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初，一场黑死病席卷了东北大地。我们村子一位闯关东的汉子偷跑回关内老家，惹得我们村子一个月死去了20多口，我的太爷爷当年仅20多岁，也死于这场瘟疫，留下三个年幼不谙世事孩子，其中就有我的爷爷。
　　 我年轻的祖母带着三个孩子常住娘家。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太爷爷的哥哥，我的大太爷爷赶集路过那个村子，看到了三个孩子光着脚在满是冰碴的井台上打水，冻得瑟瑟发抖，止住脚步，眼泪止不住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后来，他把孩子们带回家，给他们衣服鞋子穿，给他们饭吃，把他们养大……
　　 我的父亲年轻时入伍当的是铁道兵，凿涵洞，筑桥梁，是铁铮铮的汉子。相比之下，他们缺少鲜亮的军装和挺拔的军姿，有的只是石头，灰尘，风镐和号子声，他和他的战友们用火热的青春浇筑成祖国最初的运输大动脉。他们脚下穿的是胶鞋，走的是锋利的石子路，干的是苦力，流的是血汗，但他们是没有任何怨言。他们唱的是《铁道兵志在四方》的调子：“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父亲向来节俭，把部队上有限的津贴节省下来，邮寄给奶奶补贴家用，养活下面7个弟弟妹妹。脚下的鞋子露脚趾了，自己找来针线补一补，鞋帮开了圈，用约束带补一圈。最后硬是节约出几双解放鞋，寄给了家里光脚的弟弟们。
　　 那年月流行定亲的家属往部队送温暖活动。母亲是大队的骨干，和父亲也早定了亲，就和奶奶一起踏上了部队探亲慰问之旅。
　　 带什么礼物送给未婚夫让母亲伤透了脑筋。送绣着戏水鸳鸯的红罗帕是属于江南水乡的浪漫，送书籍属于小资们的情调，农村长大的母亲讲究实在，就亲手纳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带给父亲。鞋是普通的黑帮白底，但纳的鞋底针脚不是简单的一字横排，而是费时费力的十字疙瘩底。它们就像无数的连心锁，牢牢抓住两个年轻人的心。父亲当时的环境根本不适合穿这种鞋，就珍藏起来。后来，这双鞋的主人穿上它，打扮一新去迎娶他心爱的姑娘。
　　 我小时候开始穿的都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到现在我还记得母亲打袼褙、纳鞋底的情形。母亲的五尺黑柜里有一个破布包，里面都是平时积攒的布头和下脚料，薄的厚的，什么形状和颜色的都有。母亲先打一碗面糊糊做浆子，然后就在吃饭的小炕桌上一层破布一层浆子地打起袼褙来。待晾干后，噗地一声揭起，再比照鞋样给一家老小剪出鞋底。由于姥姥去世早，大姨远嫁，二姨孩子多，母亲除了给我们一家纳鞋底，还要兼顾爷爷奶奶，姥爷，小舅，小姨和二姨家孩子的纳鞋底的活计。我记得当时家里有一本红色塑料皮的中草药的厚书，母亲用它来夹着每个人的鞋样，边上注着每个人的名字。
　　 “天不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谜语，谜底是鞋底露眼了。小孩子淘气，鞋子容易坏，脚也长得快。夜晚，风吹过窗棂纸，发出沙沙的声音。在豆大的暗淡的煤油灯照耀下，总有一个忽长忽短的影子映在窗上，那是母亲在忙着劳作。每每回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我的眼前总是浮现这样一个清晰的镜头：母亲左手拿着鞋底，戴着顶针的右手在鞋底上用锥子每扎几行针眼后，总是习惯性地在头上抹一下。这个记忆大概来自那时候总担心针尖会扎伤母亲的头皮。
　　
　　 二
　　 慢慢地，我大了些，进入小学阶段，塑料制品以它的新颖廉价快速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人们不再局限于家做的千层底布鞋，开始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便捷，我也拥有了一双双塑料鞋。
　　 塑料鞋只适合夏季穿，旱地，雨天都适用，穿着简单舒服。只是我们村里有一个“峪”字，沟沟坎坎特别多，如果是雨天，上坡下岗脚底板容易打滑，弄不好就会把鞋带子扭折了。不过大人们总有办法，剪一块没用的塑料条，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化，把鞋带再粘上。就像我们身上摞着的补丁，鞋子也是可以打补丁的。
　　 小学三年级学校运动会要求运动员都要穿白球鞋，我回家也没说清楚，母亲买回来的是一双兰色球鞋，没办法，我用粉笔把它涂成白色，那比赛跑的成绩不怎么样，但一步一个脚印我记得请。这也是我拥有的第一双运动鞋。
　　 后来，泡沫拖鞋开始流行，我们这给它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趿拉板。这玩儿意穿着既舒服又便宜，打在脚后跟上还会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很快在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间流行开了，人们无论下地干活还是赶集上店，都喜欢穿着简便的拖鞋。若是小孩子不听话，抄起拖鞋打屁股也更方便，声音也更清脆。特别记得我那时候暑假走街串巷卖冰棍儿，穿的也是拖鞋，频繁上下自行车也不用担心飞出去，只要稍微用大脚趾勾着点就行了。
