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治医生王大夫来到妈妈病床边，为妈妈号了一把脉，侧着头听了听诊说：嗯，还可以。病情稳定，等我开点药就可办理出院，回家好好过年。王大夫说这话时，是1984年腊月25日——小年。
　　 听完王大夫的话，妈妈喜极而泣：“一年啊！在医院整整呆了一年啊……”妈妈流露出不堪回首的样子，似乎又有一种如获新生的兴奋。
　　 这个年，对于妈妈，是刻骨铭心的。长痛之后的年，到底是个啥滋味呢？
　　 时间回到1984年正月15日——元宵节。外面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烟花如雨。妈妈鞠躬着背，楼上楼下地爬，案板、茶几、门窗、床第，还有房屋以外的猪圈、牛栏、鸡舍、鸭窝，甚至通往野外的小路也不放过，统统点上香火和蜡烛。月光漫照，烛光与星光交相辉映，把天地熏染地温情壮观。妈妈曾告诉过我，“三十的火，十五的灯”。也就是说在除夕夜，灶膛的火要烧旺、烧久，家就兴旺，日子过得就红火。在正月十五晚上，点亮所有的灯。这样做是祈祷家人平安健康，诸事顺遂。突然，在烛火的映照下，我看见妈妈咬紧牙关，捂着肚子，尽管零下的天气，妈妈额头上还是直冒汗珠。我问妈妈怎么了？她没回答我，强忍着痛苦坚持立好墙院外最后一根蜡烛。她再也坚持不住了，“莉子……快……快……快去叫爸爸……”妈妈艰难地吩咐着。等爸爸赶来，妈妈已经瘫倒在地。外公提着马灯，爸爸和舅舅，还有村里的热心人，七手八脚扎起一副简易的单架，连夜把妈妈送往了乡里医院。我追出去好远，望着马灯渐渐消失在山的那头，我僵在风中，不肯转身。街巷花灯万盏，空中圆月昭昭，咋就照不亮我的家，我的心呢！据说，元宵节，是上元天官赐福、赐平安、赐健康之辰，可怎么偏偏遗漏我的妈妈呢？我有点失落，想痛哭大喊。
　　 关于灯火说，我从来都觉得很应验，妈妈也从不说风熄灯火的事。我突然觉得，愿景永远不是现实。但愿那些灯火也懂得妈妈的心，摇曳出最美的味道。
　　
　　 二
　　 爸爸办好了出院手续，收拾好东西，拿来扁担，一头挂着被褥、衣物，一头挂着箩筐，箩筐里坐着二岁的小弟弟。就这样，他们相互搀扶着离开了医院，回到了家中。当晚，我睡得好香，有爸爸妈妈在家的日子，以前那些噩梦与失眠统统消散。
　　 次日，天不亮。我在糢糢糊糊中听见爸爸妈妈聊天的声音。
　　 “老三，家里还有钱不？”是妈妈的问话。
　　 “咋啦？”爸爸翻了个身，床板吱吱响。爸爸犹豫片刻，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我马上起床，屋里还有些干柴，我整理一下，挑去卖了。”
　　 “我想扯些布料，给孩子们缝一双袖套和围裙，再买些过年的年货。”
　　 往年，只要一入冬，妈妈就会张罗着一家人的新衣服和年货。弟弟好动，一天到晚，到处爬着玩耍，裤子的两个膝盖处没两天就一个大破洞。妈妈总是花大价钱选择耐磨的双面卡其布或灯芯绒，为他缝制衣服。而我，是个小女孩，文静。妈妈会精心挑选红底碎花的棉布或高档的红色呢绒布料，为我缝制外套。每年正月初一，我们姐弟走出去，总是最吸睛的，引来左邻右舍的啧啧称赞声。那也是我们姐弟最得意的时候。
　　 这次，妈妈只为我和两个弟弟做袖套和围裙。我心里很是委屈，但转念一想，妈妈是最难过的，不是手头上实在拮据，妈妈是不会出如此“下策”委屈我们的。
　　 爸爸过了好久才答话：“我再去机两担米卖了，凑点钱，给孩子们每人扯一套衣服，再整些年货回来。”妈妈好起来，爸爸有了张罗过年的情绪了。
　　 “家里只留了一家人的口粮，把米卖了，明年开春吃什么？”妈妈反问着。
