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世界著名数学家和著名拓扑学家杨忠道教授100周年诞辰，谨以此篇纪念这位家乡先辈。
　　 张家堡历来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清末民初，杨悌等“留日五君子”到日本留学，1910年中仓杨霁朝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后回国，担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数学教员，1915年苏步青考入省立⼗中学习文学，在杨霁朝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从此迷上数学，考上大学，留学日本，成了闻名世界的著名数学家。
　　 三十年以后，年轻的浙江大学学子杨忠道在校长苏步青的影响下，勤奋自学，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成了世界闻名的著名数学家和著名拓扑学家。
　　 1923年农历3月21日，杨忠道出生于浙江平阳县宜山张家堡（龙港市张家堡社区）的一户乡绅家庭。父亲杨篪孙（1898-1981），字仲訥，系大善人杨配仁的后裔，温州甲种商业学校，江南区田赋征收主任。
　　 1928年杨忠道发蒙于张家堡关西小学，与著名作家杨奔同学。
　　 1932年杨忠道宜山中心小学上高小，宜山离家五里需住校，到周末回家。数学教师黄仲迪先生利用逻辑方法，讨论鸡兔同笼的问题，激发起他对数学的兴趣。
　　 1934年杨忠道考入平阳中学，由于家境贫困，杨忠道初中毕业后没有考高中，而是在关西小学教二年级，用自己赚来的钱给以后的高中做准备。
　　 1942年杨忠道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高中部。因为失过学，杨忠道更成熟，也更能感受到求学机会的可贵，所以在高中三年成绩总在班上前三名，因此公费完成高中学业。读高中时他的数理化都不错，以数学被老师及同学们认为最出色。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父亲鼓励杨忠道念工科。当时杨忠道很喜欢数学，也是理化的好学生，于是去向数学教师陈仲武先生请教。他没有犹豫的说：“你当然去念数学，如果连你也不去念，还有什么人该去念呢？”凭仲武先生这一句话，杨忠道开始了自己的数学之路。
　　 那时候平阳县的教育虽然很落后，但是出了两位数学家。第一位是姜立夫教授，他于1919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第二位是苏步青教授，他于1931年获得日本东北帝大数学博士学位，是台湾大学理学院第一任院长。两人都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的院士。杨忠道从小就听过他们的大名，但到四十年代才认识他们。
　　 高中毕业会考，杨忠道的成绩，可以保送进国立大学就读。但他决定进浙江大学，从苏步青先生学习现代数学。
　　 1946年杨忠道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国立浙江大学理学学士。当时，浙大数学系在贵州省湄潭县，步青先生是系主任。那时候系里没有职员，系主任必须总管系里大小事务。苏步青先生对学生亲如子女，照顾得很周到。杨忠道读过的课程，一年级时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二年级时有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立体解析几何及选修的数论和偏微分方程，三年级时有综合几何、近世代数和复变量函数，四年级时有微分几何、实变量函数和数学研究。在浙大杨忠道没有学习过泛函分析、拓扑学，原因是没有教师能教授这两门课。
　　 在浙江大学四年中，杨忠道的数学课的成绩没有低于90分，每学期的总平均都高过90分。他让苏步青先生惊讶的不是这些高分数，而是在二年级读理论力学时得90分。理论力学是数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程，但可待至三四年级时去读。这是一门出名难读的课程，数学系好学生去读时，有时也很困难，甚至不及格须补考，使数学系很不满意。怪不得苏步青先生见到他的高分时，笑着对他说：“数学系多年来的怨气，给你一下子出光了。”事实上物理系学生读这门课同样有困难，和杨忠道一起读理论力学的同学有十多人，及格只有五人。
　　 上三年级的综合几何课是步青先生亲授。他鼓励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籍，杨忠道读了一本的德文版射影几何。并被指派义务替数学系管理图书杂志的工作。因此上四年级时，杨忠道自己找题目完成一篇论文。后来，该篇论文在美国发表（《DukeJ.ofMath.》，1947）。
