种底气，或者不会师出无名了。老师的话也的确管用，有时不用我把头伸得多长，他（她）也会把新书推到桌子的中间来，放到我能看得到的位置上。
　　 新书本到手后，我肯定比其他同学显得更珍惜些——对我来说，它来之不易。
　　 我还有这方面清晰的记忆，我们发的“作业本”的封面有“姓名、科目、年级”之类的字样。一开始老师还教我们，要在“姓名”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科目”之后填上“数学”或者“语文”之类的名称、“年级”之后则要再填写正在读的是几年级。后来，我们当一拿到发下来的“作业本”时，都知道该怎么填写了。不过，不管是开始读一年级也罢，还是读至四五年级也罢，那字体都是端端正正的工整，从不会在封面上就出现“黑疤”。
　　 “作业本”的内页，几乎都是蓝色的油漆打的格子。像方格的，是作文本；条格的，是算术本；一个条格宽、一个条格窄的，则是语文本；田字格的，是书法本。至于什么格子也没有，纸张又厚又白的，才是图画本。
　　 这些各科的作业本，完全不用包起来。但像语文、算书之类的新书就不同了，本本都要包起来。
　　 包书的纸，最好的是牛皮纸，它的韧性不容轻易搞烂，但牛皮纸是少而又少的。实际上，在我所包的那些书中，一开始还是用报纸包的多，到了后期能找到牛皮纸了，才都用它来包了。
　　 父亲为我包了第一本书后，就让我依葫芦画瓢照着去包其他的书，他只给我提供了剪刀与报纸。在他包那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用心地在旁边观察，当我完成自己有史以来包的第一书时，我自己都觉得脸红，父亲却一个劲儿地在旁边夸赞说，好，好，包了第一本，就能包第二本了，会一本更比一本包得好。也的确是，我包的第二本书就比第一本书好多了。到后来，我包的书在老师那儿还获得了好评。
　　 父亲写的字苍劲有力，一看就是个写字的能人，我央求他在我包的书的封面，帮忙写上书名和我的名字，他一个字也不肯给我写，说自己的事能做的，最好就自己做。写得再孬，也是你自己写的。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在书的封面去龙飞凤舞一番了。
　　 包了的书，一学期完后，拆开封面，它的成色不减当初。我又将那个封皮用在了下一个学年的新书上了。
　　
　　 四
　　 读小学的儿子也有包书的习惯。我问他是从哪儿学来的，他说班上人人都在这样做。这样做可好了，可以把书保护起来而不弄脏。
　　 但他用的是买来的现成的封皮，只套在书的外面就行了。从那塑料纸的封皮看进去，一眼就能看到里面的书名。根本用不着再写什么字。塑料纸的封面也写不上字。
　　 用了不久，他就对那“好看”的封皮讨厌了。烦死人了，它是滑的，随时掉，根本起不到保护书的作用。为此，他央求妻子帮忙重新包一下。
　　 我听到妻子在小声告诉他，找你爸去，他是包书的高手……我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等他来找我包书的时候，我才告诉他说，你把买回的那个封皮好好研究一下，看别人怎么做的，就跟着学……自己不去做，永远也不会。
　　 我给他提供了牛皮纸和剪刀，一阵咕噜咕噜声后，尽管不想亲自动手，但还是拗不过我的执念。他把第一本书给包出来了，我在心里暗暗叫好，比我包的第一本书好多了！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他把他的“杰作”拿给我看，他包书的技术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我在心里为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