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是我奶奶第三个孩子，出生比我父亲早两年，去世亦然。七十七年的人生，他们除去父亲当兵前的十九年，之后并没有太多的重合，但在奶奶八个孩子中，他们又算是特殊的两个。
　　 母亲嫁入这个寡婆婆当家，二大伯、两个小叔子未成家的大家庭后，一家人同住在村北侧一个小院里。父亲说过，这是爷爷还在时，用“油”做货币单位购买的。婚后，母亲留在老家务农，父亲则在外地上班。父亲不定期邮回来的东西或者汇款单，必须经过奶奶的手，才能一部分抵达母亲的日子里。母亲陆续生了大姐和二姐，家里实在住不开，未成家的兄弟也陆续有人说媒，看这形式，母亲和父亲在往来的信件中多次商量，倾其所有，多方举债在村西边盖了里生外熟的四间房。房子建好后，父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家，暂时忘却负债累累的现实后，父亲又跟奶奶说，自己小家日子虽难，但可以帮衬着再盖一个院子，问问他们谁要，或者是谁结婚在前谁要都行。
　　 奶奶问适龄的二爷和四叔，四叔拿不准主意，去找大爷偷偷商量，大爷一拍大腿，骂了一句，这是你三哥捉摸你呢？你想，他能帮多少，不还是你要背窟窿吗？你可别上他的当。
　　 四叔一听，也暗忖，自己要娶媳妇，娘想什么办法也能娶，可不能媳妇还没影呢，就先背上一个天大的窟窿。
　　 眼见四叔出乎预料的拒绝，这块看上去很诱人的肥肉似乎又要揣回父亲的口袋，二爷蔫呼呼地说，老四不愿意，我这当哥哥的，也不能让老三为难，我来盖吧。话里话外透着的不情愿，奶奶不是没听出来，但她只说，行吧。
　　 二爷的房子，选在父亲房子的西侧，并肩而居。屋前有着同样大的院子，村人过来过往的，也会说上一句，你看这家，熬过了那么艰难的日子，现在终于好了起来。也是有了房子，二爷在母亲搬出老院后，也搬了出来，四叔才得以在老院比二爷还早地娶了媳妇。又过了一年，二爷也终于娶上了媳妇。二娘的娘家也是当村的，二十七八岁才嫁人的，总会有一些原因。二爷没有挑的资格，虽说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模样也算端正，但就是家里的穷，使得年过三十的他，只能和脑筋不太灵光的二娘凑一起合着过日子。
　　 二娘很是厉害，但这厉害不是做家务，也不是种庄稼，而是三年生了两个儿子，这足以让二爷二娘高高地昂起了头。尤其在领着抱着四个女儿的我母亲面前，更是说着一口一个绝户头，怎么过家产也是过给别人的话。仿佛这是二娘混沌的思维世界里，唯一灵透的领域，她就知晓，只要有了两个儿子，就可以不用努力，而获得绝户头家的一切。在母亲带着我们去父亲身边生活后，二爷还曾带着他的小儿子去过一次，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有两个儿子，可怜同情你，留一个给你，将来可以帮你打幡。
　　 这又好似当年父亲帮二爷盖房子，是一件不容拒绝的好事，但父亲的拒绝，却让二爷很是诧异，他大约在想，我把你的钝刀戗快了，你的日子我给你支起来，你还有啥不知足。二爷带着仁回去了，兄弟俩心里的隔阂也在无形中诞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牢固。
　　 过继儿子的事对于二爷来说，像去官镇干活，却空转了一天，他内心的火，都撒到二娘身上。二娘却说着，现在不要，早晚也要指着咱的话，露出少有的精明，竟然让二爷放下了再去送一次的念头。
　　 二娘在家潦草地收拾家，干农活、稀里糊涂地带娃，像很多农村妇女一样，二爷除去在清晨和傍晚，侍弄一下屋前屋后的两小块蔬菜地之外，他骑着载重自行车，驮着他干活的行头，五冬六夏地准时出现在官镇上。
　　 官镇距离家15里，地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自古以来都是交通要地，故而镇上十字交叉的两条街道两侧，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饭店。逢2、7有大集，4、9有小集，有集没集都不影响这镇上的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凭着如此的地域优势，二爷吃定了这儿，风雨无阻。
　　 “磨剪子戗菜刀喽”，这或许是他这一辈子里唯一敢大声喊出来的话语，伴随吆喝声，拎着剪子或者菜刀，镰刀砍刀的人，一个又一个前来。
