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闻喜县武装部树了五大标兵，张希华位居其首，我因著《水孵新鉴》科普小书排名第四，薛店镇薛新水绿化500亩荒沟成了“草木英雄”，排名第五。“五大标兵报告团”在全县巡回演讲，因此，我认识了张希华，他漂亮，能干，侠义，好汉一条，会点拳脚，言谈举止带着毛泽东时代的烙印，事迹动人，口才也行，识字不多。
　　 打那时起，我就产生一个想法：把他写成报告文学那该多好。
　　 晚上住在县招南楼，薛新水酒后“卖拍”，说他会打架：“有一回在河底集上粜麸麸打河底那一窝坏骨头……”听口气，河底那一窝坏骨头全不值他一打。
　　 张希华听到这里，从床上下来了。
　　 薛新水这才想起：希华是河底人。
　　 服软是不行的。
　　 “草木英雄”也从床上下来了。
　　 “咱俩先见一手”，希华例个势，说这叫“三十六小擒拿”，是唐朝尉迟恭老师亲手教他的，张牙舞爪地耍了几套花路套，妄图把新水吓回去。谁知那“草木英雄”是吃馍饭长大的，不是吓大的，扑上去就打。那客房只十六平米，放三张床，地方窄巴，弄得尉迟恭老师亲手教的本事使不上。希华不服软，邀我做证，要到西湖边上打；新水不服软，邀我作证，要到体育场里打。新水190斤重，希华18８斤，实际都不会打架，都是凭汉块砸，砸得楼板咚咚作响，直到楼下客人敲暖气管，吵上来，才住手。
　　 所以我知道他会“花路套”，上阵不能用。
　　 演讲前，他是省人大代表，省劳模；演讲后，他到北京出席了全军英模大会，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宴厅赴了一回国宴。张希华像一轮明月，走上东天，光华四射。
　　 此后再未见过面，但给他写报告文学的想法时时涌上心头。
　　 199３年春，我从任村举家迁入县城开发区，与陶瓷厂划给希华的那一分八厘小院隔北干渠相望，从莲莲口里得知，他上山了，钻沟了，不见了，消失了，全当他死了。再往深处问，莲莲就气得手颤腿颤，见此情景，不敢再问了。他默默无闻，再无义举。1998年，我当了县政协常委，在南垣委员中打听张希华，都说不知道。
　　 那一轮明月消失了。
　　 1999年冬夜，偶看电视“闻喜新闻”，却是县委书记王水成带领十个职能部门到大尾沟现场办公，镜头推近大尾沟村党支部书记——竟是张希华！原来他在大尾沟干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画外音说他是闻喜的活雷锋、焦裕禄，中共闻喜县委闻发（1999）第27号文件发出《关于向优秀共产党员、农村党支部书记张希华同志学习的决定》，政协副主席田水旺等人撰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榜样》已见著《闻喜报》，此报刚刚创刊没几天，田任总编。
　　 “闻喜新闻”上的这一系列新闻对我冲击不小，不知闻喜还办了一张《闻喜报》。第二天，我到统战部找到这张报，却是一张残报，好在关于张希华的文章不残，我连读数遍，禁不住思维的泉涌，与多年前的火花不断碰撞，闪闪发光，在报纸的边沿上“眉批”起来，以至把报纸的四沿批满了而不能住笔，我把这张报纸给看烂了。是夜，做奇异一梦：
　　 梦见任村家门前一村民屋脊上的“瓦脊龙头”忽地飞离其位，飞到我家南窑窗口前，我站在窑内炕上诚惶诚恐地俯视着它，它在窗外满含乞求地仰望着我，天地肃穆，万籁俱静，那“泥塑煅烧”出的青瓦胡须如动画片中的龙须一样，一动一动地僵硬起伏；那长长的“瓦脊龙体”如行进着的火车车厢一样，一节一节地左右摆动，凭空而游，不见其尾……
　　 决定独回任村寒窑，那里是静土一方，院里的铁杆蒿枯黄瘦硬，半人多高，立满一院。这里没人打搅，顺便带了我的“傻瓜”相机，想拍山村雪色。老家如此荒凉，想起那梦，甚是骨虚。
