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舀匠，一是爱，二是苦，爱是舀的根源，苦是乐的根源；没有这两条，什么也舀不到，什么乐也得不到。
　　 譬如教书，没进过中师初师，谁相信你会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十六岁的我，听说贵州有人请塾师，就去碰运气，结果碰得鼻青脸肿、无人理会。世情把我教乖了，于是各打鼓、自划船，回到家乡，白手起家，聚合一些青壮年农民，办起一所农民夜校，只不过一本《纪念白求恩》、一本《百家姓》，在油枞膏下，居然让他们脫了盲。社会认可了我，让我当民师、当代课教师。与其说是我给“睁眼瞎”教会了几个字，倒不如说是他们成全了我，走上为师为学之路。这一辈子都得感谢他们。舀成功了，苦成功了，何乐不为，何苦之有？
　　 在快乐的末班车上，我碰上了工资改革。是卯运好，还是大气候好；是偶然，还是必然？至少是兼而有之。
　　 人生贵有志，无志则短，有志则长。
　　 今日的卯运，与数十年前的人生取向、生活态度早就挂好了钩。早年在左倾主宰一切之时，由于我父亲当过几个月伪副保长，于是，我根子不正，教书不允许，好在还能当末等农民，不会失业；根子既不正，思想也就不红，见上级让我参加几天通讯员培训，也有人恨得不得了；我从小生得肉，加上前两条，拼死拼活干，除了生产队长之外，大多数人都不承认我干劲大。“根子正、思想红、干劲大”那种状况，只有贫下中农、五代清白的人们才会具有，与我完全无缘。于是，许多人在我头上踩来踩去。即使如此，我挺起胸继续走我自己的路，照常抓紧吃饭走路上厕所的时间读书看报，准备一有机会，就入报国之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驱们的理论和预告，使我坚信左倾必被党和人民抛弃，最终，我的企盼得以实现。有幸踏上了改革开放、教书育人之路，当了三十年拼命三郎，最终搭上了快乐的末班车。
　　 2007年1月，我离开讲台前，最后一次参加学校的教职工大会，新任校长表扬了我最后一个学期的努力。这次表扬，我以为，这是为我的教育人生、讲台生涯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光辉句号。意料之外，圆圆的光辉句号，竟然还有人为我继续添加。如果说，我几十年的奋斗是画了一条龙，那么，重庆市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秀山县教研室主任肖守新同志，为我仗义执言的帮扶行动，就给这条龙点了睛。画龙点睛，难忘肖守新，难忘几十年的神交；是我这位连清茶连白开水也没有喝过的神交，促成了我中学副高的破格晋级，给我的晚年送来一派笑声。
　　 别了，我心爱的三尺讲台！别了，我心爱的莘莘学子！
　　
　　 第二章：精神富翁向往者
　　
　　 一、花甲大“工程”
　　 石堤中学位于川东南秀山县古镇石堤街旁，美丽的梅江河畔。20年前，我作为一位其貌不扬、语不惊人、年已44岁而默默无闻的中学语文教师，却自诩为“精神富翁向往者”，正在追求为我们民族奉献“世界之最”。这是否有点“癞蛤蟆打呵欠——口气大”呢？
　　 我所住的那间简陋的平房，寝室兼办公室。室内塞满了书籍、家具，落落大满，在沙发与小凳上，到处都是书卷或学生作业。那时，我以作教坛“老黄牛”自得其乐。
　　 一九六五年，我十九岁，正在家乡办农民夜校，被人介绍到外公社当了两三年民师，又回老家保安公社桥堡大队当了两年民师，手中的教鞭，却被“革文化之命”的年代夺去。
　　 教鞭换了锄头犁耙，一换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我日思夜想，要追回金色的教鞭。追呀，追呀，追回来了。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在三角难电站工地当工地采访员、夜校教员，以初中四期肄业的文化程度，高中涪陵地区文科第二名，得到各级领导层层表扬，然而，最后却因家庭关系的区区问题，被阻于西师大门之外。录取通知书被卡，巨大的反差，巨大的刺激，我没有气馁，第二年再度参加高考，再上体检线，终因年龄已大（三十岁），大学第二次向我亮了红灯。
　　 一切都反常。没有被大学录取，反而被人们称呼为“大学生”，并且，社会承认了我，接纳了我，让我再次拿起教鞭。一边当农民，一边当高函学员，终于圆了大学梦。别人上了一年半的课程，我只用了三天，而且在《现代汉语》结业考试中，在全县学员里独占鳌头。一九八四年，在涪陵教育学院毕业后，只过了半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初中语文整体教学改革；又只过了半年，我被转为正式教师，再过三年，即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
　　 探索、改革、实践，坚持八年，成绩斐然。教学效果连年见佳，失误较少；参加全国性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和作文大赛，连续五个全国奖。作为全国农村中学语文教改研究会（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加入）研究员，我参加该会研究员优秀论文活动，从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三年中，分别获两个二等奖和一个一等奖；在一九九0年中南中学教学研究会全国语文教师、教研员作文指导论文大赛中获一等奖；在一九九一年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征文比赛中获园丁奖。教育教学科研论文，相继在《语文教学通讯》、《作文天地》丛书《作文材料库》上发表。所教学生，接连在《作文评点报》上发表习作，参加两届全国性作文大赛，获得了四个全国奖。
