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家一拉开门，婆婆看见我，即朝里间大叫起来：“来客了，快来接客人。”她转过身，趿拉着脚，蹶着屁股，迈着碎步往里走。边走边嘀咕：“人到哪去了？”
　　 靠里面的两间房门对门，要经过一个卫生间才能到达。婆婆缓慢转动脑袋，左瞧瞧，右候候，走进主卧室才看到在电脑前伏案审读文章的他的二儿子——我的丈夫。她嗔怪道：“来客了，你也不起来接接？”说完，她回过头，对我说：“他太忙了！”这显然是为她的儿子没有起身接我开脱。我笑笑，说：“我不是客，我是他老婆，是您的儿媳。”婆婆茫然地看着我，不置可否。
　　 今年五月丈夫退休，婆婆八月到我家。一开始，见我进进出出，总在私底下跟我丈夫说：“她怎么又来了？”“她怎么还不走？”暑假期间，我孙子回来小住，她也总是抱怨：“这小孩把我的头都吵晕了。”我理解婆婆，她一贯节俭，见我们来来往往，一定是怕我们把他儿子吃穷了。
　　 我揣测，在婆婆的记忆里，我只是她以前认识的一个熟人。在家人中，她只对最小的女儿念念不忘，因为近三十年，她除了在三个儿子家短暂逗留外，大部分时间和女儿在一起。婆婆认识三儿子，并能叫出他的名字，可能与老三的性格有关，也可能与他早年身体不好有关。前些日子在我家，看到一个信封上写着我丈夫的名字，她拿起来对我丈夫说：“这是别人的信，你还不赶快给人送去？”，她全然不知道，信封上写着的就是她面对面坐着的二儿子的名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婆婆的长子意外去世，她至今不知情。那天，我陪着她翻看影集，我指着大哥问：“这是谁？”婆婆说：“我老大。”我继续问：“他叫什么名字？”她用左手捂着嘴，细声道：“我只叫他老大。”脸上略带羞涩。在所有孙子辈中，婆婆只认得外孙女，毕竟是她一手带大的。
　　 二〇一九年年初，我的小孙子降生，我带婆婆去广州庆贺小孙子满月。她逗曾孙玩，还趁我们不注意，把曾孙从摇篮里抱起来掂上掂下。婆婆个子小，又很瘦弱，当时也八十好几了，我们多次嘱咐她，别抱小家伙。小家伙圆滚滚的，淀手，我们怕摔着孩子，也怕婆婆受伤。见她老人家乐在其中，我只好站在边上，双手做好迎上去接住小孙子的准备。过了一会儿，我说：“您累了，先歇歇！”我迎上去抱过孩子，她说：“我一点也不累，过一会我还能抱。”我哑然。
　　 孙子满月后，儿媳还在休产假，儿子把他们娘儿俩送回南昌，把保姆小翁也带来了。为了让婆婆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我们把她留在南昌。我们家房子不大，只有三间房，安排她与保姆同住一间。婆婆的东西喜欢东藏西藏，有时找不到就怨小翁拿了。我们跟她解释，常常说不通，好在小翁不计较。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因忙于应付工作和家事，并自认为嫁到老祝家几十年，对婆婆还算了解，以前也会疑神疑鬼。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异样，每天婆婆逗曾孙取乐，自己也快乐得像孩子一样。
　　 二〇一九年十月，我到武汉大学培训，当时婆婆已回到武汉小女儿家。小姑子一家三口忙上班上学，我每天倒三趟地铁过去陪老人家。她见到我，很开心，每天以主人的身份招待我。我不让她做饭，她就告诉我，小姑子买了好多菜放冰箱里，要我烧牛肉、煎鱼，恨不得把她认为的好东西都烧来给我吃。一周后，我要离开武汉，她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我说，有时间我会再来看你，武汉和南昌相距不远。她频频点头。
　　 当年十一月大哥辞世，我们瞒着婆婆。接下来，就是疫情肆虐，我们找到了搪塞她的理由，不断用大哥的手机给她发送信息，给她推送大哥生前的视频。渐渐的，婆婆没有了时间概念，对老大开始不闻不问。
　　 新型冠状肺炎，武汉始发，是重灾区。那年春节，原本商定一起去广州儿子家过年的，武汉到广州的车票买了两次退了两次，最终未能成行。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武汉封城，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为武汉捏一把汗，为武汉的婆婆和小姑子一家子提心吊胆，每天收看白岩松主持的《新闻1+1》，恐惧与日剧增。小姑子两口子，都有一官半职，被困在单位里很少回家。婆婆的一日三餐委托小区物业送到家门口，婆婆抱怨冷了热了、好了坏了也无济于事。吃饭问题勉强解决了，关键是一天到晚婆婆出不了门，家里也没有人可以说说话。七十六天过后，终于解封，但活动依旧受限，所有人都按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我们很后悔没有早点把婆婆接出来。事后想来，那一段非常经历，一定加重了婆婆病情，使原本的海尔默茨症病征日益凸显。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我丈夫打羽毛球后跟踺断裂，住院手术。一周后出院病休一个月，考虑到婆婆白天一个人在小姑子家寂寞，于是让她到南昌与我们同住。老人家怕冷，另一套新房装了暖气，离丈夫上班的地方也近，方便他中午回家给婆婆做饭。我们临时拣了些衣服就住进了新房，丈夫的腿脚不利索，我下班回家，照顾他们的责任就都落在了我的肩上。端水洗脸洗脚，婆婆惯用热水袋，我每天给她灌好水放在被窝里。有一天周末，我们到老房子里去拿东西，婆婆在阳台上看到她绿色围脖挂在衣架上，顿时勃然大怒，骂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不知所以，她接着说：“你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天冷了也不给我用。”我无言以对，任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事后，我提醒丈夫，婆婆可能老年痴呆了。