　　 开水煮面，这饭会做，何况“娃他妈”给我炒了一罐头瓶瓶“葱花”。做饭是麻烦事，为了不麻烦，在那口大汉锅里下半锅面条，这样麻烦一顿，能吃十几顿。饱餐一顿，将小桌搬上土炕，100瓦灯泡头上高悬，但觉心明眼亮，拟出标题——《闻喜出了个焦裕禄》。
　　 厚积薄发，久旱行雨，思维赶着笔头，笔头跑不过思维，字体简化，只要自己能认出就行；长句短缩，只要自己能译出便可，飞快的速度使字迹了草不堪，飞扬的才思似闪电般一闪再闪，笔意行舟于《二泉映月》那如泣似诉的旋律长河中……较劲处灌两口白酒，进入半酣状态，闭上我的双眼，抖开我的醉笔……鹤声远，莲花现，奇景见，仿佛神人引路，渐入天境，行笔到伤心处，连哭带写带流鼻涕，擦不过，以至稿纸淋漓。忽听得咕噜咕噜响，原来是肚子做怪，要它的草料，心想，刚刚喂过，咋就饿了；又听得金鸡报晓，此起彼伏，远近都有，心想，刚刚天黑，这是做甚，搅得洒家不得安生；窗纸白了，心想，必下雪了；窗纸红了——这是下啥了？待一万八千字的篇幅画上句号时，伸开四肢，打个呵欠，拉开窗帘——金色的阳光铺满我那峨嵋小院。
　　 在文尾注了时间：1999年12月15日。
　　 该喂草料了，将饭热一下，饱餐后，睡，天黑醒来，灶下加火再“热饭”，喂饱干活，一个晚上，通抄一遍，丰满一成，窗又白了，窗又红了，再去“热饭”时，可怜那饭成了一锅糊涂，成了一锅浆糊，遂恨科学家咋就不搞“一餐饱终生的”科技饭，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娃他妈——张燕燕回来了，说政协通知我明天参加“民营企业视察团”。我指指窑壁上的“傻瓜”说：给我照张像吧，二稿完成了，想做个留念。
　　 我回任村是以“泥窑”为借口的，因此赚了她一罐头瓶瓶“葱花”，她很气愤，说，再敢团我，咱就离婚！他曾被省、市、县评为三八红旗手，因此很历害，害得我得了惧内症。我发誓“泥窑”走正经路，这样又赚她给我拍了两张像——这两张像成了我写《大风歌》的实况传真，夹在镜框里，化作永恒，如今看来，有点珍贵。
　　 揭开锅，说这是“馇猪食”哩，她哭了，哭的一多半是恨我不走正经路。顺手做了两碗“挑旗面”，端上小桌，说：“你吃吧，吃饱了好好把咱的窑‘泥’一下，这可是正经事，啊？”随后说：“我该回城了，十一点半娃放学。”任村离闻喜20里地，还有8里旱路，是该走了，要不两个娃进不了门。
　　 把她那两碗“挑旗面”倒进肚囊，开始干活，刚进入酣战状态，有人敲门，是战友程海东来访，见我独居寒窑，蓬头垢面，他就哼哼叽叽，说要作诗以赞之，又恨肚里货少，作不成诗。数年后见驻美大使柴泽民“三歌四篇”题词和解放军上将张志坚“铁笔三歌”之说，诌了八句曰：
　　 踏冰破雪回山村，手持铁笔寒窑蹲。
　　 倾尽墨汁三大缸，磨损狼毫八百根。
　　 炎炎华章逼日月，恢恢天网织经伦。
　　 大风风采九凤歌，著书立说为世人。
　　
　　 窗纸白了，窗纸红了，文章越抄越丰满，但未抄完，只得放下，恨程海东打搅，骑上我的日本亚玛哈——劲豹150，奔到政协，政协大院停了十几辆小车，按要求对号入座。
　　 我与田主席同坐一车，至小马，说：“……根据你的报道，演绎成报告文学……至三稿，快成了，只是未去过大尾沟，不知其山形地势，许多数字虚拟着，如动土多少方，管线有多长，水池有多大，用了多少水泥等”，意思是想坐他的桑塔纳去一趟大尾沟。我与田是同时进入十届政协的，彼此刚认识，所以说话很谨慎。
　　 田会意，说：“明天是星期天，能抽出空，我陪你上山。”
　　 从此，我们联手了。
　　 第二天一早到得山下，《大风歌》后记如实记录了上山的实况：
　　 1999年12月19日晨（星期天），我们到得山下。看那山却生得猛恶，日头还在山那面，所以大山就被强烈的逆光衬托成巨大的黑色剪影，凛冽的山风夹着暴唳的哨音在半山扫荡，下了车全像“脱赤腿”……远远望去，那大尾沟、乔水沟、洞子沟像从无穷碧空垂挂下来的几块烂尿布，这穷样使人禁不住又想起那首《穷气歌》。我们沿着张希华开辟的道路前进，山风一浪一浪涌过来，恨不得把我们往沟里涌，沟沟畔畔上是张希华亲手栽植的花椒树，它们在寒风中散发着只有花椒树身上才有的那种大辛味和大苦味——好辛苦啊，花椒树；好命苦啊，花椒树！踏上这条“人往高处走”的路步步高升，忽见大山的屁沟旮旯里远近夹了一些荒凉的屋舍，真如唐诗里的“峰回路转忽见”——这就是大尾沟。