　　 我拥有的第一双皮鞋是上高中前。村里一位娘家在秦皇岛的婶子从鞋厂清理了一大批库存回来，在村子里卖。她对母亲说，你儿子要进县城上学了，总得体面些吧，来一双吧。母亲犹豫了很久终于买了这双鞋，我清楚记得花了20元。上高中第一天，我把鞋油打了一遍又一遍，美美地穿上骑车去学校报到。可这双鞋我穿着并不舒服，可能是这批鞋积压太久，鞋面的皮子非常僵硬，虽然打了鞋油也没使它变得柔软。一天下来，卡得我两个脚后跟都脱了皮，渗了出血，脚面上也各压出了两道红印。勉强支撑到回家周，就宁可穿破鞋也不穿它了。我到现在对皮鞋都不感冒，一个原因是脚肥，另一个就是有这个心理阴影。
　　 上世纪90年代，各种洋垃圾开始进入中国。西方发达国家把成船的旧电子产品、旧塑料制品、纸制品，甚至有毒的工业废料统统运到中国，通过我们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回收，污染着我们的水源、土地、空气，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
　　 普通老百姓接触最多应该的是国外淘汰的旧服装鞋帽，那个年代穿一身二手名牌衣服出门，对有些人来说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儿。我们村里一位长期赶集卖服装的小贩，从塘沽港口倒腾回一批旧的衣物，据说是不能挑，论斤称来的。买回来后他老婆在家一件件抖落开，把衣服清洗熨烫，鞋子塑形、打油，赶集卖，也在村里面卖。衣服花花绿绿，看起来质量好，非常时尚，价格也便宜，生意竟异常火爆。听母亲和别人议论：这些洋垃圾连个补丁都没有，会不会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你看那件领子开那么低，羞死了，怎么能穿出门？还有这个就是牛仔裤吧，膝盖都漏洞了，这外国也有穷人……母亲这回没图便宜，可能她真的怕是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吧，心里膈应。
　　 村里的有一个青年，人长得英俊，但就是天生大小耳，娶不上媳妇儿。后来他留起了长发，中分头三七开，盖住了有缺陷的小耳朵。在我村小贩那里制备了一身“洋装”，西服上衣口袋还插上一只钢笔，把三接头的洋皮鞋擦得锃亮，还特意把皮鞋后跟钉了铁掌，走起路来咔咔作响。据说后来他就是靠着这身装束去相亲，用咔咔作响的皮鞋声敲开了那位少女的心扉，竟不在意他大小耳的毛病。
　　 来北京跑业务后，我很长时间比较注意形象，梳背头，穿西服，打领带，皮鞋锃亮，希望给客户留下好点的印象。也买过一些名牌皮鞋，但只要一回到家就喜欢脱掉，换回方便的运动鞋或者拖鞋。
　　 到现在，我更很少买鞋，牌子就更不讲究了，儿子淘汰下来的鞋子我都穿不完。往往平时穿得非常随意，只有出门见客户才稍微收拾一下。这大概是我的性格使然，不太讲究虚伪的规则，喜欢随性而为。俗话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最知道。没外人时候，我都是让脚以最舒服的方式待着。
　　 母亲虽然早就不给我们纳千层底的布鞋了，但那些年依然坚持做一些鞋垫给我，上面往往绣着几朵小花，也会有“平安”两个字。这让我的人生步子迈得更加稳健。
　　
　　 三
　　 前几天在小区溜达，恰好见到几位平时在楼下转悠，捡废品的老阿姨围着一个小伙子叽叽喳喳说着什么。我这人好热闹，凑过去一看才知道，原来老阿姨们手里提着各种旧鞋子正和小贩讨价还价。闲聊中得知，不仅这些被三四元钱卖掉的旧鞋子，还有楼口写着回收旧衣物的铁皮柜子里收的旧衣物，它们被挑挑拣拣后，最终的归宿大部分是流向了非洲市场。这是30年前的翻版，只是这回起点和终点发生了逆转。
　　 我有一次刷视频，刷到非洲的“萨普”文化，觉得很新奇。那些宁愿老婆孩子饿肚皮的萨普人，不管家里有多穷，哪怕贷款，也要置备几身二手名牌行头。他们号称是格调与优雅的代言人，经常在人多的地方举行活动，迈出摇曳多姿的舞步，每走三五步还要做出拍打一下皮鞋上的动作，有时还会不顾司机的鸣笛在马路中间自我封印。令人好笑也令人慨叹，那是一种孔乙己式的精神胜利法吧，是对生活前景彻底无望生出的自我嘲弄吧！
　　 感谢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带领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取得了经济上的伟大成绩，把我们快速带离那个被当成垃圾处理厂，产品倾销地的年代。
　　 不难想象，跳“萨普”的舞者会不会是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
　　 穿一双合脚的鞋子，走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幸运的事。为了一双鞋子，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和艰难，不能忘记我们曾赤脚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