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来如此！
　　 不由分说，我拉着贾红的手就往宿舍跑，她在我的身后又咳嗽起来。我一头冲进宿舍，从军绿色的挎包里掏出已经卷了边的“讲用稿”。我把“讲用稿”一页一页地拆开，摊在每张床上，我像受伤的野猫一样无助地叫着：“你们看，你们看呀！我的讲用稿究竟是怎样写的！”
　　 战友们拿起那些散页看了起来。我噙着泪水默背着那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句子：“正是在我的一帮一一对红王淑雯同志手把手地帮助下，我学会了叫猪，喂猪，挑猪食，起猪粪……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
　　 当我浑身沾满猪粪味，女兵们捂着鼻子躲开我的时候，我哭过；当我瘦小的肩头被粗糙的扁担磨得又红又肿的时候，我哭过；当我的脚蹚在水里总也干不了，膝盖在夜里隐隐作痛的时候，我哭过；但那仅仅是眼泪的涌动而已。这次的哭，却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心痛。
　　 看过我的讲用稿，大家又与我和好如初，可我心里却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疤痕。我第一次懂得，最深的伤害不是皮开肉绽，不是血流如注，而是对无辜心灵的随意中伤；皮肉的伤痛可以治愈，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愈合。人可以舍弃许多，却无法舍弃被别人理解的渴望。
　　
　　 （五）18岁，我被“爱情”撞了一下腰
　　
　　 自从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连队进入一级战备。部队，不再是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我们开始学哲学。知道现象是不可靠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知道“顶峰”是不存在的；“一句顶一万句”也是不可能的；高呼“万寿无疆”的后面很可能包藏祸心；被党章确定的“革命接班人”也会成为最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我们开始从“极左”的桎梏中走出来。可是，我的一个战友，学毛著讲用团的个人标兵徐惠兰，却走失在那个极端的岁月里，再也不能回归正常的世界。这个消息是小白熊告诉我的。
　　 “铁梅同志，你还活着哪？”电话那端的她带着坏笑对我说。
　　 “小白熊，你不会咒我死吧？我死了你能得什么好？”我也阴阳怪气地回答。
　　 “好了，不跟你贫了，知道徐惠兰的事吗？”
　　 “她，怎么了？”
　　 “她疯了，得精神病了！”
　　 我的头“嗡”地一阵轰鸣，我仿佛看见那个圆脸盘大眼睛梳着羊角辫却不爱笑的年轻女兵突然披头散发地向我走来。
　　 徐惠兰也是69年兵，但她是从农村入伍的。下连队后，她在一个女兵连当“伙头军”，专事烧锅炉，一烧就是四载。第一年，她起早贪黑不怕脏不怕累，“心红火旺”，受到团里的表彰，她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第二年，她琢磨出节煤的新招儿，专拣煤核儿烧，她的事迹见了报；第三年，她开始鼓捣烧煤石，也意想不到的成功了，被荣记个人三等功。第四年，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烧的，一夜夜睡不着觉，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进精神病院。
　　 小白熊特诚恳地对我说，听到徐惠兰出事的消息，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生怕我这个喂猪标兵也会“走火入魔”，保不齐哪天人们也会在猪圈里发现一个神经错乱的我。小白熊，你可真够意思！可是，小白熊，你哪里知道，我跟徐惠兰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她几乎是完美的，而我却一直带着“后进”的烙印；她通体闪光，而我始终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她总在追求最高境界，而我，随便一低头，就能发现一堆毛病。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渐渐懂得，那不是徐惠兰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即“造神”也“毁神”的时代悲剧。我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也有老排长、老台长、老指导员的一份功劳。他（她）们让我吃了不少的苦头，却让我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反复的摔打和磨砺，更让我懂得了“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
　　 生活，不会因为某个政治事件的发生就停止前行的脚步。部队的生活依然在有声有色地进行。只是，仿佛一个早晨起来，我突然发现身边的女兵们有些“不对劲”了。
　　 有个女兵也不知从哪儿拿来一件破了口的男式军衬衣，就那么密密匝匝地缝呀缝，一个恍惚，针尖扎破了手指，然后，就把那手指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吸吮着，片片绯红染上脸颊……
　　 又有个女兵打开一封信，藏到角落里没完没了地看呀看，一不留神，笑出声来，赶紧又把嘴捂上，偷偷看看大家。被人发现了，脸红得像秋天的苹果……
　　 只有我和几个年龄更小的女兵，成天就知道疯笑疯闹。那天，我从宿舍出来，准备去炊事班帮厨。身后响起一个男人瓮声瓮气的声音：“理灵，我们可以谈谈心吗？”