　　 提到口粮的事，爸爸犹豫了，没有了男人的硬气。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如果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爸爸绝对硬气地说，扯布料，给孩子们一人做一套新衣服，大不了多砍几担柴。可眼看就要过年了，即使砍了柴也是湿的，根本卖不出去。过了年就开春，大家忙着春耕生产，集市上就没有了卖买柴禾的行当，等到那时再卖柴米来买米是不可能的。
　　 “唉，”我听见爸爸微微的叹气声，连声不断。接着，我也闻到了呛鼻而又苦涩的烟草味。我知道，爸爸已经默许了妈妈只给我们做袖套和围裙。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不全是为了没有新衣服穿，而是小小的我已经隐隐懂得了大人的不易。
　　 男子汉为艰难的日子而难过。他应该是把能够赚点钱的东西和事都逐一想过，就像抚摸一件器物，熟悉得都可以说清每个细节了。
　　
　　 三
　　 前几天，我的爸爸在邻村养猪户那里定了“过年肉”。
　　 腊月28日，是杀年猪的日子，爸爸起了早，来到邻村。没想到养猪户请的杀猪师傅是我的三爷爷（爸爸的叔叔）。三爷爷一看订肉簿上写着我家3斤，三爷爷不等商量，抡起大屠刀砍下了10斤猪肉。爸爸推脱说不要这么多。三爷爷说，大过年的，一家子这么大的人，正月还有客人，3斤肉哪里够啊。爸爸低着头支支吾吾说家里前两天砍了肉。三爷爷抬头看了一眼爸爸。爸爸“骗人”的话，三爷爷一听就识破，三爷爷没有戳穿，只是自顾自地催促着爸爸赶快提走。爸爸不肯提。三爷爷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非常严厉：“家里有老有小，禾秀（我的妈妈）还病着，吃还不要吗？钱，我先垫上。”
　　 爸爸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红着脸含着泪把肉提回了家，这肉太沉重了。
　　 妈妈接过爸爸手上的肉埋怨道：“不是订的3斤吗，怎么砍了这么多？”
　　 “叔叔在那里杀猪，他说他先垫上。”爸爸故作轻松。
　　 妈妈把肉放在了砧板上，转过脸去抹起了眼泪：“我知道叔叔是好心，心疼我们一家老小，想让我们过一个肥年，但这些肉钱叫我们何时可以还上啊……”如果说妈妈在埋怨爸爸，不如说是妈妈在发泄着自己压抑的情绪。我想，这些情绪是复杂的。有感恩，有埋怨，更有无奈！
　　 爸爸什么也不说，他低垂着头坐在小板凳上，吧嗒吧嗒吸起了旱烟，一根接一根，手里点点星火，那般刺眼地一上一下，那缠绕在爸爸身边的烟雾，仿佛涂抹着无奈的色彩，将爸爸紧紧缠住。爸爸哪里不知道啊，过了年就是开春，要忙着春耕生产，无法出去搞“副业”（种田以外的事）来钱。种子、农药、化肥要买，要捉猪仔，要买耕牛，孩子开学不能耽误……妈妈出院时医生还说了，妈妈体质太差，不能干体力活，并随时会感染生病……细数一件件，一桩桩，每件每桩都像一根绳索，勒得人喘不过气来。抽烟的静默时间，他应该是把这些一遭遭数过一遍，无法理清个头绪，所以也就沉默无言了。
　　 突然，爸爸猛吸一口，掷下了烟蒂，起了身向妈妈交代说：“那些肉放那里，你不用管了，晚上我回来收拾。”说罢，爸爸拿起扁担，拎着一把锯子上山了。
　　
　　 四
　　 飘悬在村庄上空的炊烟渐渐降下了帆篷，牛羊朝着家的方向“哞哞”踱着方步，鸡鸭向主人讨食了晚餐，心满意足地拍打着翅膀“嘎嘎、咕咕”钻进了鸡舍、鸭窝。远山就要吞没最后的一道阳光，夜莺在空中尖叫两声，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落在了溪边的林子里。妈妈站在村口，伸长着脖子探望，眉头紧锁地自言自语道：“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来？”我知道，妈妈是在担忧着爸爸。
