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冯玉祥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转到苏联考察。在苏联三个月的时间里，冯玉祥接触了各阶层人士，重新对什么是主义，什么是政党进行了研究和探索。8月中旬，冯玉祥回国，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广州国民政府的要求，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派重兵解了西安之围。
　　 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领部队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1927年4月，由于容共的问题，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分裂，蒋介石以武汉政府受共党控制为由到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制造了宁汉分裂。一直以跟随三民主义为目标的冯玉祥在两个国民政府面前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先到郑州与汪精卫会面，然后又到徐州与蒋中正会面，最终选择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清除内部的中国共产党人。
　　 1928年冯玉祥率部参加了第二期北伐。10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为在军队编遣等问题上，冯玉祥与蒋介石意见相左，经过1929年的蒋冯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战争，冯玉祥的部队不抵人数众多的国民党正牌军队而战败，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们在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下分道扬镳。
　　 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冯玉祥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8月在蒋介石重兵威逼下，冯玉祥被迫再度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冯玉祥又被南京政府授誉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冯玉祥以蒋介石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冯玉祥又在蒋介石的排挤下被迫离职，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从冯玉祥的身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行为准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不是把民族大业放在首位，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异己。他一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多次违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最终落到了败走台湾的可悲下场。
　　
　　 【四】将军倒戈寻求出路
　　 就像冯玉祥自述得那样，“吾等又无确定之政治目标……”在清末民初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下的中国，要想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真比登天还难。有人希望通过工业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渴望实现医学救国，强身健体，以摆脱“东亚病夫”被歧视的地位。对于冯玉祥这个军人来说，通过武力达到救国的目标是他一直努力追求的。冯玉祥是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典型代表，他手中的军队尚未达到控制各方，实现统一中国的能力，因此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自己认为可以追随的政治方向。
　　 在冯玉祥的一生中前后发生过八次倒戈事件，其中较多数是军阀之间争夺权力的混战。而滦洲起义、首都革命和五原会师却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残酷欺压百性，使得全国范围内的反清运动不断爆发，从1901年到1910年十年间，大大小小的反清运动不下上千次，卷入运动的人数近千万。
　　 1911年，为了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武昌等地爆发了辛亥革命，并取得了成功。于此同时，在直隶平安府进行秋操的东路军也在滦洲发动了起义，与武昌起义遥相呼应。冯玉祥是这次起义的指挥者之一。滦州起义爆发在1911年12月31日，起义军于1912年1月2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及各种文告，阐明军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可是起义军准备进攻天津，在雷庄附近与清军展开激战。因敌众我寡，渐居劣势，战至次日黎明，起义失败。
　　 滦洲起义是冯玉祥倒戈史上的第一次，却是一次伟大的壮举。是进步思想向封建腐朽思想进行的宣战。虽然冯玉祥早早被调离了滦洲，没有接到起义的指令，没有正面于反革命势力交锋，但是他向往光明，向往推翻清朝没落统治的观念已经形成，他一直把为滦洲死难的同志报仇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后来他还参加了护国运动，为推翻帝制恢复民国尽了绵薄之力。
　　 北京政变，矛头直指直系军阀统治，并将满清傀儡政权扫地出门，彻底捣毁了封建王朝的没落政权。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和奉系双放投入了二十万以上兵力，并出动了海军、空军，在山海关一线展开了激烈战斗。时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的冯玉祥，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率部倒戈，星夜回师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冯玉祥的这次倒戈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推动下，为支持民主主义革命所发动的一次革命行动。这次行动虽然由于孙中山先生病故，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对于推动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却起了较大的作用，并彻底捣毁了清朝的没落统治，给予奉系军阀以毁灭性的打击。
　　 北京事变引起全国震动，《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
　　 中原大战主要目的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主义。
　　 北伐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为了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因此加剧了与国民党内部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遂至兵戎相见，1930年5月冯玉祥与晋绥军阎锡山部队联合共同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次战争由于张学良拥戴蒋介石，并入关占领平﹑津﹑河北而宣告失败。
　　 反蒋战争是冯玉祥心中反对独裁政治的结果。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冯玉祥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他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
　　
　　 【五】成败原萧何，携手成遗憾
　　 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能在陕甘宁边区找到立足点，多半得益于冯玉祥的怀柔政策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
