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实现“本科梦”，我考进省委党校理论班深造。按规定要求脱产，但因为工作特殊，我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每天在学校、单位、家之间来回奔波。除了寒暑假，没有一天休息。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单位因为调配用电，星期二不上班。每逢周二，我不用赶来赶去，可以在学校呆一整天。上午上课，下午参加讨论或是其他活动。在学校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绝大多数同学住校。我住过几个晚上，两年加起来不超过十天。
　　 那时，我很羡慕我的同学们，可以安心读书，朝夕相处，可以收获生活点滴作为谈资以供回忆。我在学校的时间不多，与大家接触较少，原以为缺席许多集体生活，我与老师同学不可能走得太近。但不，同学情，师生谊真诚恒久。毕业三十周年了，感情非但没有疏淡，反而愈加浓烈。
　　 2005年，我回校读研究生，函授学法律。面授时大家来去匆匆，又因为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毕业后，能记得住名字的只有三五个，还保持联系的只有一两个。那时，党校大门两侧全是店面，因为紧挨电信大楼，店家大多卖手机或经营与此相关的零配件。一天周六，七点多钟我出地下通道，在快到学校门口处，发现一个十四五岁少年把手伸进骑车女士的风衣口袋中，耳机线已经拖至地面了。我紧走几步，在少年肩上拍了一下，并提醒女士道：“你耳机线拖地下了。”当时，我赶上课，感觉少年回头看了我一眼，就裹在熙攘的人流中不见了。第二天，我依旧去学校上课，放学回家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颇感蹊跷，与家人同事说起，他们一致认为，是那少年为报复我作的案。我的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只得赶忙挂失，又着急忙慌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为的是9月开学，我要送儿子去北京上大学。
　　 前些日子，毕业三十年后，我再一次回到母校，参加为期一周的省直机关处级干部二十大精神培训。非常激动。当年的教学楼还在；当年的五层宿舍楼（9栋）还在；当年的饭堂还在，只不过加了两层，被命名为“和谐楼”，站在楼前，我还可以想象出它原来的样子；当年医务室所在的平房推倒了，建成了学术交流中心，培训期间我在学术交流中心的510室有个床位……
　　 省委党校与省行政学院合并后，又建了新校区。那天，当政治部的小成告诉我，培训在南校区，即老校区，也就是我先后两次上过学的地方时，我内心悸动了一下，涌动起莫名的欣喜。逢人便细叙我与党校的缘分，并表达了想在学校住的愿望。
　　 年龄大了，换床有可能失眠，周一至周三我犹犹豫豫还是回家住了。周四吃过晚饭，我走到地铁站，略一迟疑，又从中山路，穿过羊子巷，经孺子路返回学校。一路上我反复念叨：错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感觉那一晚非在党校住下不可。
　　 夜色中走进熟悉的党校大门，我没有急着回房间，而是在校园里转了几圈，那些在忙碌工作和生活中若隐若现的往事，越来越清晰。那些往事像潜水时漂浮在水面上的供气浮子，沉潜得越深越久，越重要。
　　 1991年，省委党校招了两个班，一个党政班，一个经管班。我那时懵里懵懂，愿望很单纯——拿张本科文凭，填报党政管理专业，出于何种想法已经记不清了。
　　 考试前几天，我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3分勉强入学。在同学们面前，我有些自卑，又因工作牵扯，一开始与同学老师交往并不主动。
　　 与老文是在餐厅的饭桌上认识的。老文比我大十岁，读书那会儿，他就是市高招办主任。他的眼睛圆溜溜，大而有神，那时也只不过三十五六岁，因为秃顶，显得老成持重。他担任支部书记，有人叫他“文书记”，我没那么多客套，一开口就叫他“老文”。老文性子缓，说话一字一吐，有时还要故作深沉，反复沉吟。饭桌上打过招呼后，我在学校午餐，经常和他坐在一桌，边吃边聊。我习惯当听众，听他散谈老子，闲聊太极拳，也议论生活琐事。老文学中文，对传统文化接受度高，对书法也有研究，听他掰扯是种享受。有一回，班级开展棋牌比赛，老文邀我结对子打升级。我推辞过，老文说没关系，输赢无所谓。及至上场，我老出错牌，一开始他嘻嘻笑，接着嘟嘟囔囔，抱怨几声。由于承诺在先，他的抱怨声不大，还因为犹豫有些结巴。见他不高兴，我有些紧张，出错牌的时候越来越多，结果被对家打得，盘据“2字”，没有起步。老文有些沉不住气了，又不好发作，眼睛睁得更大更圆，指着牌桌“这，这，这……”没有下文。我看他气的，对着我圆睁怒目，弱弱地说了一句：“不要对我虎视眈眈。”大家都笑了。老文绷不住，也笑了。
　　 三十多年来，老文与我保持密切联系，只要我开口，他能帮上忙的从来都是全力以赴。老文是永新人，知道我喜欢吃他家乡的酱萝卜、酱生姜，过年前都会给我寄一些，有时寄到南昌，近些年多寄往广州。早年吃的酱萝卜、酱生姜是他母亲亲手做的，老人家做不动及至去世后，再吃到的酱萝卜、酱生姜是老文在当地的土特产市场买的。
