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造就历史，历史构建事件，事件让人回顾，回顾引起思考，思考启迪人生，人生在于创造，创造思想，创造生活，在不竭的思维中前行，回答历史赋予的命题，思考着人应当怎样活着，怎样面对诸多现实问题，怎样使生命更有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运动，我都曾见过，大都经历过，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记忆，让人回味无穷，思考探析，从追思中启迪心智。在此，记叙几次亲历运动的概貌，谈谈感悟与感受。至于对运动的评说，都有国家结论、档案记载，不再赘述。我只记叙自身参与的过程，从中获取启示与人生的思考。真理与谬误往往存在于一念之中，存在于如何面对现实，以实践检验是非。社会是复杂严峻的考场，我们的思想亦应复杂些，想多些，借以适应与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多一些回眸与思考，总是有好处的，可让人在辩证思维的指引下前进，不致落伍。
　　 肃反，这是我从戎后经历的第一个大运动。１９５５年暑期，重庆炮校的学员们也投入了运动。此运动规定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总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总政策；执行专门肃反机构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坚持既反“左”又反右，“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
　　
　　 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指出:从成分上和政治上纯洁人民解放军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前几年虽然经过“镇反”、“三反”等运动，干部队伍基本上是纯洁的，但尚有一些老干部的历史没有弄清，一些新干部的问题未来得及审查。据此，炮校也展开了审干工作和肃反运动。
　　 对于刚刚走出中学校园的小青年来说，政治历史都是清白的，显然无反可肃，无历史问题可查。于是，连里几名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学员，就成了运动的重点。
　　 ３０１教授班(我所在的３营１０连１排)抓住了四川籍入伍的漆恒邦同志，以其１９4８年参军前曾参加过“哥老会”为由头，审查他的历史问题。解放前，“哥老会”是四川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一些以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乡镇袍哥组织，渔肉乡里，欺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所不为，其中一些即为股匪，成为地方公害。那么，漆学员有否作恶行为呢？必须审查弄清。
　　 审讯漆恒邦，由李忠良副排长(１９４８年入伍的老同志学员)负责。由我做记录，因为我的字写得快，在学员中表现突出，得到领导信任。李在审讯中，行为粗暴，动辄训斥、殴打，基本是用逼供信的做法，非得让漆交待出问题。有一次，对漆的回答不满意，他夺过我手中的折叠纸扇，劈头盖脸地将漆噼噼啪啪地乱打一气，致使其口鼻流血，扇子也被打烂了。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对这种做法也不理解，但又不敢吱声，还以为审查反革命就要这样，不留情面，不能手软呢!
　　 李对漆，什么都审，而且问得很细，抓住一点枝节，就刨根问底，一追到底，不管是政治思想上的还是生活作风上的，只要闻出是个“问题”，就抓住不放。也许是漆实在没有什么坏事可交代的了，就说出与嫂嫂通奸的事。李就抓住，逼其说清。漆说:这件事只能对你(指李)说，不能纪录。李说:可以。当李叫我离开时，悄悄地对我说:“你到门外窗边记下他说的话，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说明他生活腐化堕落。”我当然只能照办。对漆反反复复审了好些天，没有审出参加“哥老会”干什么坏事，有什么罪行，只好以思想作风问题写了结论。
　　 不久通过外调证明，漆属于一般性历史问题，照常毕业分配。可在审查中白白地吃了一顿皮肉与精神之苦。这是“左”的过火的做法造成的，既然是运动，这样的偏差是难免的。当时的趋势是宁“左”勿右。显然，李打人是不对的，而对其的严肃认真负责精神，我表示认可。涉及违法犯罪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决不能急功近利，用刑讯逼供的办法。许多冤假错案就是在执法人犯法的情况下造成的，这个教训应该记取。
　　 就在肃反运动的后期，组织上通过外调，证明李忠良副排长在解放前曾当过伪警察，属于应肃的“反动基础”。但鉴于没发现干过明显的坏事，是在生活不得已的情况下当的警察(我在刚懂事时就听说:“没得法，当警察。”)在校学习成绩优异，表现十分突出，而未作处理，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他是天津人，离校后从未联系过。他对我很赏识，十分关注我的进步，他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如健在，应是年过九旬之人了，我很怀念他！
　　
　　 反右派，这是我1956年10月炮校毕业分配到部队后，于次年1月，亲历的第二个大运动。
　　 １９５７年，全国掀起群众性大型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运动。当时，对知名人士章乃器、罗隆基等人的“反党”，想“轮流坐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言论、思想，并不了解，不知详情，只是跟着喊“打倒”“该反”，发表意见，进行批判。认识到，应该树立党的威望，对一些企图动摇党的地位的人的言行，进行反击是必要的。
　　 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涉及到身边的，亲眼所见的就有些迷惑不解，想不大通。当时我所在的炮团就发现了一个所谓的右派分子——１营的文化教员金某。就因平时思想活跃，敢于议论时政，说话比较随便，被打成了右派作了复员处理。对此，我心里想不大通，认为他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是大家的想法，只是我们没有说、不敢说而已，就这么说说又没有引起什么后果，就定为右派?这么有文化素养具有一定才能的干部，就很快地作了复原处理，这不是在告诉人们:“少说为佳”“言多生非”吗?