　　 1948年杨忠道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助教，两年中，找题目作论文，除在国内发表的外，又有两篇分别在美国数学杂志和阿根廷数学杂志上发表。1948年夏天，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助理员，杨忠道征得苏步青先生的同意，从代所长陈省身教授学习代数拓扑，目的是希望学到新知识后，再回浙大数学系。
　　 1949年杨忠道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台湾大学数学系兼任讲师，没有料到，之后时局急转直下，数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完全停顿，教育部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博斯年所长将继任台湾大学校长，于是他提议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最后决定搬迁至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而且只准许部分人员去台湾，其中包括杨忠道。
　　 到了台湾后，杨忠道与其他三位数学所单身人员，暂居杨梅镇的一所仓库里。后来他在师院附中（即后来的师大附中）执教一学期。1949年夏天，杨忠道正式在台湾大学数学系兼任讲师。
　　 1950年杨忠道在台湾大学教授土木系微积分和机械系的微分方程。同年在王、胡两先生帮助杨忠道获得教学奖学金和助教补助，去美国杜兰大学读博士学位，旅费由中央研究院供给。
　　 初到美国时，杨忠道英语不好，羞于开口。在十多位数学系的研究生中，他是唯一的非美国人，所以大家对他都很照顾。授课老师A.D.Wallace教授是他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他见到杨忠道的时候，总要提出或大或小的数学问题，嘱咐杨忠道多想想，第二个学期一开始，老师嘱咐杨忠道去读法国数学家H.Cartan在哈佛大学教授代数拓扑的讲义。在Wallace教授的课程中，杨忠道学到了fullynormalspaces的概念。几个星期后教授们逐渐相信他的构想很可能是对的，可以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杜兰大学是美国南方一所好大学，在全美为二三流学校，数学系在杨忠道之前只出过不到十位的博士，于是Wallace教授通过系主任请研究院给他一个例外待遇。得博士学位照惯例必须修满二十个学分，但Wallace教授觉得为他，为数学系，倒不如早点给他博士学位，而且推荐他去研究活动多的地方，求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系里特许他第二学期不选课，专心书写博士论文。
　　 1952年杨忠道去了伊利诺伊大学数学系当博士后研究，每周教授三小时，同时参加系里研究活动。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得到了一个Dyson猜测的证明，Bourgin教授知道后十分惊讶，因为Bourgin教授自己也做得差不多了。这件事使杨忠道很尴尬，于是去向陈省身先生请教。他得到的建议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两人合写一篇文章去发表，不过必须由Bourgin教授提出来才是。如果对方不提，杨忠道应该自己发表，不过文章中应提及听说Bourgin教授有一独立的证明。结果杨忠道的文章于1954年发表在《AnnalsofMath》上，Bourgin的文章于1955年发表在瑞士一数学杂志上。在伊利诺伊大学他停留了两年。他在那里的时候，施拱星先生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周元燊院士去读博士学位恰在他离开之后。
　　 杨忠道在伊利诺伊大学所写的两篇文章颇引人注意，同时Wallace教授继续努力推荐他去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
　　 1954年杨忠道获得美国国科会一年的资助，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主要的对象是将Dyson猜测再扩充，亦包括Borsuk-Ulam定理。杨忠道的研究计划在半年内完成。由于顺着同样路线做下去，前途并不乐观，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另找途径。正在那时，Montgomery教授和L.Zippen教授合写了一本书《TopologicalTransformationGroup》。前半本解答Hilbert\'sFifthProblem，拓扑变换群。因为这些是当时大家公认最重要的贡献，当然非好好读不可，于是他自荐帮忙那本书的校对工作。读完了全书，他觉得可以考虑某些问题，于是向Montgomery教授请教。因为这个偶然的机缘，杨忠道在那两年中，和他们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
　　 1956年杨忠道被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1958年杨忠道升为终身副教授；1961年被升为终身教授，
