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微信里跟我说徐瑞英老师走了，我的思绪一时凝滞。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岁月溜得真快，她大约60岁了。
　　 我跟她的几乎不再相见是小学毕业以后的事情，时间堆积得足以淹没很多往事，而我跟她交集的一些零星片段也终于大部分模糊不清，需要很努力地去回忆。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对讲普通话实在厌烦，我们朗读课文的音调，远比不得三年级学生们的方言朗读亲切。记得他们读《八角楼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音调熟悉而悠长。我对大冶音调的“夜幕降临”着实好奇得很，也注意到一个烫头发的年轻女老师，她就是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徐瑞英老师。三年级开始就可以用圆珠笔写字，于是我无限地向往着三年级。
　　 当我坐进三年级教室的时候，语文老师果然是徐老师。记得第一次语文考试，初写作文的我写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大公鸡，当时就得到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徐老师大力表扬，她那“大广播”似的嘴巴更是把我传得全校老师都知道了（当然学校也只有不到十个老师）。从那时起，她就对我“情有独钟”，而我对语文的热情也自此犹如烈日横空，热浪滚滚。也因为这只大公鸡，我当上了语文兴趣小组的组长，可以在早读时大声用大冶话带同学们领读课文。
　　 徐老师微胖的身体走上讲台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滴溜溜地转动着她圆圆的大眼睛，眼光灼灼像闪电一般探射一遍，人声鼎沸的课堂霎时沉寂。徐老师无疑是漂亮的，且会唱歌，这在那时的乡村学校里很难得。据说她是可以去大冶楚剧团的，只是因为个子不高，她似乎只1.5m左右吧。我记有次六一儿童节，她负责挑选学生排练节目参加乡里的汇演。那时，我是多么希望徐老师能选上我啊，她那么喜欢我，我那时那么渴望能在节目里撑一把漂亮的花纸伞跳舞。可是，我只能羡慕又嫉妒地看着别的同学举着漂亮的纸伞，放学后在操场上一遍一遍地聚拢又散开，如天空里的云聚云散。舞蹈的创意应该来自那首叫《花纸伞》的歌，徐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唱过，歌词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细雨濛濛落江面，船头撑开花纸伞……只是，那歌词里的细雨，似乎打湿了我的一些什么，我没有得到那把花纸伞。徐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去呢?是母亲把我衣服上的补丁没有补平整罢?是我经常没有洗干净我的脸罢……终于不敢去问。
　　 跟徐老师的关系是怎样日渐亲密的，我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我成为了她生活里的一部分。我那时每天早早地去上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徐老师的宿舍。那是一个单间，前面隔开做了厨房，后面放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就是卧室了。早上去她的宿舍时，她房间里的小煤炉上往往煮着稀饭，铝锅里总是冒着丝丝热气。。我的任务就是给她大约两岁的儿子喂拌了白糖的稀饭，她则要快速地吃完早餐，收拾写字台上的书本，还有一把尺子，为上课做准备。她似乎是学校里唯一要打“手板子”的老师，并不常用，更多的时候用来制止喧闹，如一把行走江湖的长剑闪着寒光，以此来震慑还不太懂事的学生。
　　 徐老师的丈夫那时每天要骑自行车去大冶钢厂上班，那么远的路程，只能早出晚归，家里的事情是一点也不能帮上忙的。
　　 所幸，我能每天去她宿舍帮忙。我家里有要准时出门上班的父亲，所以我们家的午饭是吃得极早的。有很多同学迟到的原因都是家里吃饭晚了而耽搁了，一个男老师总是生气地说，迟到学生的家里午餐是不是吃了牛头的。学校里的老师，基本都是附近的人，放学回家都要干农活，所以通常都是步履匆匆，除了徐老师和另外一个有着红鼻头的男老师。我那时知道了我有“狗腿子”的封号，可能跟这个跟徐老师亲密接触的老师多嘴有关，于是心里对他有点不怎么喜欢，酒糟鼻子可能就是他那样的鼻子！
　　 我是喜欢帮徐老师做一些事情的。放学后帮她叠衣服，拿识字卡片教她儿子识字，跟她一起去后山的菜园里摘菜种菜，就像她的小帮手。我那时想：能帮老师做事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啊！徐老师总是当着我的面炫耀地跟别的老师说我记忆力特别好，不单是背诵课文，就是她交代给我的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有一次徐老师走得匆忙，交待别人把钥匙给我，开门以后，看到她留了粉笔字于地上交待我要做的事情。遥远的记忆在混沌的童年里如水汽一般温暖而朦胧，那日在水泥地上那些白粉笔的字到底是什么呢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老师对我如此信任，我不辜负她。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可信赖的人了，于几十年的人生里一诺千金，跟那时徐老师对我的绝对信任有莫大关系吧！
　　 徐老师家里用煤炉子炒菜，我帮她做过煤球。做煤球似乎要用黄土，徐老师就要去学校后山挖土挑回来，然后把煤渣和黄土混合成黑黑的一堆，教我做煤球。当黑的煤球在太阳底下泛着黑亮的光时，我小小的手也是黑的，我高兴于跟煤这样亲密的接触。它们红红的火光能为徐老师批改作业的时寒夜带来温暖，也能在课间把我们一双双冰凉的小手烤得热热的。
　　 徐老师往往在暑假时会去娘家住一段时间，那时，她就会把她宿舍的钥匙交给我，还有她鸡笼里的鸡。我于早上去打开鸡笼门，鸡们撒着欢儿朝后山跑去，像下课铃声后冲出教室的我们。待到我按徐老师交待等太阳下山去山上时，怎么“咯咯咯咯”都找不到它们的影子，心里焦急万分，只能回家唤了家里人一起漫山遍野地去找。母亲虽心有怨言，可父亲是支持我的，或者他认为我经历这样的锻炼也是很好的。不记得那次帮徐老师放了多久的鸡。自由出入老师宿舍的好处是可以随便翻看那里的《小学生作文选》，还有教参，或许还有两本童话书。乡村小学教师的办公室都比较简陋，一桌一椅，桌上一本教材，两摞学生作业本，教数学的老师有一个大的圆规和三角尺。徐老师办公桌有几本可看的书毕竟是令我很开心的事情。在那里我还萌芽了做一个老师的梦想。
　　 徐老师是民办教师，25年前我在黄石上学的时候，徐老师来黄石参加成人高考，在人流熙熙攘攘的街上，我们竟意外地相逢，当时都惊喜不已。是我先认出的她，她愣了半天，才敢承认是我。一起吃饭时徐老师抢着买了单，说我还是学生。徐老师高兴地说国家大规模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来了，20世纪末要消化所有合格民办教师，她想拿个自考文凭，圆她转正的梦。
　　 黄石街头一别，再也没有碰到过徐老师，也不知道她通过了成人高考没有。后来偶尔跟娘家人提起，零星地知道她后来调到了城里的小学，再后来听说她身体不大好，一转眼不知道时间又过去了多少年。
　　 我和徐老师，在我一段越来越陈旧的岁月里恍若隔了前世今生，然而，当她骤然消逝于而永不得见时，我的心里倏地腾起丝丝缕缕的感伤。在她离开人世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模糊又清晰地回忆起几十年前她的艰辛乡村教师生活和乡村教育状况。
　　 徐老师去世不久我恰好回农村经过小学校，于校门口只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跟我三四十年前读书时放学路上的人声喧腾盛况大不能比，孩子们终究都去城里上学了。想起以前徐老师拿戒尺重重敲响讲台的日子，不禁于心里又一番思绪翻涌。现在的乡村小学里，跟以前大大地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