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了公司和厅里的状况。新任总经理到任后这两年，公司是管理越来越乱，债务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老干部和在职职工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告状。厅里也不太平，一帮一伙的明争暗斗。年底要换届了。现任厅长不想退，反对派想把他赶下台，有希望上来的也在竞争。从“停职工作”至今，厅长已换了第三人了。老同志和老干部都和我说，你的问题确实应该找。当初说“停职工作”，现在都八个年头了，没个说法，算是怎么回事啊，不清不楚的。找公司没有用，就找厅里，关键是厅里的一把手。这时盯住厅长不放松，是解决问题的好时机。我下定了决心，要找到底，不获解决誓不罢休。他天天到厅里去，直接找厅长。厅长不在就在人事处呆着不走。厅里绝大多数同志同情、支持我，不少同志主动借给钱。功夫不负有心人，厅长终于和我谈话了，让写份材料给他，表示研究我的问题。我的“停职工作”问题到了解决的关键阶段。这时省厅、公司、职工和我，各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混战。省厅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换届所面临的“保位”和“上台”的争斗。按照规定现任厅长可走可不走。这就出现了他想留在这个位置上，而其反对派和上台派要把他整走的状况。除了暗箱操作之外，现任厅长耍尽手段，维护自己的位置，包括拉拢、许愿等等。反对派和上台派却是在利用各种办法，如制造矛盾、挑起事端等等，搞的局面不稳定，动摇现任的位置，促进他的下台。特别是在省人大会议召开之际，这种斗争进入了高潮。公司的情况是，反映问题的老干部和职工，利用这个时机，加强火力，到处告状。把总公司的问题整理成文字材料，公司的多数人在上面签字，复印送有关部门。同时组成了五人代表小组，天天到厅里找厅长。并扬言，若不给解决，要到省人大会上告状。省有关部门和厅里真是害怕。都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表态给予解决。我趁此机会，盯着厅里不放。也和厅长挑明，若不给解决，也要去闯省人大会议。在职厅长极力安抚，答应给予安排工作，不让再告了。反对派和上台派极力鼓动我，让我到处告状。特别是上台派，鼓动之余还给我许愿，表示若上台了，一定安排我的工作。公司的职工也给我鼓劲，让我绝不能松劲，要配合他们的告状，把问题解决了。派出代表和我说，支持我出任总经理。并和厅里提出，应该恢复我的名誉，安排工作。这年的春节，我家似乎比往年热闹些了。老同事、老干部、老同学都打来电话问候，了解有关情况。公司的部分职工并登门给我拜年，说希望我出来主持公司的工作，来挽救公司。并诚恳地和我说：“不要不回来啊，公司的职工都在盼着你回来呢！”这里有真关心，真感情，我很感动。有利用，拍马屁，我很厌恶。但又想：“我又何尝不是在利用别人？看来有时也确实是‘身不由己’啊。”我确实有不回公司的想法。因为这里是他的伤心之地。公司又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但有一句话叫：“在那摔倒在那爬起来”。我该怎么办呢？随着省人大会议的闭幕，省厅内部争夺厅长宝座的明争暗斗宣告结束。省里对原厅长做了妥善安排，新任厅长走马上任。新厅长年轻有为，是省里这一批新任命的厅级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比我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和提干都比我晚。我“停职工作”这几年，他却是“官运亨通”，两年一个台阶，从付处上到了正厅。我们的关系不错。他对我比较了解，对我这些年的状况深表同情。他对总公司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因他主管过一段厅属企业的工作。这几年我找过他，他都表示爱莫能助。他上任前我找过他，他表示他若当上厅长，会解决我的“停职工作”的问题。公司职工要求厅里解决总公司问题的上告在继续。他们现在找的是新任厅长。新厅长答应给予尽快解决。
　　 “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不假。很快厅里派工作组对总公司进行了调查，之后做出了首先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这两年公司的领导班子是一位总经理和一位付总经理。他俩不合，这次告状的后台就是这位付总。他俩都有各自的支持派，老总也不情愿离开这个位置。在厅里做出要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之后，他俩的矛盾和争斗充分暴露出来。1998年6月，厅里做出了把他俩都调出，让我出来工作的决定。厅主管人事和企业的两位付厅长，由人事处和企业处两位处长作陪找我谈话。宣告经厅党组研究决定，解除对我的“停职工作”，出任总公司的付总经理，主持工作。厅里从企业处派一位付处长，到公司协助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正式出任总经理和聘任付总经理。
　　 我的长达八年半的“停职工作”终于解除了！我出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