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仲春，有幸参加我县与丰南区作协的交流活动，文友们带来了几本辑印成书的作品，其中一本《百花》令我爱不释手：河北人民出版社更有“出身名门”的大气，外观装帧朴实厚重，内页收录的百余幅老照片彰显沉郁的年代感，每幅照片都标注了收藏者的名字，通过封面折页的作者简介，我一眼认出是客人中那位笑容醇厚的大姐——张保华。
　　 我拿着那本书请大姐签名留念，顺便了解作品的内容梗概：这是一部采访笔记，记录了当年的一桩文化盛事——1958年4月，中央歌舞团下放老师到丰润县唐坊地区（后属丰南县）的参加劳动锻炼，劳动之余帮助群众积极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并在9月6日成立了“唐坊人民公社百花农民歌舞团”，成员包括来自全县43个大队的86名文艺骨干。仅仅经过不足一个月的排练，他们就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国庆大典，为期半个月的北京岁月，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检阅，并参加了北京市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山公园组织的国庆大联欢、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汇报演出，受到朱德、周恩来、陈毅亲切接见。又到天津（当时为省会）向全省人民汇报演出。《大公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报道他们的演出情况，引起舆论轰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称赞他们：“这是农民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扭转了一般人对旧中国农民形象的认识……你们是农民歌舞的卫星。”回乡后，他们继续一面生产，一面演出，像专业演员一样苦练基本功，不计报酬，足迹遍及全县和周边县区，直到1965年4月解散，历时7年。
　　 这的确是值得记忆的文化盛事，但自认为爱好家乡历史的我竟然茫然无知，于是急于了解来龙去脉：2017年初夏，时任丰南区委副书记孙守廷同志偶然接触到几位当年百花歌舞团的成员，听他们讲起当年的故事，感动于老人们对往事的追怀，决定把那一段历史挖掘出来，着手整理了一些资料，包括27个人的采访名单。但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亲自采访，需要寻找一个“愿意做、肯吃苦、能够写”的作者，目光锁定在该县作家张保华。
　　 接受任务之后，张保华为接受这项新工作由衷感到神圣，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以前曾在县志中“百花歌舞团”有过印象，但并没有太在意，甚至觉得不完全真实，这次能够有机会记录曾经的辉煌，既是家乡对自己的信任，也为能够亲身进一步了解那些可爱可敬的长辈，为丰富家乡文化事业而激动和自豪。但更感到压力山大：采访名单上的人最小的72岁，最大的87岁，年事已高，居住分散，能够逐个走访实属不易，加之历时久远，老人们记忆模糊，记录和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作为在乡镇上班的女同志，家里单位事务繁忙，她只能利用业余时间采访，晚上回家整理。没有头绪，只能无奈地翻看那份名单，忽然发现一位年龄最小的老人名字上被触目惊心地画上一条黑线——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仅仅就在3个月之前！她感到有些心痛：他们已经起步晚了，歌舞团的两位团长已经先后去世，现在又断了一根链条，一段地方文化的历史不能就此消弭，不容拖延！5天后，她和同伴一起，走进了第一位受访老人的家从此没有回头。