　　 天，再也坚持不住了，低垂着眼眉拉着黑色的帷幕。山脚下出现了一个踽踽独行的黑点。哦，那是爸爸。一山的暮色压在爸爸的身上，我担心着爸爸是否能挑起。老远，我听见了扁担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那是在抗议还是在为爸爸的行进撕开一道亮色？扁担两头挂着粗粗的藤蔓，藤蔓上裹着几块如磐石般的榉木砧板。新鲜的浆液凝固在砧板的表面，散发着淡淡的木香。
　　 爸爸看见我们，放下担子，用衣袖拭了一把汗，责怪着妈妈：“还病着呢，领着孩子出来干什么？风大！”
　　 “你怎么挑几块砧板回来？”妈妈疑惑地问道。
　　 “我今早买肉时，发现卖家的砧板非常薄，斩骨头时很不稳，并且脱木屑。这不是离过年还有两天嘛，我挑到集市上转转。”
　　 爸爸一共卖出去了6块砧板，挣了五元钱。五元钱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够不着吃一个早餐。而对于当时我家来说那是一笔“巨款”。爸爸捧着巨款有一种逢生的感觉。爸爸用这些钱，扯了几尺棉布，买了半斤瓜子，半斤花生，半斤状元红，半斤饼干，半斤豆角酥，半斤兰花根，外加一包冬瓜糖。虽然样样只有半斤，但终究有了“年样”。（因为我们这里装零食的盘子有七个格子，正月来了客人是要装七样零食出来）
　　 从此，我对“五元钱”的概念理解特别深刻，在我生活当中不会因为麻烦或收益低而放弃挣钱的机会。在我刚成家那两年，我跑到深圳开了一家影楼，当时生意红火得不得了，照艺术相、婚妙照的人络绎不绝，可中途总有个别顾客走进店里，要求照一张黑白相。当时都流行照彩色的了，哪有什么人照无色的。而且照彩色的很是方便，市面上有正规的冲印店，我照完直接拿去冲印就可。照黑白相就麻烦了，为了照他一个镜头，我要重新置换胶卷，更麻烦的是市面上根本没有承接冲洗黑白相的业务，我要半夜收工后自己跑进暗房里，搬出显影、定影的药水捣鼓着。有朋友劝说，湘莉，你何必呢，照一张黑白相连本带利才五块钱，你还去费那个事，你随便照一组婚纱照都是几百块钱，你拒绝就是了。我笑笑，并没有接话。他哪里知道，我想到了我的爸爸，他为了全家过一个“肥年”，在年根处都在苦苦寻找挣钱的机会，如今的我岂敢因利薄而放弃挣钱的机会？
　　 我不仅仅不放过挣钱的机会，我也不舍得随意浪费钱财。或许，爸爸赚钱艰难的影子总徘徊于我的眼前，似乎花钱太多，就是对不起爸爸，这种节俭的个性，或许骨子里早就有，或许后天又格外加重了。就是在今天，我也不舍得破费，能省的就省着。我觉得，有一部分日子绝对是省出来的。
　　
　　 五
　　 大年初一，我和两个弟弟兴高采烈地换上妈妈夜以继日为我们姐弟缝制的袖套和围裙，我们心里并没有因为穿的是旧衣服而不高兴。现在回想，我的妈妈真是聪明啊！不，应该说是煞费苦心。不知她在哪里讨来白色的和粉色的“的确良”碎布，在袖套和围裙上镶上荷叶边。我把袖套和围裙往身上一戴，像穿上了一件款式新颖的裙子。弟弟是男孩子，如果也镶上荷叶边就不妥了，为了让弟弟高兴，妈妈用彩色的丝线锈上了弟弟喜欢的大公鸡、金龟子和小老虎。真是“一白遮千丑”啊，一双袖套，一个围裙，在妈妈的巧手下，把袖口的破洞，身上的补丁全捂住了啊，显现得是孩子们天真、幸福的笑容。
　　 父母见到我们，他们应该感觉到自己是对得起这个年的。
