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后，我就要上学了。母亲给我缝制了书包，就是把一块布对折缝起来，再加上一根带子，里面放着一块青灰色的石板和几只石笔。吃过早饭，我对母亲说：“学校叫家里去个男人。”母亲一听“去个男人”，顿时便犯了愁。学校指的男人是学生的父亲或当家的。在当时的农村里，如果男人不在家，即使有人敲门，屋里也会答道：“没有人。”我突然想起田叔，便不由分说地跑出屋子，直奔瓜地。田叔见我那急切的样子儿，便一下把我举过头顶，又让我骑着他这“大马”，一溜小跑直奔学校。
　　 自从有了田叔，我就有了依靠。无论什么事，只要找他，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去办，而且准能办成。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的支拄，我的依赖。
　　 58年，我考取了县里的最高学府——县立一中。我家距县里三十多里，从未独自出过远门，加上被、褥、衣服，杂七杂八一堆，真不知如何把这些东西弄到学校。田叔不期而至，看得出他是有备而来。他左背右挎，把所有东西都“武装”在他身上，我倒落了个“两袖清风。”路上，我几次悄悄拿出田叔送我的“英雄”牌铱金笔，这是田叔进城特意为我买的。一块五角钱呵！它的价值相等于今天的150斤大白菜，15斤小麦，3斤上好的生猪肉。那时，我从未用过自来水笔，听说给它灌一次墨水，能用好长时间，比蘸水笔好用多了。当时，我虽年幼蒙昧无知，但还是体味到田叔对我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爱。觉得这世界上，我最亲的人是母亲，最信赖的人就是田叔了。
　　 田叔背着我的行李、用具，那股喜兴劲儿就像上学的是他，操起他山东口音唱起了山西民歌：
　　 苦丁丁开花花三瓣瓣
　　 酸溜溜结果果一串串
　　 毛驴驴下坡坡后腿腿闪
　　 兜兜里没票票腰杆杆软
　　 种下了土豆豆收蛋蛋
　　 种下了玉茭茭磨面面
　　 不识字的土坷拉瞎眼眼
　　 学下了文化水水当官官
　　 这悠扬的歌声在旷野上久久地荡漾。
　　 在我读初二的暑假期间，家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而又非常不愉快的事。一天晚上，我被吵闹声惊醒。听见东边母亲住的那间屋里传出舅舅和大伯的争执声。我急忙穿上衣服，蹑手蹑脚走过去。从帘子的缝隙里瞧见母亲盘腿坐在炕上默默落泪；大伯猴在炕沿紧绷着脸，舅舅坐在凳子上，脖子上青筋蹦的老高，说：陈少怀，你到想干啥？
　　 大伯不紧不慢地：小雨他娘还年轻，再走一家也是好事。不过，只能改嫁，不能招夫。孩子可以带走，祖业必须留下。
　　 舅舅吼道：绕了半天，你是想霸占这房产！
　　 我是按照族规办事。
　　 你驴日的就是会变着法儿算计人。
　　 你当个村干部有啥了不起，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
　　 你再犟一句，今晚就开球你的会！
　　 大伯语调陡然跌落了许多，说道：说不成，咱不说了。纵身下地，一甩门帘出了屋。
　　 舅舅冲着大伯的背影说道：你是本性难移，你等着。一脚踢翻凳子，愤愤而去。
　　 我冲进屋子，抱住母亲，泪水簌簌而下。母亲依在我怀里泣不成声。
　　 我为母亲感到委屈不平，她总是顺从地任由命运摆布，丝毫没有向命运抗争的勇气，就像一片落叶，任凭狂风吹到地角天涯，连回首一望的片刻挣扎都不会有。懦弱的女人！可怜的妈妈！
　　 四
