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远在郑州千里之遥大别山下，我在堂兄弟10人中排行老七，堂侄们有喊我七叔的，有喊我七伯的，如今，堂兄弟10人，老大和老四已离开我们，还有8人健在，年龄最小的也50多岁了，如果加上堂姐堂妹们，我们堂兄姊妹共有17人。
　　 90年代，为了改变家庭贫穷和增加经济收入，我辞去家乡山村邮递员工作，背上装满衣物的“蛇皮袋”（化肥塑料袋），挤上开往苏南（苏州）公共汽车，踏上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吃尽各种苦头的打工之路，成为浩浩荡荡打工大军队伍中的一员。
　　 98年，我离开苏南来到郑州，转眼离开家乡30多年了，每次回老家，见到留守在老家的堂哥堂弟和老人们，让我感慨万千和深有感触的，我们渐渐老了，离开家乡，天南海北，打工、读书、工作、经商，下一代孩子们，就是迎面相撞不认识了，亲情渐渐远去了。
　　 在我未离开家乡七、八十年代，那时村里左邻右舍，除了极少数在外地当兵和工作人员外，全村男女老少基本没有外出人，村里晚上放露天电影，全村人拥挤在打谷场上有说有笑，每每回想起来，让人多么开心，如今，村头打谷场消失了，就是放露天电影，也没人去观看了。露天电影成为我们这代人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逢年过节，特别是腊月杀年猪，庄上谁家准备杀猪了，提前几天通知左邻右舍们，明天或后天，我们家找屠户上家杀猪，请你去吃猪幌子（方言），酒桌上，全庄人开开心心聚集在一起，吃完猪幌子，猪肉基本所剩无几。这样的日子只怕永远回不来了。
　　 吃过年夜饭，就把亲戚串，初一叔，初二舅，初三、初四姑表舅，大人们带着我们，今天去叔家，明天去舅家，后天去七大姑八大姨家，坑坑洼洼，弯弯山路上，狭窄田埂上，成群结队，走亲戚拜年队伍，随处可见，酒桌上，亲戚之间，划拳猜枚、老虎杠子，相互不灌得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决不善罢甘休。如今，再也找不到了。
　　 堂兄弟10人中，大哥去世多年，两个侄子，一个定居浙江嘉兴市，一个定居黑龙江漠河，我比两个侄子年龄大，小时，带着两个侄子，上山砍柴耙草，下河捉鱼摸虾，我们叔侄亲的不能再亲了，离开家乡后，两个堂侄除有事打电话给这个堂叔外，不要说平时，就是逢年过节连个电话也没有。侄孙更没见过面。
　　 二哥年轻时，在老家开家庭磨豆腐作坊，二哥挑着豆腐篮走村串户卖豆腐，中午途经我们家门口时，老远就大喊着老七在不在家，如果在家就割块豆腐下来，中午兄弟俩喝上两杯。十几年前，不知啥原因，二哥突然双眼失明了，二哥关掉了豆腐作坊。
　　 二哥家两个侄子，虽然没有离开老家，也许因多年离开老家原因，每次回老家办事，首先想得不是两个侄子，而是瞎子二哥，二哥不仅双眼瞎了，耳朵也聋了，和二哥打招呼，必须大声吆喝，二哥喜欢抽烟，作为堂弟，为了表示心意，只能捎上两条烟，清明前回老家，二嫂告诉我，二哥因身体原因把烟戒了。
　　 三哥是个转业军人，未退休前在老家一个乡镇当副镇长，他们家三个侄女，说起三个侄女，从小我这个当叔的可没少抱，91年，我离开家乡后，几乎和三哥家没有了来往，更不要说三个侄女了，就是面对面肯定相互都不认识了。
　　 四哥家也是三个侄女，侄女小时个个可亲，随着她们一个个长大外出打工，孩子们什么时间结的婚，婆家姓甚名谁，由于长时间没有来往，完全断绝了关系。十几年前，回老家办事时，听老家说，四哥夜间患心梗死亡，四嫂跟着女儿一块生活去了。
