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觉得区长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还把自己和两个警卫员的枪一并交给区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建制变动，要找到自己的部队就更加难上加难。两个警卫员在爷爷的劝说下离去，爷爷交待他们如果知道部队的消息，就赶紧给自己捎个信，找不到那就回自己的家乡。
　　 ……
　　
　　 （四）
　　 父亲说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说我的爷爷没有当区干部是个失策，虽然，他经常帮助区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土地改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农会主席好不留情地把这个有着两个老婆的我的爷爷划成富农、坏分子！没有人站出来为爷爷说话。
　　 在爷爷被当做坏分子时，那个送无头尸体回来的女人竟然被认为是个隐藏的女特务。因为，有人调查后说她的男人是国民党里搞暗杀的。她开始还极力争辩自己不是，丈夫也不是，她还说出来一个叫钱壮飞的人名。
　　 民兵连的连长问她：“那个钱壮飞现在在哪里？”
　　 老妇人说：“钱壮飞死了。”
　　 死无对证了。
　　 女特务后来还判了两年刑，不知道为何，只有半年就回来了。每逢批斗大会，不再给她挂破鞋，不再揪她的头发，只是让她像我爷爷那样陪斗。
　　 父亲说，自己这个时候在陕北工作。如果他当时在家里，爷爷可能不会遭此劫难。
　　 我爷爷的革命历史是这样的，他带着脚镣手铐、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修理那些从战场上运送过来的枪支，但那时给日本人修理枪支，后来是那个叫北方的带头大哥，把我的爷爷介绍给牢里的地下党，从日本人的监牢里逃出来后，参加了当时影响很大的黄桥兵变，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我爷爷到死都没弄清楚叫北方的好友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他离开上海时，北方还在大上海。即便后来好友身首异处，最终结果也是含糊不清。眼看着生死弟兄的妻子被批斗，他此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惟有在心里自叹惭愧！爷爷暗地里经常接济那个可怜的女人，她只是说许多感激的话语。她听说自己丈夫生前有这么一个朋友，但她那时没有见过他。她究竟是谁？从哪里来？她只说自己是上海人，对谁都不讲自己的身世来历。
　　 我与仙儿同桌以后，我去过那个大宅院，前院已经住上他姓的人，她们家住在后院的三间瓦房里，她的父亲高中毕业以后，响应号召去了新疆建设军团。家里就只有仙儿的奶奶和母亲，带着仙儿他们兄妹五个过日子。与其他庄户人家相比较，仙儿家很整洁。我看见那个瘦弱苍白的老妇人，她看上去更加清清爽爽的，我甚至觉得那个家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老人的存在。她和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看上去其乐融融。那后院门口有个影壁，依着影壁有一棵姿态怪异的老石榴树，麦子黄的时候，石榴树开着火红的花，这石榴树为陈旧的后院增添意想不到的生机。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院子，不像我们家，奶奶们争风吃醋，妯娌们勾心斗角，娃娃们因为大人的矛盾也整日里打打闹闹吵吵嚷嚷的。到我懂事时，家里这样的局面一直在继续。
　　 父亲说，我们家那时最大的矛盾，就是我爷爷带回来的那个娇妻。我的亲奶奶，从我的爷爷回来以后，脾气就越发古怪，喜怒无常。她与谁都相处不来，她还经常把自己的闷气出在儿媳妇，也就是我的母亲身上。我母亲在这个家庭底层的水深火热之中像个使唤丫头，委屈地过活。我父亲又常不在家，他回来也不体谅我的母亲，甚至有的时候还偏听偏信奶奶的话打我母亲。
　　 后来，奶奶终于经不住心病的折磨，病倒了。奶奶生病的时候，只有我母亲服侍她，侍候奶奶，我母亲还是抽空，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大炼钢铁的年代，人们的生活那时都是大集体制，统一劳动，统一都在大食堂吃饭（大搞共产主义了），我母亲经常省下自己的饭拿回来喂给我的奶奶吃。奶奶就那么躺在床上，天气热起来，她溃烂的褥疮生了蛆虫。我母亲不顾疲乏劳累，耐心给我奶奶收拾。这些事情是母亲在一旁插言讲给我的。听着我母亲谈起我奶奶的悲惨往事，父亲的脸色看上去难看极了。
　　 奶奶死的那天，大早上她含糊不清地对我母亲说：我是活不了啦！你好好替我看着！看着那些没心没肺、无情无义的人以后能好死不能！奶奶指的是我爷爷和我的小奶奶（小奶奶她才和我母亲一样年纪），还有那个争强好胜、惟恐天下不乱的婶奶。二爷是个在家里做不了主还要言听计从的有点窝囊的男人，却娶了个心性刁钻的妻子。见我爷爷回来，婶奶本想可以沾个大光，没想到共同戴上了富农的帽子。她心里这个怨恨呀！我的曾祖母又不分家，于是，婶奶就经常回娘家，娘家不想住了，回来了她就整天想着搬弄是非。