　　 二爷在集市上干活的场景，我没有亲眼见到过，偶尔回家时，也未见他帮奶奶磨剪子戗菜刀，只是间或听小姑、母亲说过。二爷别看在家里像头焖驴，但干的活，可是用过的都说好。动作麻利，收费合理。干的久了，他甚至可以把官镇所有客户，在脑海中分兵列阵。这条街有几户，那条街有几家，这个饭菜小吃店的刀具该磨了，他会像店主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准吧准地，在店主不忙时，出现在店铺前，不等“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落地，店主人就拿着好几把菜刀笑呵呵地走出来，“这不正想着，你就来了。”
　　 如此，二爷这个手艺人，也用自己招牌式的手艺，融入了这个镇子。双方好像约好了一样，二爷干活挣个辛苦钱，乡亲们拿到适手的工具，以面对日子里的各项所需。
　　 为了抢占有利位置，二爷清晨出发时，二娘还在酣睡中。二爷瘪着肚子熬到正午后集市散了，会赶在小吃部收摊前，吃饱肚子。
　　 官镇是回民镇，官镇包子是当地流传上百年的名吃，包子用当地面，面白皮薄，肉馅是肥多瘦少，却肥而不腻，软而抱团，包子褶均匀如花，尤其从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刚拿出来的，更是光看就让人流口水。二爷粗糙的双手捧着包子，虽然肚子里的馋虫可以让他一口吃上小半个，但他总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有时是两个有时是三个，这要看一上午干了多少活，总之肚子里不空了，不叫唤了，也就行了。这是二爷干这个营生的动力之一，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一顿好饭，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油水来源。吃饱了，他用袖子擦擦嘴巴，收拾好干活的家伙，骑上车子，又去串胡同，所有用户在他的心里，像待收割的庄稼，哪儿成熟了就去哪儿，他都心中有数，从不跑空。
　　 忙乎一天，二爷骑着叮当作响的载重自行车到家时，天色已晚，农活已完，二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玩了，两个饿得哇哇哭的孩子在当屋打滚是常事，冷锅冷灶，和一日里累积的疲惫，形成一股合力，敦促二爷把家伙事一撂，双手一背，溜达溜达地出了家门。
　　 他身后或许跟着一个或者两个孩子，他也不在意。走不出百多步，就到了我家，也可以说是我奶奶家。小妹三岁后，母亲借着父亲单位帮家属转城市户口的春风，带着我们姐妹四个，凭着一膀子力气，开始打拼新生活。我奶奶带着小姑搬到我家院子，每日三餐她都中规中矩地做，她或许习惯了会有人来蹭，故而多热上一个半个窝头，熬粥时多添上一碗半碗水。
　　 窝头、粘粥并不能满足二爷的胃口，当屋饭橱里，内屋挂钩上的布袋里，都可能会有奶奶赶集带回来的吃食，也无非就是干果子，长火烧一类的。好一顿扫荡后，他才带着饱饱的肚子，在奶奶的骂声中，满足地回了家，歪在炕上和衣打起了呼噜，才不管二娘和孩子们到底能吃上啥。而他院里的西红柿，黄瓜，包括玉米秸，棉花棵子，从不给奶奶，用二爷的话说，娘是八个人的娘，不能因为他离得近，娘就多要多占。
　　 破家懒养娃，两个儿子也接连长大了。到了大儿子丰娶媳妇时，二爷走遍了所有兄弟姐妹，别人家都是借，到我家就是要，当时我父亲也不过几百元一个月的工资，给拿了一千。这些好像没有达到二爷的预期，他走时骂骂咧咧的，还好，父亲耳背没听到，母亲听到了，也是暗自生气，也不敢再跟父亲学说。
　　 丰生了第一个也是儿子，这可又让二爷得了意，别看儿子身上不舍得花钱，孙子的小嘴巴可不敢亏待了。同时期，奶奶有了病，又吐又拉，原本还能自理独住的，这一下需要人照顾。二爷去看了看，说吐干净拉干净多睡睡就没事了，反锁上屋门就去赶集了。等傍晚回到家看看，奶奶虚弱地躺在炕上动不了，呻吟着让他去找先生，他答应着，又锁上门走了。
　　 二姑好像感知到奶奶有事，心里像吃了闹子（方言：农药）一样乱得坐不住，她不顾秋雨连绵，搭车回了家，却看到家里紧锁的屋门，和炕上气若游丝的奶奶。二姑见到二爷，只是追问了几句，把喷涌而出的抱怨生生咽下了。她接走了奶奶。奶奶一走，二爷忙跟大爷商量，说出了门的姑娘，胆敢做主娘的去留。大爷却说，咱娘岁数大了，咱们要合计一下，娘到时有那一天，把坟埋到谁家地里。
　　 我家不行，我俩儿子。二爷的脑袋摇得就像拨浪鼓。
　　 你不懂，我来跟你说……大爷的声音低了下去，具体说了什么，我们也无从得知。只是知道在转年春上奶奶去世后，大爷过继给了大爷爷不能算，剩下头大的二爷却不同意奶奶在他家出殡，我父亲虽一直介意二爷对奶奶的苛刻，但这时却只说：谁不容易也不如娘不容易，娘守寡47年的苦，比谁都苦，娘在我这里住了三十年，必须在这里走。二爷才没敢借机多强调自己家的房子太破了，还没有娶二儿媳的房一类的话。