　　 1961年杨忠道升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
　　 1962年杨忠道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数学学术讨论会；
　　 1963年杨忠道加入美国国籍；
　　 1968年杨忠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
　　 1972年杨忠道被列名于《美国名人录》；
　　 杨忠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从教三十五年，先后被聘为终身教授和数学系主任，直至退休。他曾和世界数学会会长蒙哥马利教授合作二十多年，先后发表论文40多篇，建立了柘朴学中的“杨忠道定理”，证明了戴森猜测和最后解决了布拉施克猜测等，对全球数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多次帮助母校浙江大学购买了大量重要的数学书籍，为母校师生了解世界数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掀起关心中国问题、争先到中国来看看的中国热。从1972年年中到1973年年中，来上海访问的美国人就有近千人。美国华人更是竞相争取回国探亲访问。先是杨振宁于1971年7月回到上海探亲，然后，李政道于1972年9月访问上海，紧接着诸多美籍华裔科学家、学者、教授及各界人士相继至上海访问。
　　 杨忠道倍感振奋，努力谋求回国访问。1972年4月，他与友人到联合国常驻代表团，拜访陈楚大使等，提出回国访问之事，陈楚表示欢迎，并嘱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但是，杨忠道将申请递上去以后，没有任何回音。4月底，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杨应邀参加，见到陈楚大使，再次询问回国访问之事。陈楚告知“申请后须再三催请”。
　　 后来杨忠道遇到杨振宁，杨振宁告知，“需国内有人帮忙方可早日成行”。杨忠道遂于5月2日写信给他在浙江大学的恩师苏步青。他在信中介绍了自己在美国的研究与工作情况，请苏步青帮助促成此事，还附了自己的详细履历，包括自己单位变动、历年工作与研究的情况，介绍了自己与台湾的联系，还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平阳的父亲、弟弟等人的情况。
　　 苏步青接信以后，于5月15日给复旦大学组织组写了一份题为《汇报》的报告，以及杨忠道的生平、求学经历、学术成就，介绍了自己与杨的关系，认为杨“还是爱国的”，苏步青最后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个人对于杨忠道回国探亲有如下的一点意见，就是可以考虑他的申请，因为回国一次，使他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欣欣向荣，就有可能接受到教育，改变他过去的看法时，由于我对杨忠道近二十年来的情况很不了解，所以上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还请领导上指正苏步青将杨所寄履历也一道附在汇报后面。复旦大学组织部将苏步青的信呈了上去。此信打印稿的上引“可以考虑他的申请”那段文字边上，有铅笔打的一个钩号，估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关部门做的记号，突显了苏步青的意见。有了苏步青的肯定性意见，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跟进，杨忠道的申请最后才获批准。
　　 杨忠道回国访一个主要目的地是其故乡温州平阳，但由于温州平阳不在对外宾开放范围之内，再加上其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就没有同意他回老家的请求。浙江统战办公室表示：“经向平阳县了解，杨忠道的父亲是官僚地主，表现不太好，弟弟也是地主，表现也不好，帽子已摘掉。妹妹是小土地出租者。地方政府担心让一个美国人去访问这样一个家庭，影响不好。”所以，有关部门便拒绝了杨忠道的回乡要求，而是改让他的父亲、妹妹等到上海与他见面。对此，杨内心颇为不快，杨的父亲也颇为不悦。
　　 温州政工组反映：杨父的表现不好。他说：这次儿子主要来探亲，为什么不让他来平阳？为什么只让四人去上海？是哪里批准的，还是我儿子提出来的？并提出要增加两个人去上海。我们劝说他从经济上节约考虑，且正值农忙期间，少去几个人为好，但他们仍坚持要孙子孙女去上海，说孙子孙女不去，我也不去。他开始要坐船去，告诉他有台风，他说等台风过后再去。经做工作后，他才决定今天上午乘火车去上海。至于扣发侨汇问题，确有其事，当时群众组织因为他是地主，又怀疑那是他的特务经费，所以扣留了下来，现在未发还。
　　 当然，有关方面拒绝杨忠道回乡，其托词还是冠冕堂皇的：“我们现在答复他们不去平阳的口径是最近温州接待任务忙，农村又是大忙期间，也无法接待。杨到农村生活不一定习惯，所以到上海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