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角地是包产到户后，集体分给我家的包产地，一条小河的上方，一座山的中间，在太阳落山的西边。太阳落山时候的弯角地很显眼，村里其他地方都暗下去了，只有那座山那片地是明亮的，柔和的橘黄色的光笼罩着。那个时候，要么母亲，要么我，要么我和母亲，会去一趟弯角地，去摘菜去扯猪草，有时候就是去看看地里玉米的长势。走快了十分钟，慢走十五分钟，慢走是因为背了一背篼的猪粪，快走是因为肩上只扛了一把锄头。
　　 叫“弯角地”，是因为那块地的形状——地块自山脚慢慢地向上向外延伸，到了山腰，又缓缓地向内向上收回，远远望去，就像一只水牛角。有人提起“弯角地”，我就会想到那块地里长得瘦高的玉米，玉米杆上缠着的豇豆藤，树干黑粝的核桃树，还有在地里忙碌的母亲。
　　 经常提起弯角地的，大半是母亲。她说，走，去弯角地，看看黄瓜熟了没有，熟了摘一些回来。她还说，快去，到弯角地去看看豇豆老了没，摘一些回来炖腊肉。母亲说话的对象是我，大人很忙，家里需要的菜蔬，只有让孩子去摘。我离开村子前，母亲的话是生硬的不容置疑的命令式，当我拿着一纸通知书准备离开村子时，母亲的话变了，有点像商量有点像乞求。我盼着母亲温言细语地和我说话，但是当她带着不好意思甚至是讨好的神情对我时，我心里有了一股火，大声嚷，又喊我去，就不去又能咋了。我没有和母亲对视，我怕迎上的是一双无助的眼睛，嚷完，抓起背篼肩上一挎出门了。我没有听身后母亲的叹息，懒得听，我宁愿她还是那个强势跋扈的母亲。
　　 去弯角地要经过一条小河，河面不宽，即使是夏季，河水也只有一只竖立的手掌那么深。水底青色褐色白色的石子清晰可见。那条河的水清凉无比，几步就哗啦哗啦地蹚过去。小河边有举着浅蓝小花的一种草，野山药的藤蔓爬得铺天盖地，肥大的折耳根散着泥腥味。有一次蹚水过河，我看见一条棕色小蛇摇摆着细长的身子从我的脚边晃过去，吓得我战栗，心里狂跳着再寻，那条小蛇比我还怕，早已经不见。
　　 九月初上了弯角地，玉米苞已经很饱满，淡黄的玉米须长得胡子一样黑，几根老黄瓜匍匐在我脚下。坐在核桃树下，双手托腮，眼睛直直地跑往前看，看不了多远，玉米杆铺排的绿色挡住了我。树下，一堆堆黑色的核桃壳，十多天前核桃已经打下卖了钱。母亲男人一样拖了一条长长的竹竿，爬上核桃树的树干枝丫上，一竿一竿敲核桃。核桃叶和核桃一起落在树下的草丛里，她又握着镰刀，扒开草丛，一个个地寻。汗湿的头发一缕缕粘在额头上，她说，在我上学之前，要给我买一块手表。
　　 我看见过母亲二十岁的照片，那是一张和父亲的合影，年轻的母亲很好看。我离开村子那年，母亲才四十岁，皮肤干燥，身材瘦弱，虎牙成了龅牙。有时候我会有一些难受，她一天都在忙，家里地里，实在忙不过了才让我帮着做一些事。我应该多体谅母亲的，养了三个山娃的半边户母亲有很多不易，我和她说话总是很冲，没有一点柔和气。我也不记得是否在母亲面前提起过要一块手表，但是母亲带着我一起去弯角地打核桃时，她说，卖了核桃给我买一块手表，比刘二娃腕上的表还好看。
　　 弯角地一侧的山梁有一片竹子，村人常砍了那些竹子来编背篼、筲箕、簸箕，我和刘二娃一起在那里放过牛。刘二娃和我同岁，小学我们一起读了好几年书。暑假后开学，学校要求每一个学生带上扫把，我和刘二娃一起去放牛，一起砍竹子扎扫把。最后一次，刘二娃已经开始逃学了，他常常一早背着书包出门，学校里却看不见踪影，放学时候又会出现在回家的路上。老师指着空座位问过我。我摇头说不知道。最后一次和刘二娃一起砍竹子，我拿了一把长弯刀，有点重。搂住竹子挥刀。那一次，刘二娃没有帮我，当我扬起刀砍时，他还恶作剧地咋呼了一声“蛇”。刀落到我的左手上，砍到中指了，我没顾上疼，扔了刀大声喊，哪里有蛇哪里有蛇。刘二娃坐在地上哈哈大笑。知道上当了，才感觉到手指上的痛。中指的指头好像垂了下去，血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我攥那个下垂的指头，血顺着指缝往外冒，根本没有停住的意思。举着给刘二娃看，说，看，我把手砍了，没有一点怪他的意思，手一松，那根指头又垂下去了，半条胳膊都覆满了血。刘二娃吓住了，他从地上蹿起来，又蹲下去抓起了一把土埯在我的伤口上，撕自己的衣服，从领口往下撕，“唰”的一声，很响，他让我扶着，用那截布缠了很多圈，勒得很紧很紧。我说，我不会给大人说。那天我们家的牛是刘二娃帮我赶进圈里的，关好了圈门。