　　 奶奶被安葬在四叔家的地里，当天，把埋在别人家地里的我老爷爷老奶奶，大爷爷大奶奶，爷爷的坟拔（方言：迁）了过来。地是四叔家的，但四叔多年前外出打工，并把家安在外面后，这些地一直是二爷用帮忙的名义免费种着。二爷说，埋在自己家地里方便，坟头想怎么留就怎么留，有什么事情都好说。
　　 这可能也是父亲内心里唯一的安慰，终于，这个不让他省心的二哥，终于懂事了，为着一大家人的归处着想，一点都不怕种地时有多麻烦。
　　 在奶奶离开的第二年，没有等来二爷家二儿子仁结婚的喜讯，却等来了二爷罹患肠癌的消息，大姐和二姐赶回老家，在二爷做手术时陪伴在侧，并照顾了两天。同样，二爷的手术费，跟别人家都说借，到我家也是要。母亲说，该给就给，总是治病更重要。
　　 二爷到底是这么多年干活底子好，在家养了几个月，就又跑去磨剪子戗菜刀，虽说这生意伴随时间的推移冷落许多，但二爷懂变通呀，他知晓刀的秉性，选了几款好用的剪刀和刀随身带着，有人问就卖，也多少增加了收入。不管收入的增减，都改不了他可以饱餐一顿的现实，那么他就有了去干活的动力。毕竟二娘不管到了啥时候，做饭就是那几样，熬白菜，炖萝卜汤，熬粘粥，或是时令的煮玉米、毛豆、红薯。
　　 年过三十的仁，一直在外打工。偶尔有媒婆上门，说一些村里歪瓜裂枣般老姑娘的媒。如此每逢上坟的节气，母亲带着我们回家时，我们若打开老院的门，二娘总是凑过来，说着不着三不着两的话，话里话外，都是让母亲留下钥匙，他们方便照顾的话，还有一次明说自己的房子要给娶媳妇，这边的房子也空着，想要暂住一下。母亲没搭理，锁上门，缠上塑料袋就走了。
　　 也莫怪母亲如此坚决，这房子盖得太不容易了。用母亲的话说，土坯是找谁拓的，房子的砖、檩条、苇箔、门窗都是舅舅和她一起操持着找人干的活，在那个寒冬腊月里，为了盖这座房子，真是勒紧了腰，累吐了血才盖上的，之后又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用父亲微薄的工资，在我们牙缝里，往外挤连续盖两个院子的亏空。
　　 我的记忆中，二爷来过我家两次，一次是奶奶病重时，他和大爷一起来看望，大爷跟父亲说，如果奶奶在这里去世，那么不用拉回老家，可以在这里出殡。二爷像大爷的影子一样，大爷说啥，他就点头说“嗯”。
　　 第二次，我也忘了是哪年，在一个冬上。二爷来了直说用意：一是他病了，需要看病，让父亲带着他上医院，二是他在收音机上听到一种药，特别管用，他问了地址，让大姐去买，如果吃了管用，以后就每个月让大姐买了寄回去。
　　 父亲光听到二爷说看病什么，他也不懂这看病的流程，忙让大姐过来。大姐一问，说看病必须有家人陪伴，让二爷的儿子过来，且不说谁花钱的事，人家大夫有什么建议，我们可没有资格做主。二爷一听要儿子来，又换了口气说，你去买药吧，我有了药就走。
　　 大姐去买药，母亲去买饭的空档，父亲和二爷并排着坐着，他俩都耳背，加上各有心事就更听不到什么了，二爷说家里日子艰难，二小子娶不上媳妇，男人不能光当锅台转，要当家做主，不能让娘们乱说话一类的话，父亲则说有病不能耽误，不能听信广告说的，广告能治病，还要医院干什么，你家俩儿子呢，就是住院看病也有人照顾。
　　 这兄弟俩就像不同频道的播音一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谁也没听到对方说什么，谁也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大姐回来了，说药房里没有，买不到；母亲拎着糖醋里脊，红烧肉回来了，二爷把没有买到药的怨气撒到饭菜上，这都是啥，吃不惯。父亲听不到二爷说的啥，他一直说着多吃点，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就别出去干活了。家里啥事要看远点，凡事都以人为本，没有什么比血脉亲情更重要。
　　 我最后一次见二爷，是大爷去世两年后的清明，父亲跟二爷和兄弟们商量给奶奶立碑的事，父亲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打算，你们在家生活难，象征性的出点就行，剩下的我来出。征得同意后，父亲还特意回去了一趟，去石材厂选了墓碑，选用了最好的花岗岩，老爷爷老奶奶的高一些，爷爷奶奶的低一些，符合民俗常理，并在家人商议下，定好了刻字的内容。清明时节正好，结果却在准备回家时，接到了丰打来的电话，别立了，没有理由。父亲不相信原本说好的事，怎么就有了变故。母亲为了不让父亲着急，带着我们姐仨回去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