　　 奶奶给我母亲说完这些话，中午就死了，当时身旁一个人也没有，群殴母亲带着饭回来要给她喂饭吃，才发现她没了气息。从奶奶咽气到埋葬，只有我的母亲和我大哥二哥（他们那时一个八岁，另一个三岁）用高粱秆编了一个棺材，还是我母亲跪下求的邻居。我的爷爷始终没有看我奶奶一眼。我母亲可怜我的奶奶，同时，心里开始憎恨我爷爷和小奶。等到半年后，我父亲回到家听我母亲哭诉奶奶的死，他对我爷爷简直就是仇恨了！年迈的曾祖母劝我的父亲：“你不能这样对待你爹，他有他的难处，我知道你爹他不是狠心肠的人。”
　　 奶奶死的那年冬天，我曾祖母和曾祖父先后离世，很快我们这个矛盾重重的家分开了，一个四合院一分为三。左边是我爷爷，右边是我二爷家，我们家作为爷爷的长子，就住在大门口与爷爷的上房对面，分了家共同还走一个大门。我们家住在临街大门口的两间房子，我就是在两间房子里出生的，我六岁才搬出那破旧的屋子。分家那一年，我父亲在陕北，集体食堂刚刚解散。我母亲带着我大哥，还有一个三哥，三哥还不到两岁，是个残疾小孩。一个冬天，只分到五斤玉米。我的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母亲和哥哥们，多亏好心的邻居才不至于饿死！我父亲解释说自己那时给家里寄过钱，钱都落在舅爷和我的爷爷手里。他俩人把那钱分了，我母亲根本就不知道寄钱的事情。
　　 从我出生，直到我长到五六岁，我不知道上房里住的是亲爷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父亲也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下放回家务农。父亲壮志未酬、郁郁寡欢，和我爷爷对面相遇形同陌生人。因为饥饿严重缺乏营养，我母亲病了，父亲也病了。大哥二哥下地挣工分不在家，三哥饿得有气无力趴在屋门槛上。这个时候的我刚刚记得一些事情，小小年纪的我也饿得发昏了。我闻见从上房飘过来的饭菜的香味，忍不住走到上房门口，趴在上房那高高的门槛上向里面看。爷爷他们一家人都在，我小姑（就是小奶的亲生女儿）坐在板凳上择菜，没有人看我一眼。小奶奶向我走来，我想她一定是给我好吃的，谁知道，她走到门口，冷着个脸伸手把两扇屋门咣当关上了，关得紧紧的，正好把我的三个手指头狠狠夹在门和门槛中间。我疼得猛劲推门，好不容易才把手指头抽出来。好痛呀！我当时“哇”地哭起来。我的哭声惊动了三哥还有我的父母亲，父亲过来抱走了我，他看着我已经发紫的手指头，也哭了！回到屋子里好一会，小姑送过来一块烙饼。我没有吃那烙饼，我三哥也没有吃，不是我们不想吃，而是父亲不允许我们吃，他要我们就是饿死也不要吃那块烙饼。
　　 从此，那上房我再也不去接近。但小奶奶好像成了习惯，到了吃饭时间，她就把上房的门紧闭。
　　 在那无亲无助和恨怨参半的四合院里，我长到懂事。可能是从小就受到阶级斗争的淬炼，我的性格不像我的母亲那么软弱，内心充满抗争精神，虽不能与天斗与地斗，也无条件与阶级敌人斗，在同龄人中却不是别人轻易敢招惹的，斗争对象首先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与年纪差不多大的七叔、八叔，还有二叔的孩子发生争斗。我必须要占上风，否则我就没完！小时候的我很厉害，就是三哥被人欺负我也上去拼命，因此更遭大人的冷眼。我在过道上玩耍，二奶奶回家要经过这里，我只顾玩耍忘了让道儿，她就骂我是恶狗挡路，我就站起来与她对骂。母亲把我拉到屋子里，我就爬在窗口大声喊：“老母猪！”
　　 可不得了啦！二奶奶哭着把自己的头发抓乱，坐在我家门口撒泼。母亲可是慌了神，扔下我不管了，出来低声下气地给二奶奶说好话。我可没想到她那么不经骂。我感觉很没趣，还担心她的儿子们回来找事。还好，她哭闹了一会就进自己屋子去了。二爷和二叔他们收工回来了，该干啥还干啥，并没有人来教训我。我寻思他们是不是背地里偷偷打我？让我又提防了好几天。
　　 长大了我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二爷还笑着说我：“你是咱家最厉害的，比你二奶奶还厉害！连她都敢骂！”二爷一直对我很好，因为他们家劳力多挣得工分多，粮食也分得多，比我们家吃得好。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碗里的面条偷偷给我吃。二爷不生我的气，我就觉得二爷与我二奶奶一定不是一伙儿了。
　　 后来我们家搬到表叔家的空院子里给他看守院子，这个院子与我们的老院子中间只隔一家人。
