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把老壶，壶身裏着一层绿色锈斑，壶把上缠着布条，它的存在有多少年了，无从考证。这把老壶烧水传热快，因为壶底很薄了。我家姑娘嫌这水壶太老旧，样子也难看。从超市给我买了把亮锃锃的铝合金新壶，可我还是习惯用老壶烧水，新壶却被闲置。凝视着老壶，它的故事，桩桩件件浮现在脑海里。
　　 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勺等厨具都收走了，衣柜上的锁子连同铜片片都撬走扔进铁炉炼钢了。唯独这把老壶被奶奶藏到炕角的棉絮里，保留下来。奶奶去世多年了，这把老壶从奶奶手里传到妈妈手里，从妈妈手里传到我的手里。
　　 小时候隐约听奶奶说过，这是她娘家哥送给她的物件，铜铸的，确实有份量。我纳闷：铜会生锈吗？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清楚。直到上了中学，问化学老师，答曰：会生锈，是绿色锈。
　　 同年，人民公社成立，农民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奶奶用这把壶烧水，给干活的年轻人送水到田间地头，给麦场里碾麦扬场的大伯大叔们泡茶水解渴解困。奶奶提着这把壶，挑着两只桶，行走在乡间小路，场里场外。一天下来，那双缠过又放开的“胡萝卜脚”，疼得站不稳，躺到炕上睡不着。第二天，当村会计的大儿子（我父亲）吵着不让她再去烧水送水，奶奶点头答应。等儿子走了，奶奶就出了门。
　　 “烧水一天挣5分，一个月就是150分，15个工哩，顶半个男劳力。这样好的活儿不干要干啥？”奶奶嘴里唠叨着，迈开“胡萝卜脚”噔噔地走了。奶奶是位特能吃苦的山东女子，四五岁时，被爹用担子挑着来到山西，落脚在洪洞南垣一个小村落。十七岁时嫁给大她十岁的爷爷。为张家生育了十个儿女，活下来五男三女（八个）。奶奶培养的儿女们长大后都有出息且孝顺。她的儿女中有教师，有记者，有军官，有工人。儿女们都往家里寄钱，奶奶并不缺钱，但她那双裂着口子粘着胶布的手总也闲不住。
　　 我妈出身大户人家，从小绣花描叶做女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嫁过来没有下过几次地，最多到场里去抠棉花疙瘩里的棉花瓣，或翻晒收回到场里的麦子、谷子、豆子等。
　　 奶奶婶婶们都上地了，我妈在家做饭。妈早早起了床，用这把泛着绿锈的老壶烧水，给每家暖瓶里灌满开水。然后用这把老壶烧出滚烫的水，烫熟玉米面，团成圆圆的面团，在外面包一层薄薄的白面皮，擀成均匀的一个大圆，切成面条，叫“裏皮面”或“包皮面”。擀完一张圆，又擀一张圆，切成宽面条撒把棒子面晾在一旁，炒好菜，等地里干活的人回来吃饭。
　　 妈会做各种花样的饭，队长经常派包队干部来我家吃饭，给妈记工分。
　　 北方的冬天，是农民的长假。天寒地冻，不能下地干活。爷爷奶奶的窑洞里坐满了人，围着铁炉子烤火，老壶在火炉上滋滋地响着，冒着热气，窑洞不透风，水蒸气在窑洞里形成雾，缭绕不绝，夹杂着旱烟味，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老壶发出的“滋滋”声越来越大，变成“嘟嘟”声，壶盖被拱起来又落下，水开了，“蛋蛋，快拿茶叶，拿你带回来的好茶叶！”爷爷大声喊着三叔的小名，胡须上沾着水珠，亮亮地闪烁。
　　 爷爷年轻时，人长得很帅，浓眉大眼，高个头，领着南垣片的小伙子跑运输。每次出征，一队大马车，马脖子挂着的铃铛响着，年青马夫甩着响亮的鞭哨，爷爷的马车领头，车辕上，总挂着这把老壶。当时，那个威武劲啊……,爷爷说起这段历史，捋着胡须含着笑，一副得意的样子。
　　 邻居八斤奶奶说：“你爷爷挣的钱用麻袋装哩，就是拿不回来，半路都救济了穷人。”
　　 听到这话，奶奶的脸马上晴转阴。爷爷放下老壶，搓着手，无所适从。一会儿给老壶里添水，一会儿给茶壶加茶叶，像做错事的孩子。
　　 爷爷奶奶的慷慨大方十里八乡都有名。他们的八个儿女都随父母，视金钱如粪土，接济穷人成家风。
　　 可那个年代，八个孩子，糊口都难，爷爷心肠软，见穷人家开口就会接济。他挣的钱多，家里却没钱用。奶奶看着孩子挨饿，心疼落泪。忍痛把一个儿子送人讨活命。
　　 有一年春节，实在无钱过年，奶奶把老壶典当出去，换了些钱，勉强让孩子们吃了顿肉馅饺子。娘家哥听闻，送来面菜肉，用银子赎回了老壶。奶奶回忆起这一段就落泪，免不了数落爷爷几句。
