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离开我们有些年了，之所以到现在才写点纪念性的文字，是因为我至今不愿接受岳父确已逝去的事实。我总觉得，岳父还在这个世界，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情感归情感，理智归理智，或许，那些熟悉岳父的人们，那些理解或不理解岳父的人们，在得知岳父离世的消息后，都希望从媒体上看到有关岳父的片言只语。因为在不大的都昌，特别是文教界，岳父毕竟踏踏实实地存在过。
　　 也许是我的年少轻狂吧，年轻时我一直看不懂岳父：拚命地做事也就罢了，干嘛不要名利、不要权势呢？不为名利、不为权势也就罢了，干嘛还那么拚命地做事呢？迂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里少了一份对岳父应有的尊重。
　　 我不明白岳父哪来那么充沛的精力。无论是领导安排的任务，还是同事要求的工作；不管是亲朋好友请他做的事情，还是年轻同事想他做的事情，岳父想都没想过是份内还是份外，一律认认真真地去完成做好。上班时在单位做不完，下班后拿到家里接着做；白天时间不够，晚上再加班加点做。有一次，我压制不住地对岳父说，要加班到单位加吧，把办公室的灯开得亮亮的。你在家里就是通宵也没有领导看见哪。岳父不明就里，面无表情地说：“我要领导看到做什么？我习惯在家里。”
　　 熟悉岳父的人都知道，在同时代人里面，岳父的起点是较高的：解放初期正牌的九江师范院校生，毕业后一直在县直机关单位工作。然而，岳父的前程却是我们心中的遗憾：参加工作四十多年，职位几乎是原地踏步。按理说，他工作这样的认真负责，能力也比较强，接触领导又多，应该有不少的升迁机会。
　　 岳父育人无数，可自己四个儿女，没有一个读上大学。我大舅子高考时，数学总分120他能考114，英语却只考了9分。其余三个不是偏科，就是因病退学。岳父有一位早期的学生，当时在市里当权。他偶然得知岳父子女的情况，主动对岳父说先解决非农户口，再慢慢安排工作。岳母把农产品等都准备好了，多次催促岳父去找这位学生，可岳父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还说：“人家都主动说了帮忙，还有必要去打搅人家吗？办好了他自然会告诉我！”老人家竟然没有想到，在这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社会，办点事情是多么的难啊！就算这位学生不需要打点，他去找别人也需要打点哪！难道要让这位好心的学生暗地里掏腰包为你办事吗？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看到单位里别人的儿女安排得好好的，岳母经常唠叨岳父：就只晓得认两只死眼盅字！就只晓得写两只死眼盅字！（都昌方言）
　　 在这个现实而残酷的时代，只有八面玲珑的人才混得开、吃得香。一个人如果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不去主动关照自己的前程，不主动与领导接近，除非遇到的是菩萨心肠的领导，或者是“朝里有人”，否则，你永远是个不在考虑之列的人。挤破家门的人、拍桌子甩凳子的人都安排不过来，谁还会考虑你这安分守己、不跑不送的呢？
　　 岳父为人处事从来不知道用利害关系去掂量一下轻重缓急，有求于他的人们哪个也不会轻慢，唯有一视同仁才能让他良心安逸。
　　 有一年我去送节，两位想评职称的先生，一前一后拿了论文，要岳父几乎在同一时间内修改。待先来的那位出门，后来的这位偷偷地去楼下拿了条烟上来，要求岳父先给他修改，并说了他和某领导的关系。岳父拒绝无果，干脆视若无睹，眼睛没怎么离开稿子。待后来的这位也走了，岳父干脆一言不发就进了自己的房间看稿子去了。趁岳父午休的时候，我轻轻走到书桌旁，看看他到底先给谁修改稿子，结果让我的小人之心倍受打击！我想起一件往事：岳父在武垦中学（现在的大港中学）任教时，有位学生家里非常困难，有时一个礼拜不带一粒米、一匹菜，就带几只萝卜、几只红薯去吃。这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岳父尽管四个孩子当时都在身边，但还是经常把这位学生叫去吃饭吃菜。后来这位学生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在县城工作，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吧，虽同住一城，却从来没有去看过岳父。我们这些功利的子婿经常念叨此事，岳父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平淡地说一句：“一件丁丁事儿有什么好说呢？我难道还指望回报不成？”表情是那么淡定、平静。
　　 从此以后，我开始理解、也更加敬重我的岳父！
　　 在“四人帮”下台的时候，岳父受牵连三年不能回家过年。在都昌有个别朋友以此认定岳父是个政治狂热份子。其实岳父是个政治观念非常淡薄的人。在一场政治运动中最狂热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另一类则是政治观念淡薄的人。政治涉及到一个人的信仰，因此最难改变。野心家们深知这一点，就不会在有自己政治立场的人身上白费功夫，而专门去煽动、利用那些政治观念淡薄的人们。当一个物体运动时，就会在它运动的方向上产生很大的惯性，要改变它的运动方向非常费力；当一个物体是处于静止状态时，要让它从静止到运动就省力多了。正因岳父在政治立场上处于静止状态，因此，穷苦出身的他如果受到阶级感情的煽动，那就义不容辞、一往无前了。也许有朋友要说，怎么证明岳父就一定是政治狂热中的“另一类”呢？其实，要区分这两类人非常简单，野心家们往往心狠手辣，会为了自己的目的阴谋地诬害别人；而后一类人心地良善，没有害人之心。话说到这里，相信认识岳父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再怎么不理解郭继恩，也无法把“害人”之事与他联系起来。