　　 读书期间，小组一起活动的时间比较多。郭剑与我同组，他家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建德观。有一回，他邀请我们小组的同学到他们家聚会，我掌勺。我把焯了水的鸭子捞进高压锅。铁锅里的水倒尽后，还有碎屑。见我接些水把碎屑冲进高压锅里，建军说：“你这是让我们吃洗锅水呀！”我不知如何申辩，脸上火辣辣的。满满一桌菜，八九上十个人，开了两瓶红酒。同学们忽悠我，说我做菜辛苦，这个一杯，那个一口，我很快就脸色绯红、醉眼迷离了。从郭剑家回学校，我们在大街上搂肩搭背，一个个高门大嗓，走得东倒西歪。或许是吹了风，刚躺到床上，一股浊气上涌，我来不及去卫生间，向右欠起身子，一张口那些未完全消化的污秽之物就迫不及待，喷了一地。对面寝室的小红听到动静，给我倒了水，拍拍我后背，安顿我睡下，她就撸起袖子拿了拖把收拾起来。吐过了，舒服些，人也清醒，我挣扎着想要起床自己打扫，被小红按住了。收拾完毕，小红帮我拽了拽被子，关了灯，嘱咐我好好休息。睡着一会儿，我醒了。同寝室的两位女生还没回来，我以为时间尚早，爬起来，从二楼上到五楼，准备挨个敲男同学的门，喊他们打牌。海辉最先开门出来，见我傻乎乎的样子，知道我喝了酒。他劝住我，不再敲门，陪我在五楼的活动室聊了很长时间。事后，海辉拿这件事打趣我，我才知道我敲门时已快十一点了。
　　 鸿燕与我同桌，她家住八一公园西侧，读书时还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每回踩着点踏进教室，吸引不少目光。她不仅人长得漂亮，学习成绩好，情商也高。每回见她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连像我这样的女生都真心实意夸赞她的美丽和聪慧，一点也不嫉妒。我比她大两岁，她又长得瘦弱，我总有保护她的欲望。那时小偷多，鸿燕总是在逛街时丢钱包。有一回她挑好裙子准备付钱时，发现钱包不见了。她意兴阑珊地回到学校，我见她脸色铁青，一声不吭，就知道她一定碰到什么不愉快了。我手头拮据，又不知怎么安慰她，只能陪着她等她思来想去，自我开解。以后，只要知道她去逛街，我就会提醒她，偶尔陪她一起逛街，我都觉得盯牢她的钱包，我责无旁贷。
　　 三十年过去，省委党校南校区的空间布局没有太大变化。正对大门的中心广场，原先分割出几个篮球场，如今种了青草，其间蜿蜒曲折的小径，被山茶花簇拥着。已到仲春，山茶花开始谢了，花瓣落了一地，衬在青草上，像织锦，也像我们留在校园里的青春，虽然萎谢了，但依然可以窥见当年的鲜亮。我捡一瓣鲜红，夹在书页里，然后，站在当年球场位置，想起那场投篮比赛。当时我混在男同学当中，与他们较劲。朱浔曾用怀疑的口气问我：你会打篮球？我没吱声，拿起球就投，三米线外十个球投进了三四个，令朱浔等同学刮目相看。我因此得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投篮比赛优胜奖”之类。其实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师专上学时曾是校女子篮球队队员，与他们比赛投球那会儿，手上功夫已经褪化了不少。
　　 同学们两年朝夕相处，两年和平共处，并在学业上有所收获，两位班主任老师功不可没。
　　 迎接我们进校的是赵康老师。赵康老师是北方人，普通话标准，声音浑厚。他瘦高个，身材挺拔，面色黝黑，说话做事不动声色，有点不怒自威。
　　 有一回，学校组织献血。在赵康老师的组织下，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当时采血地点在二楼的梯形教室，门口放了一把台秤，献血之前都要称一称体重，再验一验血型。鸿燕因为体重不足，白白踊跃了一回。永忠的血型稀有，献血后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献血过后，回到宿舍，我们都老老实实躺下休息了。不多会，就听到了敲门声，只见赵老师提着一个竹篮子站在门口，里面装满了鸡蛋。原来他为了弥补同学们献血后，可能出现的身体亏空，煮了一大锅鸡蛋，一人两个，按宿舍分发来了。
　　 后来，赵老师调往广州，由罗惠兰老师接任班主任。罗老师心细，感情丰沛，对同学们掏心掏肺，为加强班级管理操了不少心。有些事，我不是经历者，听过就忘了。毕业后，罗老师还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成长，经常苦口婆心，有时还召集大家到她家小聚，做一桌好饭好菜款待我们。
　　 2019年，我出差到赣州，恰逢马福邀请罗老师在他们学校——瑞金党校授课，我与黄侦赶过去与她相聚，抵达时已是晚饭时分。罗老师一见到我们俩，就迎上来一手拉一个，让我们坐在她身边。她左瞧瞧右瞧瞧，像是在打量分别许久的自己的孩子。她拉着我们问长问短，声音很年轻，很动听。我们夸她是女神，罗老师说：“我都七十多了哎！”笑眯了她高度近视的眼睛，露出了她洁白整齐的牙齿。
　　 周五结业典礼后，即将与党校告别，我在9栋门前徘徊了许久。当年碗口粗的樟树已经不止一抱之围了。浓密的叶子在我眼里幻化成枊条，我想起了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
　　 暂凭尊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
　　
　　 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
　　 为报行人休折尽，半留相送半迎归。
　　 与我一样，凡是在省委党校浸润过的人，都会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固守这个精神家园，我们半是离人，半是游子，归去来兮，一样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