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回到故乡看望健在的老爹，给故去的亲娘扫墓。扫墓完毕，在回村的山路上，远远看见一个挑着一担箩筐的壮汉朝我走来。等他走近，我看清他头发稀疏，脸额上皱纹纵横交错，如同一枚硬梆梆的野核桃。尽管他很显老，我还是认出来了，他是我的发小，大名傅勇来，外号“打倒我爹”。我叫了一声他的大名，他停住脚步，盯住我看了足有一分钟，然后嘴巴一裂，满脸的皱纹立刻生动起来，野核桃秒变成一朵灿烂的山菊花，连瞳孔里也闪烁着兴奋的光泽。“原来是阿饼回来了，咱俩是一起玩泥巴长大的，怎么的也得到我家里去，好好喝盅酒。”他向我发出了邀请。
　　 “勇来弟，你这不是要下地干活嘛？下次吧。”
　　 “给桔树苗施肥，明天再施就是。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不行。”他说着，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身。扁担两头的箩筐，以他为圆心，各旋了一个半圆弧。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箩筐里装着拌了粪尿的草木灰。三四十年前，化肥昂贵，农民常用拌了粪尿的草木灰给庄稼施肥；现在，几乎没人这样做了。
　　 “你把肥料挑来了，再挑回去，多费事啊，还是下次吧。”
　　 “不碍事，不碍事，跟我走。”他说着，迈开大步回走。
　　 我也有意跟他叙叙旧，就跟着走，边走边问：“你爹的身体还硬朗吧？”
　　 他的肩膀颤抖了一下，答道：“早死掉了。”
　　 我心头一惊，差点被脚下的石头绊倒。我昨天还问过我爹，知道他爹健在。我再问：“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他站住，缓缓地转回身来。瞳孔已经黯淡无光，脸颊上密布着由皱纹卷起的小疙瘩，这是内心惊慌失措的表现。他赔着笑说：“对不起呀阿饼，我还有两垄桔树苗没有撒草木灰，农时不好耽搁，要先干活了。下次你回乡的时候，我再请你去我家喝酒，行吗？”
　　 他为什么要说假话？为什么突然变卦？我爹说他神经不正常，经常讲胡话，看来是真的。我侧退到路边：“当然行，你忙去吧。”
　　 他擦过我身边，逃也似地离去了。我望着他远去背影，思绪回到了四十二年前……
　　
　　 一九七五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我在大队小学上四年级。一天，班主任通知停课，全校师生集中到操场上召开批斗地主大会。五个班级在操场上集合坐定后，校长走到临时搭建起的主席台中间大喝一声：“把两个狗地主押上来！”话音刚落，一个胸前挂着一块大纸牌子、赤着脚的糟老头子，被两个高年级同学反绑着双手，摁着脑袋，押上了主席台。他是勇来的爷爷。紧接着，勇来的爹也被押上了主席台。老子是地主，儿子必然是地主，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逻辑。
　　 校长宣布：“大会进行下一项，请同学们踊跃上台揭发批判。”台下的观众莫明所以，纷纷交头接耳问这问那，有的还转动脖子四下观看。这里除了包括校长在内的五个老师是成人外，其余一百四十多个学生，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三岁。哪个学生有能力上台揭发批判？就算有人上台揭发批判，除了知道人家的成分是地主之外，其它的罪行一概不知，揭发点什么？批判点什么？就算掌握了可批斗的罪行，但人家毕竟是长辈，谁又敢于当面批斗呢？校长补充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同学们不要害怕。”校长的话音落下不久，还真有一个学生从我身后的观众席中站了起来，迈着像成人似的大步向主席台走去。我定睛一看，眼珠子差点掉出眼眶：竟然是勇来。
　　 无论怎样，地主崽子斗地主，孙子斗爷爷，儿子斗老子，肯定是一出好戏。我和在场的师生一样，由惊愕、不解、担心转变为好奇、兴奋、期待，并热烈地鼓掌。
　　 勇来走上主席台，手指点着爷爷，开门见山，将爷爷在旧社会的剥削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列数了出来。那时，刘文彩是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典型，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刘文彩剥削贫农的故事，勇来照搬照套，把刘文彩的罪行栽在了爷爷的头上。在两个高年级同学的看押下，勇来爷爷弯着腰低着头，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孙子的批斗。
