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山走进三号大棚,里面已经堆了一半的麦子。他把口袋底儿倒提起来,麦子便“唰啦”一声,流到麦堆上,回到门口接了伪军递过来的条子,就想往外走。但是王一民和石头也进来了,他就等他们倒完麦子,一起走。王一民出来后,给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在大院里观察观察。周鸿山就向大院的里面走去。
　　 这时,一个伪军看见了他,大声问:“你怎么进来了?赶紧出去,出去!”
　　 周鸿山捂住肚子说:“军爷,俺早晨吃的凉,一直肚子疼,现在实在是受不了了,请问茅厕在哪儿?”
　　 “往南拐过五号大棚,东面的院墙那里有。真他妈的事儿多,也不少吃点。”伪军告诉了他茅厕的位置,骂骂咧咧地走了。
　　 周鸿山赶紧向五号大棚走去,边走,边观察着大院里的情况,认真记住各个大棚之间的位置,和大棚跟围墙的距离。他走到茅厕前,看了看,两间茅厕紧挨着围墙,茅厕的顶端,离围墙的墙头还有半人高,心里便有了底。这时,从茅厕里出来一个伪军,他赶紧捂住肚子钻进茅厕。
　　 晚上,周鸿山跟王一民和石头等,详细描述了粮仓大院里的情况,并画了一张简单的草图,标出大院里几个大棚的位置,还有那个茅厕的方位。大家都在油灯下,进行具体实施放火方案的密谋。从哪儿翻进墙头,从哪儿先烧,后烧哪儿,从哪里撤退,都做了具体的布置。他们决定分工实施放火方案,周鸿山由于熟悉大院里的地形,由他带领五个游击队员,分别进入大院,同时点火,烧掉大院里的五个放粮食的大棚。石头带几个人负责在墙头上,准备随时击毙被发现后,前来抓捕的敌人,和用绳子往下传递引火用的煤油桶。王一民带几个人在围墙外面巡逻,进行保护和阻击敌人的追击。
　　 周鸿山还想到了一点,那就是水。水可以灭火,万一大火着起来,敌人用水灭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必须防备敌人灭火。周鸿山去粮仓大院时,曾经看见过大院里,有三口水井。他建议,派一个游击队员,去把那三个井口的绳子全割断,到时鬼子想救火,却提不上水来。
　　 接下来的三天,大家都在准备作案工具。石头做了三架结实的梯子;王一民派游击队员,花了三块大洋从石庙伪军那里,买来五桶煤油和洋火。平时大家都用惯了火镰火石,拼打火星点燃煤纸,现在觉得洋火棍点火,还有些不大习惯。周鸿山教大家试着划了几根,洋火棍“刺啦”一下就着了。大家都非常好奇和新鲜,洋火棍可比火镰火石方便多了,而且效果好,无噪音。
　　 终于等来了一个刮风的夜晚。游击队员们从那个茅厕的位置,竖起了梯子,周鸿山带头爬了上去。他从墙头上溜到茅厕的屋顶上,又溜到了地面,然后向其他游击队员挥挥手,几个年轻队员顺利地下来。石头和几个游击队员爬上墙头后,提上煤油桶,用绳子递下来。周鸿山和四个游击队员,各提了一桶煤油,悄悄地走向五个粮食大棚。一个游击队员经过周鸿山的指点,认出了那三口水井的位置,去割断绳子。
　　 周鸿山来到最北面,靠近大门的一号大棚。他拧开煤油桶的盖子,把煤油泼在大棚里的粮食和门板上,摸出了洋火盒。按照预定的方案,周鸿山划着了洋火,“噗嗤”一声清响,洋火棍冒出一股蓝色的火焰,泼上煤油的门板和粮食,立刻就燃烧起来。很快就腾起熊熊大火。他跑向南边,几个游击队员也点燃了那几个大棚。那个去割断井绳的游击队员,也来到了茅厕前。周鸿山一挥手,大家都爬上了茅厕的屋顶,又顺利地爬上了院墙。
　　 这时,鬼子和伪军们已经发现了大火,大喊大叫地到处乱窜。几个伪军发现了墙上的游击队员,举起枪想要打,被早已准备好的石头等人,几枪放倒了。听到枪声的鬼子,端着枪就往这边跑,游击队员们赶紧顺着梯子下去。石头是最后下来的,在下来之前,他又干掉了几个鬼子。
　　 在墙外接应的王一民,并不恋战,命令大家赶紧撤退。游击队员们按照预定的路线,顺利转移,离开粮仓几里地才站住脚。回头看见远处鬼子的粮仓大院里,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一片嘈杂。
　　 大火被大风一吹,火势迅速蔓延,很快就把几个大棚的竹竿房顶引着。干燥的竹竿芦苇的房顶,迅速燃烧,大火把半边天都照的亮如白昼。鬼子伪军开始想提水救火,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绳子,等拿来绳子,大火已经炙烤的人根本近不了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粮食都被焚毁。急的鬼子吱哇乱叫,照着伪军们的屁股撒气。
　　 这次焚烧鬼子粮仓事件,造成了鬼子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第二次征粮就非常困难了,贫穷的人拿不出,富裕的人不愿出,都对鬼子怨声载道,激发了人们对日本鬼子的更加仇恨。
　　 第二天,看热闹的人们,发现鬼子粮仓大院的墙上,用笤帚刷上的白石灰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饿死这帮龟孙子!”。这是王一民写上去的,可以起到激发群众抗日热情,打击鬼子嚣张气焰的目的。
　　 国民党逃跑,日军非常容易就占领了商河。但日寇占领商河以后，为了实现其控制战略要地的企图，拼命抢占大城市，随即弃城南侵,攻占了济阳、济南。
　　 此时的商河，社会秩序异常混乱，驻扎在鲁北的国民党杂牌军和地方势力尚有几大部分，如：高树勋部、吴化文部、刘景良部以及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等，这些部队打着抗战的旗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鱼肉百姓，大发国难财。商河境内盘踞着刘景良部好几个团，城南有王星垣团、城东有孙唐臣的五旅和八旅的张训杰部、城区有阎纯斋部、城东北有十一团李雨田部等。城东北还有没来得及逃走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丁舫亭和刘乐亭等人拼凑的国民党县政府和保安团。另外，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土匪到处都有，城北还有道会门头子赵鸾义和反动地主武装北大团展新亭部。1938年，商河城第二次陷于日寇魔掌。