　　 一天，我丈夫因事耽搁，下午回家晚了点，婆婆把门反锁，怎么喊也不开门，还在屋里大嚷“你对我一点也不孝顺，我要到单位去告你”云云。我丈夫在门外好言相劝，一点也不管用，只得把电话打给小姑子，小姑子再给婆婆打电话温言相劝，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她才把门打开。等我下班回到家，风平浪静，婆婆像没事人一样。
　　 转眼到了清明，婆婆见我丈夫回乡扫墓，她也要求同行，并执意留在老家与叔叔婶婶居住一段时间。叔叔婶婶年龄大了，婆婆对那里的环境又不熟悉，一天夜间上厕所，把大股骨摔断了。我们商量着把她送到上海或是接回南昌手术，后来，还是小姑子寻访到一位好医生，采用保守治疗，在武汉卧床数月，又可以下地行走了。只不过腰弯了些，行动更迟缓了。
　　 婆婆在小姑子家很任性，经常哭闹，有时还撒泼赖地，让小姑子束手无策，一家人不得安宁。在武汉请的保姆年纪更轻，据说也更泼辣，要婆婆洗澡换衣服难，但保姆终究能够搞掂。
　　 如今我们为婆婆请的保姆六十六岁，原先在小区打扫卫生，从未做过保姆。保姆姓杨，我们叫她杨大姐。杨大姐人还勤快，只是大字不识，家里电器大多不会使用，不愿学，也不太接受我的建议。
　　 之前，我跟她说，我婆婆洗脸洗脚的时候，你要给她倒好水，拿好毛巾。她分不清楚，自己倒水也容易烫着。当时，杨大姐没有吭声。又一天，吃完晚饭，收拾碗筷的同时，杨大姐烧好水，装在热水瓶里，叫我婆婆洗脸洗脚，自己则坐在外面看电视，任我婆婆在卫生间里折腾。我从书房出来，正好婆婆打开门问我：“这是不是洗脸盆？”我把脸盆脚盆清洗干净，倒好水，拿好毛巾。等婆婆把卫生间门关上，我就对杨大姐说：“我跟你说过，我婆婆洗脸洗脚，你要给她倒好水，拿好毛巾。”我还没讲完，她就说：“我是这样的。”声音比我还大，不停地强辩，她说高安话，我听不太明白，也懒得跟她一般见识。
　　 前两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杨大姐说出门扔垃圾，一个多小时不见人影。婆婆坐了一会儿说要睡觉了，我侍候她洗脸洗脚，安顿她老人家睡下后，我问丈夫：“杨大姐每天都下去这么久？每天谁照顾老娘洗脸洗脚刷牙？”丈夫说：“老娘平时没这么早睡，谁知她今天这么早就要睡了呢？”婆婆把我当外人，丈夫是个老好人，保姆认为婆婆是丈夫的妈，工钱是丈夫付的，我的话可听可不听。在这个家里，我是操心惯了的，虽然有保姆，但总感觉到有无形的压力，怕他们照顾不到位，有所闪失。
　　 我的觉轻，婆婆不和我住一间，但她每晚小解，十有八九会把我吵醒。我入睡难，吵醒后重新入睡更难，有时晚上只能睡一两个钟头。出于无奈，为了保证睡眠，我提出上班的日子一个人在老房子住，离单位近。丈夫虽不情愿，但他不会阻止，我得不到支持，内心有些不安。那天想跟闺蜜诉苦，我只说了个开头，她一张口就是：“那怎么行呢？”我哑口无言。连续数日，只睡几个小时，我太难受了。我顾不了许多，一遍一遍地说服自己：来日方长，调适好自己能照顾老人，在将来也不会太拖累孩子。这一两年，我的身体多次预警，不能强撑着。
　　 于是，我可以以四五个晚上较好睡眠，抵抗三二个晚上基本不睡。我把睡眠弄丢了，才觉得保证睡眠成了当务之急。
　　 婆婆仍旧把我当作客人，但态度已经有了明显转变。这可能源于那两天保姆回家，我对她的服侍。周末，吃过晚饭，她要我坐在沙发上，她站在身后给我按摩头皮，说是这样，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白发。她一边按摩，一边说：“小颖原先有很多白发，就是我经常跟她按摩，现在一根都没有了。”小颖是我小姑子，婆婆说的没错，她原先有点少白头，如今也五十岁了，还一头秀发。
　　 周六在家，我歪在沙发上，婆婆赶忙坐到我身边，要我把脚架在她双腿上，她用手从我大腿抚摸到脚板底。我怕压着她，使阴劲把脚提起一点点，时间长了，很难坚持。我不能拂了婆婆的好意，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说：“你累了，歇歇再按摩。”我说谢谢她，她撒娇道：“一家人，说那些，我不喜欢你了。”
　　 周日早起，丈夫要婆婆换内衣内裤，她老人家生气了。“你们都嫌我脏，我的衣服刚换的，哪里龌龊？”婆婆的衣服已经穿了一个多星期，谁叫她换衣服，她就跟谁急。这不，嚷嚷着流下泪来，我们不好强逼她。喊她吃早饭，不理，重新脱了衣服睡床上去了。
　　 婆婆今年八十八，肌体退化，又碰上了疫情，越来越糊涂了。好在她有几个儿女，可以接替照顾。我们这一代，大多独生子女，将来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个老人，那是一项多么沉重的负担？据相关数据，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患老年痴呆的比例是百分之五点二，而八十五岁以上的达到百分之三十。婆婆属于百分之三十之内，症状还不是最重的。
　　 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说：永远不要为自己在这个年龄上理当如此的事，而感到羞耻和歉疚。确实如此，倘若我能释怀，顺其自然，也许好睡眠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