　　 将第四稿交给田，要求连载。田沉吟良久，说这不行，咱这是小报，哪能容这么大的篇幅？……又说：“这不行——咱这是周报，间隔时间长，连载效果不好，不行，不行……”他这不行，那不行，说了不少“不行”，意思是推了才行，我能听得出来。
　　 版面紧，压力大，田做难，我知道。在此之前，我曾要求发《风采歌》未遂，为此他给我道过一回歉，我显得很大度，让了他，今天又提出这事，让他没法下茬了。他是政协副主席，我是政协常委，抬头不见低头见，弄得他死不好意思死难看，他发了一顿牢骚，说这是虼蟆缠鳖没球法弄。后来又说我是驴皮胶，粘住就走不了。
　　 《闻喜报》在运城排版，编委们往返校对甚是辛苦，他说：“年关将至，这一期《闻喜报》由你全权负责校版，让编委们歇一期，最好在正月里一次性发出，这样你既使占了大版面，他别人也没意见，往返路费不报销，你看这话咋样？”
　　 我说行。
　　 从运城拿回激光版样稿，一号隶体压题标云：《闻喜出了个焦裕禄》。田说：“标题不好，不如改做《他像闻喜的焦裕禄》”。但这也不好。
　　 但什么好，都定不了。
　　 这天早上，政协机关开年终茶话会，我坐在下面推敲题目：《脊梁》么？不如意；《钢铁脊梁》么？也觉不如意；要不就叫做《黑山三部曲》？……也不那么很如意……张希华的行为不是一种风尚的展示么？这不正是雷锋、焦裕禄雄风的再显么？忽想起汉刘邦的《大风歌》，精神一振，双眼一亮，这好，即简炼又含蓄，既大气又凝重，隐含金戈铁马雄风，再好不过，告知田，田赞成。
　　 开完会，奔运城，拿回二次样稿，字字推敲后再去运城终定，往返者三次，满满占了三块版。
　　 2000年2月9日，也就是庚辰年农历的正月初五日，我的《大风歌》终于问世了。
　　 多年前的心愿得以实现。
　　 多年前的理想化作现实。
　　 我平生第一次占了一回大版面。
　　 我好激动。
　　 哪曾想，发出后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后引起的轰动令我心潮澎湃，社会各界评论文章纷至沓来，有政界要员，有著名作家、评论家，也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田顺势开辟“《大风歌》读后感”专栏，择要选发十三家，所以形成“十三家评论《大风歌》”的文化浪潮。
　　 对此，王静澜先生有一句评语，曰：没有田主席的帮助，《大风歌》就不会走红闻喜；没有田主席的帮助，“三歌二山”就不会走红全国。田主席——伯乐！伯乐！
　　 在我此后的创作生涯中，田给我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适度的社会氛围，我一发不可收拾，田一发不可收拾，《闻喜报》以整报整报的篇幅推出“三歌二山”后，他又与运城市文联主席王西兰策动县委书记董鹏翔出资二万元出版《闻喜之歌》，又在头版上以整版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三歌二山”在京领奖及“领奖回来座谈会”的实况。《闻喜报》共出版280张，而80张上就有任育才，难怪文人们对田有意见：“闻喜报办成了育才报啦！”——他像是一位老大哥，又像是一位老园丁，呵护得“三歌二山”破土而出，他营造的“环境”和“氛围”比写作“三歌二山”更具意义。
　　 于是皆曰：没有田主席的帮助，“三歌二山”就不会在闻喜出笼；没有田主席的运作，《闻喜之歌》就干脆不会诞生，田主席——厚德！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