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观载籍，能属文者，官运大都不佳，如高适，贺知章，王安石之类，少之又少。当然，白居易在此列之外。
　　 以文取仕，自然就分出得志与落魄两个类别了。
　　 贞元十四年，白居易二十有八，高中进士。这次已是他再入长安了。
　　 初来是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自己的投名状的，如今再来，当是改换门庭，慈恩塔下的题诗，一如其人，压尽余下十六人。稚嫩褪去，豪情暗蕴。才俊倜傥，佳话频传。
　　 史书再见乐天，已是六年后的元和元年。这一年圣恩赐了他一个周至县令，想来乐天对此应是不怎么满意的，除却未能与好友元微之同任拾遗补阙外，更多的，是对自己抱负难展的郁闷。
　　 此年冬日，乐天好友王质夫、陈鸿邀其赏雪，偶话起“太真旧事”，王质夫深表同情，遂陈鸿作传，白居易作诗，诗曰《长恨歌》。
　　 提起《长恨歌》，便不免多谈几句。因白诗每伤啰嗦，且用词以老实著称，故而这篇歌行，显得尤为独到。开篇仅用四句，便省去陈鸿传中百字。用笔似刀切豆腐，精准利落。全诗明皇与杨妃二人的戏份基本做到分庭抗礼；前半段冷静客观，后半段又同情悲悯。或称白居易作此诗时，念及故乡佳人“湘灵”，以己喻明皇，湘灵喻杨妃。虽无考证，然余亦颇合此说。
　　 周至的冬雪消融后，《长恨歌》与《长恨传》争相传唱，直至宪宗耳中。亦不知宪宗是如何读出了“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意思，总之，于元和三年，亲手擢白居易为左拾遗。
　　 任上的白居易尽职尽责，作了许多讽喻诗。如《秦中吟》《贺雨诗》，再添上较前的《观刈麦》《卖炭翁》，也算开一代生面。但当这个时代真正需要他痛骂的时候，他却选择了“独善其身”。诗于白居易而言，或许只是器物。也许，他的讽谏是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尺度吧，我们总是希望寄于这样一个大人物，尤其是一个敢于直谏不讳的人，我们期待着他以笔狂扫邪恶，鞭挞朽腐。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胸中万千诗意，可惜了。
　　 乐天以杜子美为尚，甚至有“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之作，一如老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他穷尽一生，也没有成为杜子美。也许，他的身世就无法企及杜子美，因为一个没有沦落经历的人，难以体验到最底层人的难处。
　　
　　 二
　　 元和五年，任上的乐天已经得罪了不少权贵，这一年的他请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不知此时的他回看三年前“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诗句，又当是何感想？诗人几乎没有不遭谗罹难的，也许这就是诗人们的最终归宿，况且这一次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惩处而已。
　　 明年四月，丁母忧。服阙三年，其入朝已是元和九年冬，帝授太子左善大夫。
　　 元和十年四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已除去左拾遗的白居易越职谏事。此前他因谏元稹左迁与吐突承璀兵事，已遭帝怨，加之任左拾遗时多提及“人之难言”之事，朝野树敌无数，这次终于遭到了权贵们的反扑。从他敢提“难言之隐”来看，白居易又不失一位敢于把胸脯直接面对刀剑的气质。
　　 此年秋，白居易左迁江州司马。其友元稹同年正月擢拔入京，四月却又被贬通州司马。元白二人素来情深，未曾想官运亦是同样糊涂。
　　 此次贬谪，乐天已是四十四岁了。人至中年，心力渐衰，早年“兼济天下”的豪情，恐怕已经日渐消磨于黄芦苦竹旁的阵阵杜鹃声中了。
　　 而在南下江州的途中，乐天遇到了那位二十五年前的白月光“湘灵”，两人少年分别，至老相逢，湘灵为白居易终生未嫁，可此次再逢，白居易仍旧未娶。个中原因，人不得知。然若要深究，余窃以为平生狎妓三十二的白居易，恋的，只是曾经少女时的湘灵罢了。爱情，总是一个传奇，我们习惯拿这个传奇去说故事，我们真不知白居易心中的滋味。他是不说的，就是想说，也应该是有所寄托和假借的。
　　 又是一年秋，乐天因送客而偶闻京都琵琶声，问其身世，乃京城倡女，令其快谈数曲，一诉生平。作《琵琶行》以赠之。
　　 《琵琶行》历来为人所道者，尽在其描摹声音之状。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阴雨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取词之确切，实为天工。然自“我从去年辞帝京”始，则落下乘。
　　 乐天此作，一如其人，如泣如诉。或许，这样的节奏才符合他的内心节律吧。其少年家贫，供养颇多，故惟有为官可活家人。因而元和五年任官时，偏挑了“俸钱四五万”的户曹参军。其诗变化不多，贵在平实通俗，亦弊在平实通俗，难有李杜之雄丽险绝。其诗大多为自身影射，无论以何处出发，最终，总会在己身结尾。《琵琶行》中更是明目张胆，甚至琵琶女只是个供其回忆的物件而已。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白居易的化身才是琵琶女，怨恨堆满浔阳楼，泪水流淌一九江。
　　 《长恨歌》与该篇同为歌行，然《长恨歌》之布局捭阖，情思转换，十分大胆，处处彰显笔下劲力，何如《琵琶行》之力有未逮。
　　 《旧唐书》载，乐天居江州时，“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但从其后来的诗作中，仍能看出他对绯袍的向往。
　　 “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
　　 “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
　　 “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
　　 “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
　　 所谓逃禅，恐怕也只是个安慰罢了。当诗歌无力传达他的情感坚力了，我想，诗人自己也感到了惶惑和苦闷。而文学作品又不能重蹈覆辙，再来一个“长恨歌第二”。一代诗杰，也有难处，更需要时人乃至后人的理解和原谅。
　　
　　 三
　　 四年江州的贬谪生涯，让曾经屠龙少年“愿得天子知”的豪情消磨殆尽，转而“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锐气，总会被磨钝了，白居易也是，从他的哭诉般的《琵琶行》就可以隐约看到他性格上的软弱和无力。
　　 元和十四年秋，新帝即位，诏白居易还京，拜司门员外郎。越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散朝大夫，官至二品，始着绯袍。同年，元稹诏还，知制诰，任尚书郎，同在纶阁。
　　 元和十五年后的白居易，官越做越大，人却越耽越虚。也许就是“世事从今口不言”，才让他获得了处世的技巧了，我们真希望他不要做到这么大的官职，我们还看他的歌行吟。
　　 晚年的他用庄子和陶渊明的一些边角料为自己盖了一座心灵寓所，修成了世不关心的利己主义。庄子的坦然、陶潜的浑质，在白居易这里被扭曲成了一首首的自惜老朽，一番番的自甘平庸。可能是庄子陶潜的东西具有消磨人情志的作用，但我们不希望白居易这样的人物沉溺其中，即使喜欢，也要跳出泥淖，在软绵的东西上踏出一条柔中带刚的路来。
　　 少年的热忱，中年的失意，或许都已沉溺在元和十一年秋天的浔阳江头。
　　 秋风一吹，千年就这样过去了。后世的我们没有资格贬斥白居易如何如何，毕竟身处当时，你我定然远逊于白乐天。我们只是惋惜，一个理想主义者，终究妥协给了现实，故事里的屠龙少年，最终也变为平庸。
　　 一个人或许不可能一生保持一种为人格调。我们又不能不原谅他，因为他给我们的文学留下了不少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