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2006年德国多纳斯马尔克执导的《窃听风暴》，深受震动。这部电影并没有什么大场面大制作，但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大片。大片者，内容丰富，立意深远也。
　　 影片讲述东德高级特工卫斯勒在上司的授意下，窃听著名作家德瑞曼和其女友西兰的生活，却被他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爱情、追求自由的行动所打动，从一个窃听者、敌对者转变为一个秘密帮助者、同盟者的故事。
　　 一
　　 故事还原的历史背景是1984年的东德。当时世界的大潮流是东西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分四区占领。1949年，美英法占领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称西德，苏联占领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称东德。原德国首都柏林被分割为东柏林与西柏林。根据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协议，西柏林是西德领土。从经济发展、民主自由来看，都是西德压倒东德。东德成立初期，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外逃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270万东德居民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外逃到西德。
　　 为阻止居民逃往西德，1961年，东德政府沿西柏林边境修建了全长155公里铁蒺藜围成的路障，后来改筑成2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东德政府称此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同时，东德政府允许对越境者加以射杀，从此逃亡被遏制住了！
　　 至此，东德与西德之间人员的自由往来被阻断。此与同时，东德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异见者”和社会活动进行着严密的监控和压制。这是电影事件发生时的大环境。影片虽然没有大量镜头加以展现，但柏林墙、监控、压制等要素，自然会让观众回忆那段历史。毕竟，那段历史带给人们的伤痛，无法抹去。只要不忘却，就是最好的纪念。
　　 二
　　 影片主要人物有五个，一是上司，包括文化部长、文化局长，他们是当局的代表，也是腐朽腐败的代表；一是艺术人士，包括作家德瑞曼和其女友西兰，他们是被监控、被侮辱的代表，也是斗争的代表；高级特工卫斯勒，处在上司和被其监控对象之间，是一个中间人物，最后在双方的共同影响和推动下，良知苏醒，最终发生转变。
　　 文化部长位高权重，本来职责是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但他的选择却是监控和压制。在他的管理下，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根据政府的意识形态需要，以及个人的好恶，轻易对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进行剥夺。影片中德瑞曼的老师雷曼，不愿意为东德政府发声，导致被封杀。德瑞曼的朋友都处于监控之中。他们对批评、反对政府的声音进行高压管制，凡是“异见者”都被打压、扼杀。这样的部长，无论当时多么不可一世，多么风光无限，历史终将他们归入腐朽一类。
　　 影片对文化部长关于监控、打压方面直接着墨不多，含蓄地让观众去体会，他是总头子，一切的监视都是他批准的。导演给文化部长安排的戏码，是强迫女演员、也是德瑞曼女友西兰委身自己。他赤裸裸地威胁西兰，如果不服从自己，就将她从演员名单中除名，从此无法登台表演。这比权色交易更恶劣！至少在权色交易中，色者带有主动投怀送抱的意思。这里完全是强迫，是公然在自己的公务车里发生的猥亵！虽然只有短短一分钟的镜头，但足以让观众记住他而憎恨他！
　　 部长第一次得手后得寸进尺，要求西兰每周四到大酒店陪他过夜。西兰迫于压力，瞒着男友德瑞曼照办了。后来她觉醒了，选择不再委身部长。部长立即展开了制裁。他以西兰服用违禁药物为由，命令文化局长逮捕西兰。就这样西兰入狱了。这个过程拍的都非常简略，只有几个画面，却让人深刻记住了这位部长的渣！同时，观众也会深思，凭什么他可以这么为所欲为？凭什么他可以这样滥用权力？自然也激起观众对支持部长这么腐败的体制机制产生厌恶之情，抵制之情！
　　 文化局长是主演卫斯勒的直接上司。从正面讲，这是一位敬业的，业务精湛的领导，执行力很强。但他终究将自己的职业干成了畸形！当卫斯勒想将截获的重要情报向他汇报时，他自顾自地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得意之作。用一大段独白，炫耀其对付艺术家的手段，根据血型、气质，分类对付艺术家。监控对象德瑞曼这样气质的艺术家，只需将他关到小黑屋，与世隔绝10个月，不用暴力，就能让他所有的灵感枯竭，再也无法进行艺术创作。他这种为了毁灭而毁灭的行为，已经偏离正义、正当的轨道很远了！作为政府主管文化的官员，观众很容易看出其渎职和失职。在鄙弃厌恶他的同时，也在可怜他，他本是一位能干的人，为何异化走上邪路？他有选择自己人生路的权利吗？当然有，观众允许他布设监控，但不能容忍他恬不知耻的研究理论！
　　 他的下属卫斯勒都看不过去。默默地收起要汇报的事情，从那时起，卫斯勒的思想行为发生转变了。后面还将论及。
　　 以上两位上司人物，刻画自然，惜墨如金，却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让观众完成了鞭挞的审美！
　　 三
　　 被监控者德瑞曼，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老师雷曼被封杀，他为了避免被封杀，与当局曲意逢迎。影片一开始上演的剧本，就是德瑞曼写的。虽然当局允许他创作，且能正式演出，他却一点不高兴，郁郁寡欢。在这个时候，不高兴违反常理。我们只能推断，他不满意自己的创作。大概是因为曲意逢迎，使得他的作品平淡无奇，缺乏战斗性。虽然没有被封杀，但他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就感。可以说他很痛苦。
　　 对这样一个听话的作家，本来是免于监控的。可是由于文化部长想占有她的女友西兰，一场无处不在的窃听还是发生了。当然德瑞曼完全不知道，他一直以为自己家里是安全的。处于监听中的德瑞曼，只要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逮捕入狱。他还天真地以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老师从封禁黑名单中移出来。