　　 在乡下，像母亲年龄那样大的女人都是缠了脚的，除了大拇趾伸着，其它四趾均蜷在脚板下，尽受着压扎与折磨。必须用布层层包裹住，否则根本无法行走。因而在热天里也特别容易感染，农村的偏方是用野苋菜捣成泥糊在患处。
　　 这天，早饭后，我去地里拔了些苋菜回来，刚要进屋，听见母亲和什么人在屋里说话。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纸的缝隙看到母亲的双脚搭在田叔腿上，田叔正往母亲脚趾缝里糊苋菜泥，那股认真细心劲儿就像在绣花。母亲满脸绯红却并不显得难为情。田叔轻轻在母亲脚心挠了一下。母亲痒痒得倏地缩回脚，笑着说：憨憨，不臭？
　　 比香草还香。田叔笑着说。他犹豫了一下，有点笨拙地伸手揽住母亲。母亲似乎顺从地将身子依在田叔怀里。
　　 我心中砰砰直跳，喉头燥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突然，母亲推开田叔，说：“好了，该做饭了！”田叔傻笑了一下，着手收拾东西。我心中顿时对田叔产生了一种厌恶，他平时给我的印象全被破坏了，我甚至意识到他对母亲不怀好意。等他走了以后，我才走进家门。气呼呼地对母亲说：娘，田叔以后别来咱家了！
　　 母亲当时就怔住了，说：咋啦？
　　 我气恼地说：他不老实。
　　 母亲问：他咋不老实？
　　 他抱你。
　　 你——母亲大声呵斥着，一挥手“啪！”的一巴掌煽在我脸上。
　　 我长这么大，头次见她发这么大火。我摩挲着被她打得发烧的脸，心中直后悔不该当她面把这事说穿，但心中却恨田叔，都是因为他。
　　 母亲稍作思忖，说：我给他说去。便出了门。
　　 中午，果然田叔没来吃饭，我自然不会去叫他。饭后，我拿起锄头下地去了。庄稼活儿对于我来说本不陌生，只是这些年在学校读书，偶尔放假，也只是帮田叔打打下手，从未正式干过。半人高的玉米秆儿，三四趟锄下来，手背就被玉米叶儿划得道道伤痕。尤其在那一人高的玉米地里，就像钻进了蒸笼里，闷得要死，热得要命。我赌着一口气，就是再热、再累、再苦，我也要坚持。下晚，我回到家，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过晚饭，浑身酸困地就想散了架，急不可耐一头倒在炕上，那姿势就是一个“大”字。
　　 母亲走进屋来，坐在炕沿上，拽过我的手，用针为我挑手上的水泡。她说：一后晌就成了这样。
　　 我无所谓地：这点活小意思！
　　 开学了呢？
　　 不上学了，就在家种地，陪着娘。
　　 一句话没说完，娘“腾”地站起来，把针摔在地上，说：没出息的东西！早知道你这样，我还不如另走一家。
　　 我扑过去，一把抱住她，哭喊着：娘，你别——
　　 她抚摸着我的头，说；你田叔待你好么？我点点头。那你为啥那样对他？像你这样无情无义，他老了，不能动了，你还不一脚把他踢出去。
　　 我无言对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娘，我是不想让他欺负你。
　　 她轻轻抱住我的头，说：憨娃，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你田叔是好人，娘也不会做对不起你们陈家的事。
　　 我忽然问道：你咋不嫁给田叔呢？
　　 母亲苦笑一下说：娘能做得了主么？你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好为娘和你田叔作主呵！
　　 母亲的话语字字句句缭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散。在她们的心目中，我就是她们的未来，她们的希望，她们的精神支柱。我也懵懂的感悟到母亲和田叔在为我信守着什么。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娘，田叔，我长大了若不为你们作主，誓不为人。我挺身下地，穿上鞋就要出门。