　　 对社会上的一些弊病、不正之风，难道就不能议论、批评，该放任自流，让其泛滥吗?新中国建立之初，需要树立执政党的威望，对一些企图动摇党的地位的人的言行，进行批判、反击是必要的，但是，把这个运动扩大化了，到处抓什么“右派”，以言定罪，无限上纲，就打击了一大片对社会的不良现象敢于说真话的好人，冤屈了许多言行正直的人，大大地压抑了民主空气，搞得人人自危。事实证明，这个运动是失败的，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决定，自1９７８年４月起，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凡是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予以改正。我们的党知错就改，彻底的平反、纠错，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正是体现在有错必纠上，只有这样才会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戴，领导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反右倾，这是1959年兴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这个运动，我不仅参与，而且涉及到自己的所谓右倾问题。
　　 反右倾的由头是：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主席写信，陈述了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教训的意见。针对此“意见”，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在反右的大背景下，我所在的炮兵团集中排以上干部学习，就形势问题开展大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我发言说：前不久回江苏老家探亲，听说大队干部不讲老实话，嘴上说取得了大丰收，可我到仓库看看，并没有多少粮食；群众反映，我也有感觉的是吃食堂不方便，吃多吃少、吃干吃稀不由你，全村一口锅，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知何道理？再联系到我曾参加办人民公社，淘铁砂炼钢铁一事，说：“砍了那么多大树，花去那么多人力、财力，可是炼出来的铁，数量少、质量差，是否合算？”当这些想法一亮出来，就被一些同志抓住了。以“丰产不丰收”、“反对办食堂”、彭德怀“得不偿失”论等所谓右倾论调为题，纷纷进行批判性发言。我虽以事实力争，说明都是实事求是的大实话，并非编造诬蔑形势。但多数人是“紧跟形势”、统一口径的“左眼”者，让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会后被划为“思想右倾”，差一点戴“右倾分子”的帽子，让写了材料。等到1964年认清“反右倾”错误后，把我所写的材料，从档案中撤出，退我作了销毁处理。
　　 自“反右倾”学习后，干部股在我的档案里，把原来的评论：“德才较好”改成了：“才较好，得一般”。这就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职务晋升。青年、组织干事干了10年，直至1969年随师政委下连蹲点，我写的报告，他很满意。谈及个人经历时，他说怎么搞的，十年未动啊？不久就推荐提任政治部秘书科副科长。
　　 1958年所谓的大跃进，真是“左”得出奇，许多思想、做法幼稚可笑，事后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胡闹。我们应该永远记取这个教训，保持一个科学的清醒的头脑，什么时候干什么事，都应按科学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本是一帖治“热感冒”的“清凉剂”。可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于是全国上下，见“右”就反，听到逆耳之言就批。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蔓延而遭受损失。这段历史教训极其深刻，值得永远汲取。
　　 回想起三个运动的经历，给人的启示就是：凡事都应给予冷静的思考，而不应盲从蛮干，都应以辩证思维去看待与处理问题，实事求是，还世界以本来面目。思考决定未来，思想改变世界。思考是一种追求，一种素质，是一种境界。冷静的思考能力，是一切智慧的开端，是一切善良的源泉。
　　 （2023年2月17日于北京市朝阳区军休十五所，作者系87岁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