　　 他本来想这么一直顺应东德政府，求得事业上一路青云直上。在他的生日趴上，几个朋友认为他放弃了作家的立场和尊严，愤然离开。这是他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不久传来自己的老师自杀的消息，这是第二个巨大的打击。在窃听者卫斯勒的帮助下，他发现了自己热恋的女友的不忠。这是第三个打击。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德瑞曼悲愤无比。人生的选择权永远在我们自己手里。德瑞曼如果一味顺应政府，他的结局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但在痛苦和打击面前，他选择了改变。他认识到雷曼的自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要揭露东德自杀者的状况，他变得有战斗性。他要为自由而战，为改变而战。
　　 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行动。德瑞曼不再享受舒适自由的生活，他开始秘密写作，为了安全连女友西兰都瞒着。为了安全，他十分警觉，一有响动，他就停止工作，收起打字机和手稿，放在地板下藏好。影片连续几个镜头，德瑞曼睡衣、赤脚，藏打字机。一个人被点燃，就会激发出巨大能量，甘愿吃苦，甘愿冒险，甚至将生命置之度外。德瑞曼的选择，让他变得高尚和伟大！
　　 西兰跟德瑞曼一样，开始都是向强权低头，妥协！她被迫委身文化部长。每周四要定期去大酒店约会，但她却跟德瑞曼说自己去见老同学。当德瑞曼揭穿她时，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真实的自己比舞台上的你更美”，她听进去了窃听者一席开导。生活的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你可以选择屈服，赢得你想要的物质；当然也可以选择对抗，即使失去拥有的物质，也可以赢得应有的精神。她决定不再委屈自己，她放了部长鸽子。
　　 但部长立即使用自己权力，指示文化局长将西兰逮捕。监狱里的西兰，渴望自由。她被审讯，威逼利诱之下，她出卖了自己的男友德瑞曼，告诉了特工人员打字机（定罪物证）藏匿之所。西兰刚刚完成自我救赎之路，又陷入另一个另自己不安的泥潭。如果特工在家里搜查出打字机，那么德瑞曼就会被监禁。而这正是因为自己的告密。所以当她看到特工正在打开地板搜查打字机，她不忍直视，跑出门。这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决裂。德瑞曼被抓，她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还会为此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导演安排她车祸死亡的结局，以死来完成自己背叛的救赎。
　　 德瑞曼和西兰的命运，都因自己的选择而改变，但又不相同，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和追求高尚的可贵！
　　 四
　　 卫斯勒是职业特工，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私生活，寡言少语，像机器一样冷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监听、审讯，时刻关注和提防对政府造成威胁的言行。这次他负责监听德瑞曼和其女友，以找到他们对政府不忠诚的蛛丝马迹。可是监听半天，非但没有发现德瑞曼对政府的不忠诚，而且发现他们很正派很积极。这让他对监听的正当性产生怀疑。等他明白，本次监控任务更多是因为文化部长觊觎德瑞曼女友西兰，想通过窃听搞垮德瑞曼，然后霸占西兰。他动摇了。当对行动的目的产生怀疑动摇，注定会发生相应的转变。这个转变来自正反两个方面，正向方面，是监控对象的正派，
　　 真挚的爱情，朋友的真情；反向方面，是上司的腐败，变态。正反两个方面因素，促使卫斯勒与他所代表的阶层决裂。他选择了帮助监听者。
　　 卫斯勒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因为难度最大的，也是最痛苦的，莫过于与自己所在阶层决裂，因为那样将失去一切物质基础，甚至要遭到迫害。可以说，卫斯勒做出了最艰难的抉择。
　　 卫斯勒事后被制裁，丢掉所谓前途，被安排在地下室做苦工。柏林墙倒塌后，他成为一名普通邮递员。生活虽然清苦，精神却自由宁静。他默默做的善事并没有白白浪费，最后得到了圆满的回报。德瑞曼查阅档案得知卫斯勒暗中帮助他的真相，感动不已，专门写有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书本的首页只有三行字，谨献给HGWXX/7并致以最深的感谢。这是专门送给卫斯勒的，因为HGWXX/7就是当年他作为高级特工的代号。这虽有理想主义色彩，但符合情感逻辑。
　　 据说电影拍摄过程中，监狱博物馆拒绝实地拍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当时没有一名特工发生过这样的转变。真实的事件，可能没有发生过，但不影响电影这么拍摄，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面对不合理的，脱离正常渠道的，违背道德传统的事情，很多人还是会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可能最终没有做出决裂的举动，但曾经有很多人这么斗争过！只要存在这样的思想斗争，就一定会有做出决裂的案例！
　　 五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夕，士兵亨里奇举枪射杀了准备逃跑的东德青年戈夫罗伊。不久柏林墙倒塌，死者家属起诉亨里奇。亨里奇的律师辩护道，“亨里奇开枪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他的天职，他别无选择。”法官赛德尔却认为：“作为守墙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他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他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士兵最终被柏林法院判处三年半徒刑。1994年3月德国联邦法院撤销了这个判决，理由是柏林法院未能充分认识到士兵不应作为此事件责任对象。我们不讨论判刑是否适当，我们把焦点集中到亨里奇是否别无选择？不！诚如法官所言，他有选择的权力，至少他可以选择打不准！
　　 生活中，我们很多人会以身不由己，别无选择为借口，为自己违法犯罪、违背良心的事件开脱。但真的身不由己，真的别无选择吗？世界是辩证的。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之间，在法律与良知面前，任何人都有选择的余地。
　　 尽管卫斯勒这个形象不是根据真实事件塑造的，但导演创造的这个形象，仍然具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带给我们的思考是长久和深远的！它启示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之间，在法律与良知面前，如何做出合理的选择。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