　　 现在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斗争精神，我还暗自嘲笑：亲亲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我那时候的心胸怎么就那么狭隘呢？真是想起往事都叫我脸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感觉他们对我都挺好的，特别是小姑从地里收工回来，经常挖一些野葱野蒜，并且在水渠里洗得干干净净拿回来，让我母亲给我凉拌吃，到了秋天，她就给我带回来甜甜的玉米秆。不生玉米棒的杆汁多而甜，吃起来就像甘蔗。在我的记忆中，小姑是一个漂亮而爽朗的女子，她长得很像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小奶奶。小奶奶笑起来很好看的，但是，只要转过脸看到我，她的脸就充满仇恨。有了斗争精神的我，一直寻找机会要跟她交手，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看到小奶奶脸上的仇恨，我就胆怯起来，有的时候甚至看见她我就躲。小奶奶虽然是南方的大家闺秀，却生就一双大脚板，而且力大无比，在生产队里劳动，她能轻松扛着百斤重的粮食干男人一样的活儿。在外面她风风火火，回到家里她不是打骂自己的孩子，就是边做家务边指桑骂槐，好像这整个院子里的所有的东西都与她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小时候的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长大以后的我慢慢理解她了。没有幸福，心里又那么多的痛苦无处发泄，她一生最恨的人恐怕就是我的爷爷和爷爷有关系的亲人。读初中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哥哥这时都不在家，小奶奶经常叫八叔过来帮我的父亲做庄稼活儿。面对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继母，我的父亲很少说话，更不要说叫她一声妈。但是，我看得出父亲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怨恨了。二爷家的特别是二叔、七叔他们对我也是爱护有加。二叔的女儿比我小一岁，她天天像个尾巴跟在我的身后。就是在学校坐座位，她一定要和我坐一块儿。
　　
　　 （五）
　　 与爷爷第一次打交道，还是玩石头子儿开始的。小时候，写完家庭作业，我和妹妹雪玲（也就是我二叔的大女儿）在大门口玩石子儿游戏，这时，我的爷爷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俩跟前，看了一会我们两人玩，没想到他也蹲下要玩。他的手指长长的，一次能把七个石头子扔起全接在手掌心里。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神情很慈祥。
　　 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父亲：“上屋那个坏分子还会一手逮住七个石头子儿。”父亲半天才开口对我说：“别人叫他坏分子，你不能叫！”
　　 我说：“我才不怕他呢！”
　　 “不怕他也不能叫！他是你爷爷！”父亲有些生气地说。
　　 “我爷爷？亲不亲？”
　　 “他是我的亲爹，就必须是你亲爷爷！”
　　 “他是我的亲爷爷，为什么让自己的亲孙女受苦？”
　　 “他也在受苦啊！”
　　 问这些话时，我已经六岁了。
　　 真的没想到，上房那个挂着牌子经常被批斗游街的坏分子竟是我的亲爷爷！既然是我的爷爷，他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爷爷那样疼爱我这个孙女呢？难道是因为他是坏分子心肠不好？
　　 从那以后，我不再与堂妹雪玲她们抢爷爷了，我认定了我的爷爷。有一天早晨去上学，远远的就看见，我的爷爷在清冷的瑟瑟的秋风里扫街道。农村的街道那时都是土街道，不好扫，爷爷的脖子上又挂着那么重的木牌，木牌上写着“坏分子陈功勋”。听说当时大队部写这个牌子还研究了好多天，究竟是写“富农”还是“右派”还是“特务”，就是公社领导也犯难起来。因为他们害怕万一哪天爷爷的部队突然来找，他们不好为自己找台阶下。一个找不到部队，又被革命队伍遗弃的人，他不是坏分子是什么？地方领导一致认为爷爷就是坏分子！
　　 我远远的看见爷爷想拿什么东西，可能是脖子上挂的牌子太沉重，只见他一个踉跄倒在地下，我不由得停住脚步。他扶着墙想站起来，又没有站起来，只好靠着墙壁坐在那里。我走近他，看见他闭着眼睛，清鼻涕沾在胡须上。我第一次开口叫了一声：爷爷！问：“咋了。”他睁开眼睛，见是我，抬起手摸摸我的小辫，含糊不清地说：“歇一会就好了。”
　　 村上每次开斗争大会，低头认罪的地富反坏右里都有爷爷，还有那个女特务。但爷爷只是陪斗，斗争大会只是针对那个做过保长的，还有那个家里曾经有过一百多亩地的地主。这个地主肥头大耳人的，批斗的时候他被拳打脚踢得杀猪般嚎叫；瘦弱的女特务好像人们看她是女流之辈就不忍下手。在当时村人的观念里，一个女人不骂大街不虐待公婆，与邻里又相处得不错，即使她被定罪成了特务，很多男人也是下不去手的，记得有个知青手按了女特务的头，大队支书急忙提醒小知青：“她今天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老师带领我们学生必须参加，还要高喊“阶级斗争”的口号。看着主席台上那些严肃的面孔，再看看那些无缚鸡之力的被批斗者，我年幼的心里一下没有了阶级斗争的快感，即自卑又有失落，因为被批斗的人里面有我的亲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