　　 母亲问：干啥去？
　　 我说：叫田叔吃饭。
　　 她笑了笑，说：他前半晌就走了，进城去给你买块洋布做衬衣，眼看就开学了。
　　 她的话就像耳光连连抽在我脸上。田叔冒着酷暑步行数十里，进城为我买布之时，我却正在拒他于家门之外，将心比心，实在是羞愧难当。
　　 天大黑了，田叔才回到家，一路风尘仆仆的样儿自不必说。我真想上前给他认个错，却咋也张不开口。他吃完饭拿出了烟袋，我从他手中抢过火柴要为他点烟。从他那淳朴、憨厚的笑容中看出，他对白天发生的事全然不知，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五
　　 在乡下，最忙不过三秋。男人们都在大田忙乎，村里凡是利手利脚的娘儿们都要到场院来剥玉米。孩子们在场院上奔跑戏耍，十多个女人围着玉米棒垛子坐成一圈，边干活边说笑，煞是红火，都赶上村里唱大戏了。
　　 母亲也来了，正好坐在陈少怀老婆——我的伯母对面。
　　 伯母叫秋月，生的柳眉杏眼，丰乳肥臀。按说，她也算是大家闺秀，只是她爹抽大烟败了家。她天生的好吃懒做，油瓶倒了都懒得扶。年近四十还没开怀，她怪大伯那种孬，整日在外招猫逗狗，大伯也睁只眼闭只眼。不知为啥，秋月总是瞧着母亲不顺眼。
　　 嫂子。母亲忙给秋月打照呼。
　　 秋月眼皮都没抬，一副带答不理的样子。
　　 挨着秋月坐的女人叫春桃，是个爱说笑的娘儿们。她将一个剥完了玉米的棒子芯扔进秋月腿裆里，说：送你个好东西。
　　 秋月拣起棒子芯又扔了回来，说：留着你自己用吧！
　　 春桃嘻笑说：猴哥瘦得屁股都没了，他那玩意儿还管用吗？
　　 秋月“嘿”地一笑，说：管用不管用也比没家伙强，谁没家伙你送给谁。
　　 巧的是这些娘儿们都有男人，唯独母亲是寡妇。她明知秋月在指桑骂槐地作贱她，却不作声，只是深深埋下头去。
　　 春桃一见母亲那难堪样儿，急忙用胳膊肘儿捅秋月。秋月斜睨母亲一眼，不屑一顾地说：我又没点名道姓，谁心虚是她自找的。
　　 越说越出圈了。春桃阻拦说。
　　 秋月仍不管不顾地说：哪个女人不想那玩意儿？人常说：寡妇梦见球。没有球，这棒棒芯好歹也能解痒痒。
　　 众人哄笑不止。秋月这话明摆着是在说谁，众人的目光都悄悄瞄向母亲，母亲再也忍不下去，转身低头跑出场院。
　　 啪！一个玉米棒子飞过来砸在秋月头上。
　　 哎吆！秋月疼得直捂头，随即恶狠狠地喊道：谁？
　　 我！伴着答应声，王大勇老婆——我的舅妈大娥腾地站了起来。
　　 秋月也不示弱，一下蹦起。厉声嚷道：我也没说你，碍你球事。
　　 碍不碍我事你清楚。自己偷汉子还敢巧嘴骂人。
　　 偷汉子也比养汉子强。
　　 叫你骂！大娥说着弯腰拣起几穗玉米棒砸过去。
　　 秋月也拣起玉米棒扔过来。俩人你来我往像扔手榴弹一样，玉米棒子在空中乱飞，人们四散躲闪。一刹时，场院到处滚的是玉米棒。好在俩人还没有展开肉搏就被人们拉开了。
　　 黄昏时分，大伯陈少怀迈着方步向我家走来。他才四十出头，消瘦的脸上留着两撇八字胡，借以显示他在陈氏家族中的身份。他已知道了场院所发生的事，也清楚是他老婆秋月理短。思忖着给母亲过个话安慰几句把这事了结了，不然，就王大勇那霸道劲儿也不会与他善罢甘休。
　　 大伯没有进门，只是把田叔喊了出去。说：你给心雨娘过个话，妯娌俩说笑哩！别往心里去。老田，这些年，我可没说过你半个不字。说完扬长而去。
　　 大伯的话中有话。表面看来是在求情，其实是在威胁。他是要通过田叔给母亲施加压力，逼她咽下这口冤气。
