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地革命军自行裁兵或解散，又因缺乏饷械，强行遣散国民军，本人也于6月14日通电自己解除南京留守一职。一时，革命军中一片“共和既成，功成身退，全师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虽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李烈钧坚持抵制，但已无力回天。
　　 袁世凯大为满意，极力称赞他们：“仁心义向，懋树风声。”心里却说：孙大炮、黄留守，一群傻瓜！
　　 留守南京的黄兴，接到孙中山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说是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促黄兴“千万先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这样，黄兴于1912年9月11日，也来到北京。
　　 孙、黄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他们均无同奸诈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孙中山才与袁世凯会谈两次，就被袁世凯迷糊住了；孙中山召来黄兴，袁世凯就把他俩一起迷糊住了。孙中山同袁世凯前后晤谈了十三次，每次谈话自16：00至22：00或24：00，有时一直谈到翌日凌晨2点钟，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
　　 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和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大上其当，遂把袁世凯这个大阴谋家误作好人，拱手把辛亥革命的绝大部分果实统统给了袁世凯。
　　 就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8：25，由于同盟会已经瓦解，宋教仁按他自己的“政党政治”论，于此日把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
　　 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早就抱有摆脱同盟会、另组新党的主张，他见孙中山不大过问同盟会会务，黄兴又遣散了民军，就构筑了建立政党内阁的梦幻。他认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革命党人都那么天真，天真得可“爱”！
　　 宋教仁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把“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取消了，并且滥设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抬进国民党，炒作了一锅大杂烩。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就完全变成一个庞党的改良主义团，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孙中山对宋教仁此等甚为不满，但他为了维持大局，希望政治能上轨道，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七人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会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被列名党员或干事。
　　 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务，实际并未承担责，他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他一不要政权，二不要党权，一心办实业、办铁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