　　 我回过头，原来是他，那个1968年入伍的男兵。他长了一副特“庄稼人”的模样，脸膛黑里透红，身板魁梧结实。但是，他骨子里还是挺“小资”的，喜欢搞点业余文学创作。时不时地，军报上就有他的诗啊散文啊什么的被发表。
　　 那年，我当上“学毛著积极分子”，他还专门采访了我，把我的事迹登上了军区报。文章把我那叫一个夸：什么“将门女勇当猪倌，炼丹心不怕苦累”云云，我都不好意思去读。文章的下面，还登了一张他给我拍的照片：几头“天蓬元帅”急呵呵地围绕在我的左右，我把长发塞进了无檐软军帽里，军装外面套着一件白大褂，正笑意盈盈地往猪食槽里倒泔水。
　　 “谈心？和我？”我一时懵了。
　　 他突然嗫嚅起来，低着头，手足无措。
　　 “天，他不会是喜欢上我啦？”突然，我醒悟过来。这一醒悟不打紧，我竟也害了羞。眼睛死盯着地面，脚尖搓着沙土，真希望有个土地爷，让脚下“哗”地裂开一条缝，我立马钻进去。
　　 指导员走了过来。他诧异地看看他，又疑惑地瞅瞅我，眉毛一下挑了上去，尖锐的目光仿佛洞穿了一切：“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们都清楚，部队严禁同一个连队的男女兵谈恋爱，也不许男兵和女兵单独“谈心”。指导员一定以为他抓到了两个“现行犯”。
　　 “指导员……”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向指导员报告，又同时刹住了下面的话。
　　 指导员盯着我：“你说！”
　　 我瞥了一眼他，豆大的汗珠从他的军帽里渗了出来。我急中生智：“报告指导员，他说他要向我学习怎么喂猪！”指导员狡猾地笑了：“胡说八道！人家是农村娃，啥不会！向你学习喂猪？瞎掰！”
　　 我吐了一下舌头，傻了。
　　 “报告指导员，我是说要学习她在喂猪过程中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显然他比我聪明，答话无懈可击。
　　 可是，没多久，他的名字上了退伍名单。退伍战士离队的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偷偷叫到一边，又说要和我谈心。我吓坏了，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找到一个借口，躲在坑道里值勤，一夜没回营房。
　　 第二天清晨，朝霞染红了整个山谷。我走出坑道，走向营区，心里还在不停地打鼓：不知他是否离开了连队？
　　 天不助我！
　　 就在营房门口，一群摘去了红领章红帽徽的复员战士站在一辆敞蓬大卡车上，和车下那些留队战友一一握手，依依不舍地说着道别的话。我一眼看到站在车上的他，他也看到了我，我发现他的眼光里写满了哀怨。我心里陡然一阵难过，咬了一下嘴唇，飞快地跑开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发现，他把他的自由体长诗《别了，我亲爱的连队》留在黑板上，当然，也留在我的心里：“别了/我亲爱的连队/我的心帆从此升起绵绵不绝的思念/像白云眷恋着山岫/像清泉向往着海洋/像游子梦中依偎在亲人的身旁……”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份最纯净的情感。
　　 43年后，我和他在丹顶鹤的故乡见面了。
　　 时光荏苒，花季不再，我们都成了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说起当年的种种，就像旧时收藏在匣子里的过时首饰，虽不会有佩戴的冲动，却依然保留着一份不过时的珍惜。我和他大大方方地拥抱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六）尾声
　　
　　 公元2014年“八一”前夕，一群69年、70年、73年入伍的老兵，相继从加拿大、武汉、北京、青岛、沈阳赶赴一个叫做“龙山”的山沟，在40余年前老连队的所在地集结。
　　 昔日的花季小兵，如今都已变成年近或年逾花甲的老人，岁月的沧桑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也外化在一个个走形的身材上，唯一不变的，是跳动在每个人胸膛里的那份军人情结。
　　 换上新式迷彩训练服的我和“老太太”贾红，再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当年生龙活虎的老连队早已湮没在一片齐腰深的杂草中，唯一的“幸存者”是连队的菜窖，我们鱼贯地走进去，深深嗅了一下，再也闻不到当年的酸菜味儿。可是，当年的秀才老兵范新民镌刻在菜窖石头门楣上的四个清秀大字“龙山菜窖”，历经四十余年风雨冲刷，竟清晰如昨。
　　 我们拨开草丛，凭记忆恢复着老连队的面貌——
　　 看，连队宿舍在这儿，大队部在那儿，那是食堂，那是女厕所，看，每天去坑道执勤走的路在那儿，哦，路旁的那棵大树还在——那是一棵大杨树，笔直挺拔，枝繁叶茂，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片绿荫，独自耸立在荒草丛中。它，竟成了已经消失的老连队最醒目的“地标”……
　　 后来，73年兵“假小子”夏飞打电话告诉我，那天，就听我一个人哑着嗓子漫山遍野的大喊大叫，比手画脚，活脱脱一副老顽童的样子！我禁不住对着手机嘎嘎大笑起来，说，回家了嘛！
　　 就要离开老连队了，我们相互招呼着，在“地标”前站成一排，准备与老连队的旧址合影留念。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敬礼”，我们习惯性地两腿咔一下并拢，立正，将右手五指并拢，手心向下，取捷径迅速抬至太阳穴，与眉同高，齐刷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向精心培育我们的老连队，向引以为傲的军旅生涯，还有，我们从军营走过的花季……
　　
　　 2003年首稿，2014年8月修订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