　　 五哥家一个侄子，一个侄女，侄子从小虽然调皮捣蛋，但很听我的话，我在老家工作时，家里有啥杂活，我总喜欢叫侄子过来帮忙，我离开老家后，侄子和村里一帮年轻人外出学装修，这小子从小就毛病，惹了大小麻烦，要么打电话给我，要么跑到郑州家里来找，没有事的时候，就把我这个叔忘得一干二净。
　　 六哥是我的亲哥，他们家两个侄子，老大在广州和朋友办厂，老二在福建泉州水暖器材城开店，两个侄子混得比我强，因为我和六哥是同胞兄弟，逢年过节，两个侄子心中还有我这个叔，打个电话相互问候问候，若干年后，我和大哥离开人世，由于孩子们相距太远，他们之间来不来往就很难说。
　　 老七是我，我们家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孩子，也是孩子生在郑州，长在郑州的缘故，不要说堂叔们没感情，甚至把老家是哪里都忘了，逢年过节，我回老家给父母上坟，让他们跟着一块回老家，个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非得强逼着才肯跟着回老家。以后，还谈上和堂叔和堂兄妹们有亲情吗。
　　 堂弟老八和我们家一样三个孩子，大侄大学毕业后，在郑州工作时逢年过节，还相互来家走动，到外地工作后，好多年不要说见个面，连个电话也没有了，侄子、侄女远在杭州工作，除了逢年过节回老家巧遇，相互见个面，只怕在梦中了。
　　 老九是我亲弟弟，弟弟家两个孩子，一个侄子，一个侄女，侄子研究生毕业后，和侄媳妇一块在广州工作，并定居广州，侄女结婚后，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买的房，两个孩子未结婚前还来郑州，结婚后，都有了自己小家庭，为了养家糊口，只能用理解万岁解释。
　　 老十是堂兄弟最小的一个，他们家两个孩子，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由于堂叔和堂婶年龄大了，堂弟和弟媳在老家建筑队打零工，基本没有离开过老家，侄子大学毕业后，在洛阳找的媳妇，并安家洛阳，几年前，侄子出差郑州来家，此后，再也没见过了。听说侄女在郑州读大学，从来没联系过。堂姐妹们之间，不用笔者解释，大家也能猜出八九不离十。
　　 回到老家，站在村头，看着空荡荡的村子，回想这个40年前，住着土坯茅草房，穿着补丁摞补丁烂衣衫，点着昏暗煤油灯，连填饱肚皮都困难，晚上，左邻右舍，端着东倒西歪的破木櫈，聚集在打谷场上，大人们相互拉家常，孩子们听老人讲述的鬼故事，是那么地开心。
　　 八十年代，让人最难忘的，就是晚上村里打谷场上演露天电影，不管白天生产队劳动有多累，十里八村的大人和孩子们都会赶到放映场，银幕前后挤得水泄不通，孩子们甚至爬到草垛、树上，如此壮观场面，只怕永远也回不来了。除非时光倒流。
　　 七八十年代，让我记忆最深和最难忘的，就是村里谁家孩子结婚和女儿出嫁，从不分亲疏关系，大家总是主动前来帮忙干活，春节，村里谁家杀年猪，也请左邻右舍吃猪幌子好几天，甚至把一头猪吃得所剩无几，那种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场面，今天再也找不到了。
　　 不久前，老家一个亲戚孩子结婚，笔者从郑州返回参加孩子婚礼，婚礼现场前来喝喜酒和帮忙干活的都是老年人，基本见不到年轻人，都是和笔者同龄的，村里年轻人去哪里了？为了不让孩子在农村吃苦，都去全国各地城里了，各奔东西远离家乡，为了挣钱，为了孩子，为了改变家庭环境，渐渐失去了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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