　　 鲜花、荣誉，接踵而至，我没有陶醉，没有满足，没有多看一眼，又悄无声息地投入了教学与改革，把自己与工作、学习、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
　　 在节假日，我开始了花甲大“工程”。
　　 世界需要奇迹，奇迹需要创造，我要为我们的民族，创造和奉献一个“世界之最”。
　　 这个“世界之最”，也就是由我自己命名为“花甲工程”的浩大“工程”
　　 这项工程，就是要为我们民族，撰写一部巨型系列长篇小说《龙魂长歌》。正在写作中的《龙魂长歌》以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和伟大变迁为主要内容，计划写300部，六千万字，如果他日成功，堪称“世界之最”。因为这项“工程”计划，在六十岁左右“峻工”，故名“花甲工程”。
　　 我的写作动机，是按照反和平演变的要求，按照关于对青少年进行“两史一情”教育的部署，来写一部中国革命的镜子，写一部中国革命的教科书。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园里，应该有精品和传世之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党全民全社会，都应努力。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业余志愿兵，我将竭尽毕生心力而为之。
　　 《龙魂长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歌，是中国共产党之歌，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歌。
　　 一九六六年，我二十岁时就计划写这部书，不过限于自身的水平和材料的来源均有限，只写了几万字就搁笔了。
　　 搁笔，不是停手，而是作艰苦的、周密的、全面的准备。《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邓小平文选》，都先后通读了四遍。马恩列斯著作，周恩来、陈云著作，也接触了一些。搞写作准备，不仅仅是泛读世界名著，读巴尔扎克，读雨果，读托尔斯泰，读曹雪芹，读罗贯中等等，不仅仅是钻研写作知识，积累写作经验，而马列主义理论（其中包括文艺理论）的准备，实在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决不能等闲视之。
　　 当然，世界名著不能不读。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一月，我在涪陵教育学院学习最后一个学期，五分之四的时间，被用来读世界名著，计有三十三部，其余五分之一的时间搞文凭（幸运之神降临，毕业时，我居然还是优秀学员！）。
　　 我酷爱马列主义哲学，也参看其他哲学著作，不过，没有深究其他哲学著作与学派及其观点。
　　 又有了二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练，社会阅历、思维艺术、写作积累，都相应地有了进展。
　　 于是，从一九九O年起，我正式开始了《龙魂长歌》的写作，我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同事伸出了支援之手，熟人、朋友伸出了友谊之手，秀山县图书馆伸出了支援之手，成百上千册各种资料，汇集到我的手中。资料来源还可保证相当长的时间。我不满足，一九九二年，又订了全年的《人物》和《名人传记》。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得快改变了五口之家拥挤一间斗室的状况，在学校住房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给我分了比较充裕的房间。东风化雨，挥汗成荫，三百万字的初稿出来了。
　　 当时，我以每月二百一十元的收入，要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1992年八月，又付出三千多元送儿子读地区技工学校，经济拮据，捉襟见肘，面临经济困境，我义无反顾，坚持挥笔写呀，写呀，写。
　　 为了《龙魂长歌》，为了“花甲工程”，为了“世界之最”，我一切都交出去、豁出去了！已五科结业的高教本科自考，停止；已持续了三十二年的新闻报道，放弃；嗜好多年的中国象棋、字牌、点子牌等多种娱乐方式，绝缘。意志、毅力、恒心、魄力，促使我把业余时间，大部分献给了《龙魂长歌》的写作。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正在打造“花甲工程”，想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写出精品和传世之作，为我们的民族奉献一个“世界之最”！
　　 一九六O年，我才是个十二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时，就当了党报通讯员。在三十二年的业余通讯生涯中，我数度被各种报纸如《四川农民报》、《四川日报》、《群众报》等评为优秀通讯员。《川东南报》、《四川日报》上也看得到我的新闻通讯稿件；中共秀山县委统战部让我登上了统战讲台，宣讲统战论文《论新时期加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如此这般，我在石堤古镇、保安山乡小有文名，前来求文者时有人至。我不拂人意，一纸《上诉状》为石堤一普通居民争回了房产。三封白纸信，使长沙中意电冰箱厂，把真正的一等品冰箱，从长沙直送石堤街上，拉回了冒充正一等品的劣等坏冰箱。事后，别人的一句感谢话我也不要。