　　 斗完了爷爷斗亲爹。勇来爹在旧社会充其量是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说爹怎么怎么剥削压迫贫下中农，显然不妥。不过，这也难不倒勇来，只见勇来面朝天空思索了一下，就有了主意。勇来说爹偷集体地里的南瓜，还偷生产队晒谷场上的稻草。勇来爹干咳了两下，侧转头朝勇来瞪了一眼。坐在观众席最前排的校长见状，一个箭步跨上半米多高的主席台，绕到勇来爹身后，照着勇来爹的屁股猛踹一脚，喝道：“给我放老实点！”勇来爹向前一个趔趄，差点栽下主席台。校长又给勇来使了个眼色，让他领喊口号。情急之下，勇来忘了校长事先教给他的口号，挥起小拳头就喊：“打倒我爹！”。由于这个口号无法跟呼，台下观众发出一片哄笑声。校长上前，一把将他推离主席台中间位置，代替他举起拳头领呼口号：“打倒狗地主ＸＸＸ！”全场观众都止住了笑，都站了起来，都举起拳头跟呼：“打倒狗地主ＸＸＸ！”校长继续领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场观众齐声跟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勇来爹再也不敢干咳了，再也不敢拿眼睛瞪勇来了。校长让勇来回到主席台中间继续批斗，自己则跳下主席台在原座位坐下。勇来又将爹偷鸡的事揭发了出来。多年后我才知道，勇来所有的批斗揭发材料，都是事先校长给他准备好的，他只需在批斗大会上背出来就可以了。
　　 勇来的揭发批斗终于结束了，校长称赞他为“革命小闯将”，全场观众送给他热烈的掌声。还有几个同学在掌声停歇之后又发出了尖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们对革命小闯将的崇拜。
　　 此前，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学校外，除我之外，没有人跟他玩。我之所以能跟他玩到一块去，是因为我外公也是地主。现在，他一跃成为革命小闯将，受到了全校师生的追捧，这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差别。
　　 勇来怎么也想不到，革命小闯将的光环只荣耀了几天时间，而家庭出身不会因为他的大义灭亲壮举而改变，光环暗淡之后，他仍然是地主崽子。在他家里，他爹多次关起门来打骂他。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住，哭着跑到学校找班主任告状。班主任觉得不好处理，就把他带到校长面前。校长的眼睛立即放出光来，因为即将荣升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他，觉得这是荣升的又一筹码。校长指着勇来胳膊上的乌青肿块，对在场的人说：“看看，大家都过来看看，地主对待地主崽子尚且如此凶狠毒辣，可见我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过的是什么日子！”引来几个同学趴在办公室窗台上和堵在门口围观，有个同学模仿勇来在批斗会上的样子喊“打倒我爹”，围观的同学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连校长和班主任也被逗笑了。从此，“打倒我爹”成了勇来的外号。在课间玩耍的时候，在放学路上，在采猪草的田野，在砍柴禾的山间，几个顽皮的同学看见他，必定当面喊一声“打倒我爹”。而每喊一声，必定引发在场人的哄笑。本学期尚未结束，他失学了。那个年代，地主家庭的孩子，上学最多能上到初中毕业。可是，他才四年级，小学还有一年多才毕业呢。可能是家长不让他上学，可能是校长劝他退学，也可能是他自己忍受不了侮辱而不肯上学，总之，他失学了。以前，再怎么受歧视，还有爷爷的疼爱，还有爹娘的呵护，还有我这个玩伴。现在，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我十八岁离开家乡参军，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勇来的面，但每次回乡探亲，几乎都能听到关于他的传闻，所以，他的大致情况还是了解的。他爷爷去世三十多年了，临终时发话，不要他披麻戴孝。他娘也去世五年了，去世前拉着他的手，眼光里满含着幽怨。爹还健在，八十多岁；父子同居一个屋檐下，同在一口锅里吃饭，就是说话少。他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是个老光棍。他有一姐一弟，都住在本村，来往却不多。他没有像其他村民那样出门打工或者经商，一辈子呆在村子里种着几垅簿地，因而成了贫困户。
　　 我突然明白了：他力邀我去他家作客，说明他是多么想和我说一说心里的苦闷，吐一吐这么多年来的委屈呀。他又拒绝我上门拜访，说明他还在提防人家冷不防地叫出一声“打倒我爹”来，提防人家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呀。唉，童年时代的戏耍，对他的身心所造成的伤害，旁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和他谈谈小时候一起抓鱼捉虾的事，能解开他的心结吗？不管结果怎样，我决意要去他家走动了，就在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