　　 三年后岳父重获自由，他老家郭家山全村几百号人扶老携幼，走出山口几里路去迎接岳父回家……
　　 岳父不是物影相追无法接近，但也不是随便就可接交的。在他眼里人与人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好学与不好学、有学识与无学识的区别。岳父终生与诗书为友，如果有谁写得一手好文章，岳父便视为知己，不论男女老少，他一定要找机会和此人激情澎湃地赏析一番，乃至废寝忘食。记得在武垦中学时，有次考试，首场是考语文，有一位学生的作文写得非常的好，岳父等不到考试结束，一定要在两场考试的间隙找到这位学生当面表扬。岳父自幼苦读，深知读书之苦之不易，尽管他是个无职无权的人，但对那些在困境中发奋的学人，岳父总是尽己所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的民办老师事迹被岳父报道后被上级发现，树为典型，转编转正；有的困难学生因他的帮助重返校园，不一而足……
　　 回想老人家这一生，曾经让我心头难平的，就是岳父再怎么任劳任怨，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别人没有单位小车不下乡，可岳父年纪一大把，还经常坐着摩托车下乡搞调研。记得有一次，我从厦门请假回家，因故不能如期回返，便去岳父办公室打个电话向公司延假。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表情严肃地说：“崽俚也，长途电话好贵哈！”。细论个中的是非实在是太无聊了，只是我觉得，此一小事对岳父一生的勤勉是多么的富有讽刺意味。一时我为岳父感到十分的委屈和难过，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单位集资房在都昌还是个罕物。岳父的单位也集资建房了。房子虽名为公私集资所建，但福利的成分占比很大，因此就难免人多粥少。当时我们心想，再怎么论资排辈，岳父也该得到一套吧。没想到事与愿违，岳父依然住在低矮、狭小、阴暗、潮湿的体育馆双套间的外套间——内套间还住着一位岳父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年轻同事，这位同事进出都要经过岳父的房间。一个阴雨绵绵的梅雨夜，看着窗外高大、宽敞、明亮的新楼，不难想象岳父所住的这座低矮的老建筑匍匐在新楼脚下的寒碜样，一时我心绪难平、闷热难耐。而此时的岳父，却在昏暗的白炽灯下修改一篇稿件。他右手拿着一支笔，左手夹着一根香烟，不时美滋滋的吸一口；翘着的二郎腿有节奏地弹着，看到兴奋处，还要我凑过去品读章句，是那么的兴味盎然！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忽然间我明白了：
　　 看多了这世上的弱肉强食，我们总以为只有强大才可以让自己免受伤害，但强大从来都不是无上的境界，因为强大可能招致更大的伤害。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欲求。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无欲无求的时候，才真正到达了一种无上的境界，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的。当我们自以为占了便宜的、当我们自以为欺负了的、当我们自以为伤害了的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的时候，实在是高看了自己！
　　 时间终于到了岳父生命的最后时刻。淡泊经世、笑对死神的岳父放弃了他最后的、唯一的抗争，停止了他那与心脏一起律动的笔，别下了他无限挂虑的儿孙，一个人默默地、一步一回头地走了，永远地走了……享年73岁——这只是当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做一世公家人的岳父从不多占多拿，没想到连寿命也是这样！
　　 天国的调令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前文化部长贺敬之老人，影星葛尤的父亲葛存壮夫妇，江西民政厅前厅长江海，前都昌县委书记杨正辉，当代学者摩罗，一些民间、学界、商界社团，以及岳父生前好友、学生，和一些我不知悉名字的领导和朋友都发来挽联挽诗、送来花圈以示悼念。
　　 我永远也忘不了书画名家刘伯溪老师，以八十岁的高龄，坚持着站立了近一个小时，几乎是在泣不成声中完成了他饱含深情的悼词！
　　 人们在悼念的同时，也给了岳父极高的评价。然而，作为他的子婿，我们知道岳父既不是“文星”，也不是“鸿儒”——那只不过是社会对他的褒奖与肯定——他只是物欲横流的人类社会一位合格成员，一种价值尺度。他无意中恪守的只是一个人的本份。因为岳父并不是多么的高洁，而是他拒绝堕落！他的名字要不了多久就会被人们遗忘，但是，不管社会怎样发展，人类如何进步，他的精神永远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