　　 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小的“团队”，有司机、有录像，后来时间长了，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她只能自己利用节假日乘车或者骑行奔波在唐山、丰润、南堡、宁河……为了寻找已经更改了名字的“花园街东北胡同”，走了不知多少冤枉路，向路人打听陪送了无数笑脸。感到欣慰的是老人们听说有人采访，很多人积极配合，他们招待采访者“像家里招待来客似的”摆上砂糖橘、瓜子，她和很多老人们都是一见如故，尽管她们都老了，曾经当作事业的百花歌舞团、当初的爱人都远去了。但她们心里依旧热情着，往事依旧翻腾着。她帮他们找回往日的岁月，回忆起当年的“小伙伴”时热泪盈眶，那些80岁的老人，说起自己的“写检查”的经历，仍然回到当年调皮任性的小姑娘，也有的即兴展示仍有韵味的歌喉和“干净而优美”的舞蹈。
　　 开始走访的时候，因为感受不同，和老人们不容易说到同一频道。有的老人们的回忆断断续续，甚至牢骚满腹，但大多数采访过程是心情愉快的，尽管也有因为生病语言模糊、听力下降，交流困难。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她因为声带结节、水肿说不出话来，每次交谈即使用尽全力使劲喊还要重复两三遍，人家才能听清楚。“但他们的故事就如一个风筝的线，若有似无在那飘，引着我向前追逐，我无法停下，停下，也许这根线就断了”，必须坚持。她用自己的耐心和老人们唠家常，“一起窝在沙发里观看广场舞视频”，和他们共同感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现在路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是来自河北省丰润县唐坊人民公社百花农民歌舞团”的自豪感。经过努力磨合，耐心倾听，良言劝慰，渐渐融入老人们的世界，终于使老人们的记忆闸门悄然洞开。领唱张洪印始终不说话，也许是心存顾虑，但后来却“没了往日的拘谨，连头上的小帽子也一颤一颤的”；田家禄因脑血栓说话不清楚却并不影响在电话里沟通，放下电话就出去找来了老伴儿，肖玉玲奔波一天帮忙寻找团长的的老闺女。
　　 两年的时光，她白天走访，晚上整理、每有闲暇一头扎进档案馆查阅资料，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但随着不断深入，夜深人静，她在卧室里用电脑回放录音，在纸上记录下来，六十年的记忆斑驳跳跃，有时需要多次回放才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仿佛自己也在那个年代中穿越。她感动于“所有去过北京的人，不管拄拐杖的，还是走路颤颤巍巍的，不管是眼睛视力不好的，还是自称小脑萎缩啥也记不起来的，不管是75岁最年轻的，还是87岁最年长的，不管是从头说到尾的，还是挂着笑容一直不言语的，只要说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说到毛主席、朱德、周总理、陈毅、刘少奇，他们的眼睛登时就亮了起来，似乎忘记了病痛，忽略了年龄”。见过的人只要站在面前就能叫出名字，讲出他（她）的故事，接电话不听名字就能听出是谁，可以“理直气壮”要求混得很熟的老人兑现提供线索的承诺，她逐渐与老人们的岁月融为一体，渐渐比百花的成员们知道了更多关于“百花”的故事。
　　 老人们每个人只讲自己熟悉的，互相说的不一样的就认真查找资料，资料，查不到资料多问几个人，总结到一起，让脉络更为清晰。她深知：书写历史不能有丝毫的虚构和杜撰，那样无异于让这段真实的历史在自己手中湮没。尽管有时不忍心揭开那些或许带有伤痛的陈年往事，但为了求得真相，她必须如此。
　　 《百花》的每一个章节都是老人们原汁原味的口吻，没有任何机巧的设计，只在每个段落后面留下作者的札记心得，加入了一些情感的补充和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思考。“60年前的百花歌舞团是一块福地，不只有1958年的精彩，不只奠定了7年的文化艺术基础，还有让人不能忘怀的有强烈特征的人和事件，如陈年佳酿，耐人寻味。百花歌舞团就如一个大熔炉，生产出了许多精致和美好，稍加集中，便是熠熠生辉。”札记，使每一位老人的故事更令人肃然起敬。