　　 田叔，一个外乡人，在村里势力单薄，自然是见人矮三分。母亲对大伯一家逆来顺受惯了，除了背地里抹两把眼泪，又能怎的。
　　 过后，我知道了这事，气得七窍生烟。伯母欺人太甚，我要找她评理。母亲说啥也不让，说：雨儿，你叫娘这脸往哪儿搁？
　　 田叔也在一旁说：算啦！狗咬人一口，人不能咬狗一口。
　　 田叔的苦苦劝解，碍于母亲的面子，我只得把这口恶气吞进肚里。
　　 六
　　 紧张忙碌的六年中学苦读仿佛弹指一挥间。我有幸考中全国名牌学府――北京大学。母亲高兴的泪水盈眶，田叔乐得合不拢嘴，村里人见了我也一反常态，在他们眼里，我这个“克星”居然变成了“文曲星”。
　　 考中大学对一个学生来说犹如跳过龙门的鲤鱼，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然而我却怎么也“狂”不起来。因为，上学是要花钱的。虽然学费只要100元，像我这样的贫寒人家，一百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再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学费还没有着落。
　　 舅舅资助了十元，大伯资助了十元。母亲织的一卷布才卖了八元，距一百元还相差甚远。生财无道，求借无门。母亲着急上火嘴上起了燎泡，失魂落魄的样儿真叫人目不忍睹。
　　 我与母亲商量：娘，要不，别念了。
　　 住口！不上进的东西！母亲大声呵斥着，泪水涌出眼眶。
　　 我瞬即低下头，避开她的目光，若再多看她一眼，定会嚎啕大哭。我紧咬嘴唇，脚盲目地拨弄着一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
　　 如果此时田叔在，一定会帮着想办法。可是，他有事出了远门，至今未归。距开学倒计时的第二天黄昏时分，田叔才风尘仆仆地归来。母亲忙去做饭，我端来洗脸水。
　　 母亲扫一眼田叔那黑乎乎的手脸，问道：莫不是背煤去了？田叔点点头。母亲痛惜地埋怨道：你呀——
　　 田叔嘿嘿一笑，没吱声，只是将一叠钱递给母亲。
　　 母亲用手一挡，说：你这卖命钱我不能接。
　　 田叔凑前一步，小声说：我要说了，你能让我去吗？
　　 她们这没头没脑的话，我不懂，只是听出田叔有什么事瞒着母亲。
　　 农家饭，简便快当，霎时饭好了。看田叔那吃相，真正让人见识了什么是狼吞虎咽，眨眼间，两碗面条两个馍馍便被他“扫荡”一空。
　　 多日未见田叔，我好像有多少话要和他说。仰俯之间，田叔已背靠墙根嘴里叼着烟袋扯起鼾来。我不忍心惊动他，拿来衣服轻轻盖在他身上，用扇子为他驱赶蚊虫。对于我来说，田叔就是我的长辈，我的亲人。
　　 母亲见田叔那付困倦相，立时眼睛就湿润了。悄声对我说：你田叔这些日子干啥去来，你知道么？我不解地摇摇头。母亲颤颤地说：他去了黑石峪了。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村里人常说：不怕死，去黑石峪。
　　 黑石峪这象征着死亡的不祥之地，是一口废弃多年的破煤窑。下煤要的人被说成是“死了没埋，埋了没死”。但凡有一分奈何，谁去摸阎王爷鼻子。母亲的话像盆冰水，泼得我浑身打个激灵。我虽没下过煤窑，却想象得到，那黑漆漆、潮乎乎，坍塌壅塞，危机四伏的想坑道里。没有支柱，没有通风，只有四面石头夹一块肉……田叔胸前挂着一盏明灭闪烁的小油灯，从低矮、狭窄、潮湿、憋闷的坑道里，像蜗牛一样背负一个堆满煤炭的荆筐，汗流浃背，一步一喘，艰难地沿着立陡的斜坡爬呀，爬呀……背出100斤煤才挣3角钱，这100元钱要背出30000多斤煤，一座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