　　 我家和外婆家住在同一个村庄，大年初一便要去外婆家拜年。我们喜气洋洋正要出发，不见了爸爸。妈妈去寻。爸爸坐在后屋的暗角处，寂静地吸着闷烟。妈妈叫他时，他的眼睛通红，显然，爸爸在偷偷地流泪。是呀，往年，我们全家人都是穿新衣服的，而这个年……虽然袖套和围裙遮住了破衣烂衫，终究败絮在内，遮不住大人的心酸，那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也许，是我们三姐弟的天真的笑触痛了爸爸的心。尤其是去外婆家拜年，往年，总是要提上拜年礼：一只鸡，一刀肉，二斤面，一封糕，桂圆、红枣、纸包糖，样样不会少。而这次，看来只能空手前往了。妈妈看出了爸爸的心思，她在香案上取下那只祭祀祖先的鸡，剪下胸脯肉，并从厨柜里端出那碗米粉肉，拿出那包冬瓜糖，分别用纸包好，贴上红纸，领着爸爸和我们三姐弟“高高兴兴”地去外婆家拜年了。
　　 大年初二，家里来客人了，妈妈既高兴又难过，恨不能有一只鸡，马上从鸡屁股里掏出几个蛋来。因为我们这里有水煮鸡蛋给客人吃的风俗。当妈妈打开厨柜门时，惊呆了。昨天送给外婆家的那碗米粉肉和鸡脯肉原封不动地放在厨柜里，另外还多出了一把鸡蛋和其它的零食。不知外婆何时偷偷送过来的啊！妈妈喜出望外，因为为她解了燃眉之急。顿时，妈妈又捂着脸，偷偷地抺了一把泪。外婆家的生活也不富裕啊，外婆长年生病，舅舅和姨姨还小，都在上着学啊……
　　 过年，就是一家人互相帮衬着。这是我获得的过年思想，一直到现在，我总是关心着邻居过年是不是有过不去的事。
　　
　　 六
　　 对穷人来讲，过年那是煎熬，说过得慢，也快，眨眼就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妈妈和往年一样，楼上楼下，香案茶几，茅屋鸡舍，到处点上香火、蜡烛，烧着纸钱。我跟在妈妈的身后，很是不情愿：去年元宵节也烧了香，点了烛，老天和祖宗到底保佑了我家什么？妈妈正认真、虔诚地点着香，燃着烛，还来不及进家门，就让妈妈病倒在地。我曾经听过别人聊天，不知说的是戏文而是现实。接连三年，大闹干旱，农民没法种庄稼，连人们饮水都成了大难题，有人为了争口水喝，打出了人命，村里老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往水神庙里烧香、烧纸，有一小伙子气不过，找来锄头把个水神庙砸得稀烂。此时的我，仿佛也有了那位小伙子的冲动，很想跑上前去，掀了香火和蜡烛。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她祭拜的神情更加虔诚了，嘴里念念有词，虽我听不清，无非是说要神灵不要记较小孩子的无知和过错，保佑家庭顺遂。
　　 真的保佑不了我们什么，但我们一直有一颗渴望平安遂顺的心。不能埋怨那些所谓的神仙，靠自己吧，靠去赶一个好时代吧。
　　 现在回想，妈妈是对家庭的前途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和乐观。她始终相信，不管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总会越来越好。
　　 1984年我家的年味，很丰满，有辛酸，有苦痛，有无奈。可以说是五味杂陈，人生百味。当然，最浓烈的一笔是亲人和朋友给予我家的爱与支持，这爱与支持，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会暖上一暖。
　　 如今的年，加上曾经的年味，就像一团面，添加了酵母，发酵出来的年，总是香喷喷的，也很有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