　　 歌舞团成立后，集中在南孙庄训练，中央歌舞团等单位捐赠了200多件服装和全套大幕。在这片远离城市的洼地农村，这些淳朴如一张白纸的小伙子小姑娘，本质身份仍是农民，有的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一两个月不回家，吃住在焦化厂的废弃厂房，广阔的田间地头就是他们的训练场，用专业演员的标准刻苦练功，糠菜半年粮，为吃饭挑光了附近的野菜。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县各个公社、乡村和唐山周边县区，每次出演一路上军事化急行军，但始终情绪高涨。读到那时的场景可以想见那支疲惫而又欢声笑语的队伍。他们在外演出号房子，跟房东相处融洽，看着水缸里没水就挑水，看着院里脏了就扫，一个礼拜，离开的时候因为舍不得走“那个嚎啊！”他们和北京来的老师们相处融洽，有的认了干妈，有的被老师亲切地称为“小鬼”，直到多年以后仍然互相牵挂。书里没写到的是：也许北京的老师们也从这群农村青年身上，学到了一些大城市没有的东西，汲取了艺术灵感，“百花”在他们心目中，同样不可磨灭。他们吃苦受累，但唯一的奢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够“转正”。主演张义玲有多重要，中央歌舞团要用几个人换她一个，但领导担心失去“台柱子”而偷偷拒绝，她无数次填表，填完杳无音信，只等到了各自回家等消息，一直等到现在。
　　 百花歌舞团解散后，他们有的依旧在村里组织演唱团，以他们深厚的功底，办剧社、组建秧歌队、排练戏剧歌舞、当导演，带动、活跃、滋润着家乡的文化艺术；有的连任多年村干部，带领村民提高生活水平；有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发明家”，获得发明专利，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把自己的发明应用于农业生产。更多的人，只是成为风烛残年的弱者，生活窘迫，舍不得冬天生火，当年的青春似火，如今五味杂陈，但无论是谁，彼此永远地停留在了年轻的百花岁月。尽管没能转正，但毫无怨言，“当时逐磨着农村的群众都高兴我也高兴，就算也没白见毛主席，咱们也是毛主席时代的人，能为农村老百姓服务，就是高兴的事。”有的人在“百花”收获了爱情，有的人在“百花”炼就了澄明的境界。陈凤瑞在歌舞团解散后回家当大队书记，廉洁谦让，不但大队给他补贴的工分不要，上边照顾儿子的也不要，说还有更困难的人。关注、关心着彼此的生活，也和他们一起感慨命运的不可掌控。
　　 文化往事，口口相传，几近消失，记录下来，填补历史，得以存世。历时将近两年，当《百花》可以成为一本书的时候，她的心踏实下来，特感到自豪，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年的人物一个个鲜活起来，走进人们的视线。通过走访，证实了去北京的真实日期，走访人数从最初的27个人扩充了84人，走访了46人，收集到了81张（件）老照片、老物件、5件演出服装，搜集到了当年的报纸、文学和艺术期刊，这些都具有不可衡量的史料价值。想到自己曾经“怀着崇敬又恐惧的心情一个人一个人打电话，打通电话的喜悦和轻松没人能体会到。”
　　 《百花》一路走来，对张宝华来说始终充满感动。孙守廷书记作为发起者，在幕后始终全力支持，安排的有关乡镇全力支持采访，陪她寻找老团长的闺女，一起去王兰庄找当年的演出服，即将出版时却隐去了自己的作者身份；许多同事听说她在做这项工作，在卷帙浩繁的资料里为她提供素材，提供人物线索……更加坚定了重现“百花”盛况的信心。采访初期有的老人因病在被窝装着，冬去春来再次见到却能每天开着“大江车”下地干活、拉着老伴儿转悠，也有的老人刚开始感情饱满，话开了头就几乎停不下来，相隔半年却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说话的时候掺进了很多“呜呜啦啦”，细心的张宝华老师既为情况好转的老人高兴，也为身体衰弱的老人牵肠挂肚，也为病床上的琴师挣扎着拉上一个曲子而深受感动。她完全体会到老人们的热情，每次整理文字时想到这些都是泪水模糊双眼，通过采访，她已经和这些老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为时隔半个世纪，才想起拾罗那些散落的“花儿”而自责，甚至采访过程中就听到有人去世的消息。但她们很努力，尽力走遍“花儿”散落的地方，“驱车颠簸中的目光望向远方，每一次都有晚了一步但没有一直晚下去的欣慰。”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的走访，真的是抢救性的挖掘。她的努力，源于对家乡历史的深刻责任，源于内心细腻的情感。
　　 读完这本《百花》，不觉陷入沉思。如今的家乡大地，又到了百花烂漫的季节，她们年复一年，点缀着我们的世界，也许属于他们的季节并不漫长，但毕竟曾经绚烂绽放。
　　 其实，这本《百花》，本身也在悄悄记录一场花开，也许没有惊天动地，但毕竟为我们留住了那一份美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