　　 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上苏联给了冯部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他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几次路线错误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破裂。后来，倒共便成了他倒戈记录中一次不光彩的事件。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陕甘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民运动出现了激进态势，各地农协在农会的领导下拒绝交粮纳税，对地方政府的工作进行抵制与抗拒，使管理出现了混乱局面。
　　 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匮乏等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而此时的农会竟下令各县农协：“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因此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作法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使其对共产党产生了不满情绪。冯玉祥开始使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在他控制的陕、甘、豫等省进行“清党”。冯玉祥的这一作法大大伤害了他与中共的同盟关系，在中共很多领导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出尔反尔的印象。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军土崩瓦解，冯玉祥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丧失军队和地盘的冯玉祥迫切希望东山再起，为此，他四处联络反蒋力量。这时候重新取得共产党对他的支持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冯玉祥再次联合中国共产党，以期达到东山再起的目的。
　　 在中共的支持下，冯玉祥很快又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并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鼓舞了全国的抗日士气。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政府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关键时刻，又出现了左顷错误，不是以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日寇的侵略，而是像北洋军阀们那样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而疯狂进行分裂同盟军的活动。
　　 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突然出现了逆转，这是冯玉祥始料不及的。冯玉祥在中共的打击下再次陷入了绝境。
　　 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玉祥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玉祥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了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推出了所谓的“西瓜政策”“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1933年5月27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纠察队捣毁国民党平绥路特别支部。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标语。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些作法，不但分裂了同盟，削弱了抗日力量，也给急于寻找借口镇压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冯玉祥头上除联俄、联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条“赤化”的罪名。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炮制“察北赤化危机”、声讨赤化的舆论。蒋介石从南昌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也明确表示：“冯在张垣为共党荧感……冯有今日，因早料到，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6月中旬，何应钦便派庞炳勋等以到察省“剿赤”为名，进犯察哈尔边境，逼冯玉祥下野。冯玉祥本想联共东山再起，中共的激进政策却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碍。
　　 由于左顷路线的影响，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工人、农民做工要求增加工钱、缩短时间，以及空喊革命等倾向。为了维护“西瓜政策”，冯玉祥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活动。
　　 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冯玉祥的关系不断恶化，加上蒋介石派兵紧逼以及同盟军内部龃龉不断，1933年7月底，内外交困的冯玉祥决心迎宋哲元回察哈尔，取消同盟军。可他又怕中共再搞反妥协运动，于是一方面布置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以极端秘密的方式安排下野。8月7日，冯玉祥通电各界取消同盟军，令前线部队撤退，由宋哲元部接替。由吉鸿昌、方振武率领同盟军一部由于执行了中共进攻北平的激进策略，很快便以失败告终。此次失败，更加深了双方的芥蒂。冯玉祥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责道：“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弟吾等又无确定之政治目标，使渠等（指中共）虽居异派之立场，而未能归吾所利用。吾等在张抗日与渠等合作，既未能利用渠等，而吾等反为渠利用。故不能达于最后之抗日目标者，实多因此。”此后冯玉祥完全丧失了军事实力，中共也没有再与其进行过实质性的合作，但深深的不信任和反感已经形成，这种印象正是促成冯玉祥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口中负面典型的主要原因。
　　 冯玉祥六十大寿来临之际，周恩来寄去了贺信，这封信刊登在了1941年11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在信中，周恩来对冯玉祥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使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终于从互相猜忌发展成互相理解。
　　 1948年7月，中共中央向冯玉祥发出了邀请，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冯玉祥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令他欣慰的是，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自身的弱点，通过几次具有历史转折性的重大会议，将革命引向了正确的方向，不但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向着社会主义迈开了前进的步伐。
　　 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冯玉祥乘“胜利”号轮船回国了。在向敖德萨港行进途中，轮船意外失火，冯玉祥与女儿冯晓达不幸遇难，享年66岁。
　　 冯玉祥将军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的壮举竟随着他生命的终结成为了遗憾，建国后，冯玉祥的妻子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她曾历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保卫儿童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李德全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恩来总理在悼念冯玉祥将军时称：“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位全身心践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战士，必将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得到后人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冯玉祥将军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