　　 七十年代的一天，工作组进了村，一男两女。大队书记领着他们走进我家大门，喊着“老张，快出来迎接工作组。”
　　 父亲答应着：“来了，来了。”
　　 “这位是王组长，部队干部。”书记指着穿军装的年轻人说。
　　 “这位是县委的妇女主任，卫华。”高高的个子，一脸严肃，卫主任象征性地点点头。
　　 “我叫小兰，咱们附近秦壁村的。父母南下干部，现定居在四川成都。我在四川生，四川长，不会说啥子山西话，请大爷多多包涵。”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姑娘，用四川话自我介绍，爽朗阳光。
　　 父亲将王组长领进早已收拾干净的北窑，奶奶去了北京二叔家，三婶跟着三叔随军走了。为了取暖，卫华主任、小兰姑娘与我们姐妹住在东厢房，一道砖墙隔开父母卧室。我妈自然成了工作组的厨师。
　　 王组长很健谈，没几天就与父母熟络了。他人缘很好，平易近人。队里的干部经常来找他商量事，他们把北窑当成会议室。王组长拿了老壶烧水，坐在铁炉子旁，听干部们反映情况、开会讨论。
　　 老壶肚子里装满水，火苗舔着它的壶底，冒着热气，滋滋作响。
　　 王组长给老壶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军民壶。
　　 我妈每天提着“军民壶”，从北窑到东厢房来回跑。
　　 王组长他们住了有三年时间，与我们融成一家人。用王组长的话说“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小兰姐喜欢老壶，没事就擦拭，老壶旧貌换新颜，发出亮晶晶的金色光。
　　 卫华主任盯着老壶，若有所思地说：“这房东家什么成分？怎么会有金壶？”她那张苦瓜脸拉的长长的，严肃得像结了冰。
　　 卫主任好几天，不吃我妈做的饭，不理睬我们姐妹。不久，老壶也随她失踪。
　　 老爸埋头抽旱烟，老妈坐在炕沿抹眼泪。
　　 老支书来了，问起老壶的身世。老爸说，是我舅送给母亲的物件，老母亲到北京前，千叮咛万嘱咐，要把老壶保存好。
　　 老支书走后第三天，王组长提着老壶，唱着“战士打靶把营归”回来了。
　　 北方的冬天长，年老体弱者窝在家里。脑瓜活络的中青年，趁农闲做个小买卖赚些钱。大家伙儿靠冬天赚的钱置办年货，买衣服，很是满足。
　　 我怎么也想不通，到后来做生意就成了犯法。若被抓住扣留在大队部，关进学习班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会儿，我老想，资本主义尾巴长什么样？一问，妈就会说：又犯魔怔了！割尾巴很痛吧？妈顾不上回答转身忙去了。被关的人天天做检讨，大队部后面的排房是我们小学校的教室，从大队部后窗缝里能看到那些被抓进来的人，天天做检讨。
　　 “不够深刻！继续写！”。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运动红”凶巴巴地喊着。
　　 尾巴割了一冬天，割不干净的不能回家过年。
　　 妈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我爸因做买卖被关进去。妈开始抹眼泪，每天提着这把泛着绿锈的老壶，外面裹着厚厚的棉絮，给我爸送饭。我们日夜思念慈祥的爸爸，缠着妈要去看望。妈拗不过，只好把我们姐妹三人分成两拨，轮流送饭。我们俩人用一根棍子抬着这老壶摇摇晃晃地走，那个邻居二赖子一看到就喊：“二女，三女，送到了饭也凉了，干脆送给我吃吧！”
　　 我们低着头，不予理睬。心里狠狠地骂：“等你进了学习班，饿死你！你个没儿没女没老婆的二赖子！呸呸呸！”二赖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怎么会进学习班？那会儿不懂。
　　 现在爸妈都去世了。我们姐妹都有了自己的家，过着含饴弄孙的舒适日子。谁家厨房、卫生间都安装了热水器，一拧开关热水就来了，我却执拗地、心甘情愿地用这把老壶烧水。
　　 我心中的老壶不是物件，而是有生命弧线,有岁月痕迹，有时代乐曲的宝物！老壶肩负着时代的责任，任劳任怨，无私无悔，承载着几代人的苦乐年华。它是有生命的，感受到了主人的爱护，不怕火烤，忍受煎熬，竭尽全力，默默付出，回报主人的知遇之恩。
　　 老壶，映照出勤劳智慧的爷爷奶奶，慈祥和蔼的爸爸，心灵手巧的妈妈，还有我充满情趣的童年。
　　 老壶，磨损的是自己，幸福的是别人，老壶的精神将会世代相传。
　　 （原发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