　　 刘二娃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读不读书村里很多家长都不在意的，有时候装模作样地吼几声就算了，心里巴不得少一个念书的多一个做活的。我继续读书，刘二娃去了城里，回村时，骑了一辆自行车，袖子挽得高高，露出一块手表。村里的大妈媳妇围着刘二娃转，说他出息了会赚钱了。阳光下，自行车和手表都泛着金金的光。我没理刘二娃，他也没理我，我还以为他会问问手指，可是没有，看都没看我的手。母亲也看到了刘二娃腕上的手表，她说，好看，戴上手表也像个读书人了。当我考上了外地的学校准备离开村里时，母亲就说了，卖了弯角地的核桃给我买块表，比刘二娃的那块还好看。
　　 母亲确实给我了一块表，生铁一样的颜色，圆圆的表壳，旁边一个可以上发条的旋钮，还有可以折叠的表链，套手腕上，凉悠悠的。母亲端着我的手看了又看，衣袖抹了抹，笑了，很满意。我并没有像母亲那样的高兴，有没有手表对我来说不重要，面对母亲的关心，我居然有点心酸。
　　 弯角地脚下就是一条土路，这条路贯通村里村外，在地里就可以隐约听到路上的说话声和偶尔响起的自行车铃声。母亲的声音很大，我放学经过弯角地，她会扯起声音喊我的乳名，告诉我，锅里的饭和菜都还是热的，赶紧吃，吃了背上背篼到弯角地来找她。我懒洋洋应一声，晓得了。母亲很不满意，又大声地追喊，听到没有，莫耍了，饭要冷了。非要等到我高回一声，晓得了。母亲就像背后有一双眼睛，透过密密的玉米丛，看得到路上放学回家的我，我刚走到弯角地脚下的路上，她的喊声就响会起来。
　　 外地上学后，去弯角地的次数少了，坐在教室里，我有时候想起正在地里忙碌的母亲，渐渐地开始想念她，想念弯角地的一切。地里的玉米，清脆的黄瓜，山脚下静静流淌的小河，还有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清晰又模糊。
　　 母亲是个好强的人，不轻易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忙碌而辛苦的日子，她也没有和我坐下来和颜悦色地说说话，告诉过我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有了一个小女孩，我们才会因为一些琐事有了一些交流。那时候去弯角地大多是因为好玩，小女孩是个活泼的孩子，她在地里看见黄瓜花就摘掉，看见暗红色的玉米秆就上去踢，当我吼的时候，母亲会劝我，多一些耐心，多讲道理。母亲边说边整理被小女孩弄得歪斜的玉米秆，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家里事多，没几个时候是顺心的。母亲慢慢地说，我静静地听，小女孩又去剥核桃树的黑皮了，我和母亲都注视着她，没有再吼。
　　 我看着眼前的小女孩使劲地掰核桃树皮，母亲还在絮絮地说，轻声地说，她没有看见我脸上的泪水。我喊了一声小女孩，对她说，这片地是外婆的，核桃树是外婆的，玉米秆和黄瓜都是外婆的，要听外婆的话，不能搞破坏。小女孩子嘻嘻哈哈地笑着，沉浸在这片地里所有事物的好奇里，回我说，晓得啦，都是外婆的，你也是外婆的，我也是外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