　　 即使身上不名一文，我也乐观开朗，也能毫不犹豫地当“活雷锋”。一九六六年，我把当民师的全年收入，尽数买了毛泽东著作，送给了海洋公社上坝大队一百多户农民。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三年，我在三角滩电站工地当民工，为缺乏劳力的社员王世传，无偿挑了三年水。在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仍然不要一文代价，在早、晚自习为学生补课、辅导尽心竭力。
　　 石堤中学背后是大龙洞，看着那从龙口吐泻、飞泻直下的山泉水，想象她穿过山洞，跳下悬崖，流入大河，转入长江，注入东海，汇入太平洋的雄姿，体味她奔腾不息、奋进不止的精神。在这个时候，忽然想起，这晶莹、透澈、奔腾不息的山泉水，不正是我自己的形象的写照吗？
　　
　　 二、笑谈坎坷
　　 本人属狗，是个贱命。人生坎坷，命途多舛。小时候因过于愚蠢，生命也曾遭过风险，遇过不测；看课外书，又挨严母棍棒、严父厉斥。及至长大成人，置身社会，先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同人们一起吃过葛根枇杷皮、蕨米子香叶粑粑，到贵州当过“盲流”；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九种人”一起挨整、受气、遭白眼。半生敲打，一副傲骨。不吹捧别人，自己也得不到提拔。如此恶性循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虽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结果是丢教鞭而归田园。幸好后来时运一到，再度代课当民办，直到转了正，岂知中学副高职称，又一拖拖了十八年。走进第二轮花甲，想搞“文化长征”，一度到处受挫，到处碰壁，弄得头上是疱，身上是伤，心上是血。
　　 然而，登过珠朗玛峰的人，何惧高山深壑，闯过风口浪尖的人，怎会因艰难险阻而产生畏惧心理？是人生坎坷的磨砺，使我具有了百折不挠的良好心态，使我有了坚韧不拔的刚强意志，使我有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坚定信心和决心。面前，脚下，虽然铺满了荆棘，但踩过若干荆棘之后，总能摘到一朵小花。每到此时，手上的小花就弥足珍贵，因而就加倍珍惜。
　　 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我常提醒自己：不要一遇到困难、挫折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样子要不得；只有这样才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该走西口走西口，该闯关东闯关东。层次再高一点，就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坎坷，可以玩弄人，也可以磨炼人，还可以成就人。我六岁落下山塘险些丧生，被人救起，使我亲身感受到了百姓（人民）和良心的伟大，由此形成了我一生为人为文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我九岁时，多次因看课外书入迷，而把一锅锅米饭煮成焦炭，一次次被母亲的刀锄棍棒赶进夜晚的黑松林（我三十六计走为上，也配合得天衣无缝），于是，我提高了爬树的本领，使得以后剔树砍柴方便。同时，我在坟茔窠里寻怪友鬼伴不成，又初步建立了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世界观，使我后来在贵州当“肓流”时，敢于夜走坟场；更为可喜的是，使我很容易就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
　　 也有意外之处。严母的棍棒，严父的厉斥，风刀霜剑齐下，最终都未能斩断我对文学艺术的情丝。文学艺术伴我走过了第一轮花甲，又伴我走进了第二轮花甲。藕未断，丝长连，我还要伴它们走完我的人生。这些，都是父母始料不及的。父母既然左右不了我的一生，我也不想左右子女的一生。我只能以我不懈的奋斗，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命贱的人大不相同，身体健康时，天天想吃饱饭，饭米不愁时，身体又变了样。改革开放三十年，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我却因患高血压，不能吃糖，不能吃肥肉，不能吃猪油，不能吃动物内脏，几多美食我见而生畏，不敢举箸。所以，即使老伴饭菜烧得再好，我也只能当半拉子美食家。美哉，美食，让后辈去享受吧，他们都是健康人。我呢？能保持个亚健康就不错了。对付病魔，我有一整套，一注意良好心态，二注意治防（防止转重）并举，三注意适量运动，四注意动静结合。如今，任谁见到了我，都说我才五十几岁，总把我来个“年轻化”，我说但愿如此。我既把心脏血管疾病当一回事（战术上），又不当一回事（战略上）。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去不成，还干我手里的事。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孟涛教授，与我有十五年之约，他承诺要根治我的高血压，保证十五年之内不复发。既然他愿意帮助我延长生命，我也乐意为世人奉献一分心血，笔耕不辍，写字不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