在日寇的操纵下，汉奸李干臣粉墨登场，当了伪县长，出面拼凑伪县政府、维持会、伪军大队，到处设据点、建炮楼，实行“三光”政策。顽固派刘景良部也为虎作伥，配合日伪军扫荡，残酷镇压抗日军民，斗争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挺纵”领导把李一民等商河籍的党员干部从八路军津南支队调回商河，开辟商河的抗战工作。遵照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和“挺纵”政治部的指示，首先是通过左栋周、韩秀清两同志做了国民党商河县八区区长王权五的工作。王权五是商河县原殷巷区北安家村人，1928年10月考入商河县师范讲习班，毕业后任八区韩家小学教员。1930年10月考入山东省区长训练所，毕业后先后任过商河县七区区长、县区治协进分会副会长、四区区长、原德平县奎台区区长。1936年任商河县戒烟所副所长，后被国民党委任为八区区长兼保安团中队长，在商河、德平两县有些威望和影响，并有倾向于抗日的表现。把他争取过来，有利于开辟商河、德平等县的工作。经过左栋周、韩秀清和前线工作队等人的秘密工作，在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王权五终于解除了顾虑，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抗日行列。1938年11月，在王权五所属武装力量的基础上，成立了商河县抗日大队，王权五任大队长，左栋周任大队指导员，“挺纵”派参谋刘金才到大队帮助做建军工作。
　　 商河抗日大队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地方党组织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许多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到抗战的队伍里来。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挺纵”决定在抗日大队的基础上组建商河县抗日支队。1939年2月，在张北台村召开了抗日支队成立庆祝大会，“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到会讲话，并宣布了军区司令部的命令，任命王权五为商河支队支队长，李一民为政委。支队直属“挺纵”领导，下辖两个大队。支队组建后，“挺纵”先后派遣总务处王省身、除奸部长匡根山、民运部部长李青、副部长史甄、组织部范阳春等同志帮助支队进行整顿和建军，进行建军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使支队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强了支队的战斗力。
　　 随后，李一民、李杰臣等同志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争取了杨楼乡杨献臣的自卫团，编为商河支队的第三大队；又争取了六区聂国均的自卫团，编为商河支队的特务队。至此，商河县抗日支队发展成下辖三个大队、一个特务队、250多人的队伍。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上，商河支队多次配合主力部队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0年2月间，商河支队第一、三大队随“挺纵”政治部转入鲁西，随即编入主力部队。同年4、5月间，商河支队第二大队升编为鲁北支队三营十连，转战于鲁南、鲁西一带。
　　 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1937年8月建立的中共商河县委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县委书记丁润生调往无棣县工作，李一民等县委领导奉鲁北特委之命带领党员赴冀南参加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商河境内一度停止了党的组织活动。
　　 1939年2月，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首长与鲁北党组织决定派常中方同志到商河一带做党的组织工作，与先期回到商河的李一民同志组成一个班子，开辟商河及其邻县的党建工作。“挺纵”首长指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发展建立党组织，广泛组织、武装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开创鲁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具体指示：“要工作就要有个机构，有个名称，开始可以叫八路军鲁北工作委员会，对内可叫商河或商（商河）、惠（惠民）、阳（阳信）中心县委会。”当时的工委和县委，只有李一民与常中方两个人，加上各自带的通信员，共四个人、四支短枪。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2月下旬，常中方同志首先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知识分子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在商河边境附近的康家村为左栋周和韩秀清同志履行了入党手续。这两位同志入党后，除利用关系继续做好统战工作以外，还积极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发现对象，积极培养，及时向组织介绍。继后又发展了涝洼韩家的韩遵三、黄家的黄玉章、赵家寨子的赵杰、孙胡同的孙玉同、杨登轩等一批农村党员。这批农村党员入党后很快成为了党的活动分子。常中方和李一民同志教育与指导他们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发展党员对象，把对象培养、发展成新党员。不久，李如深、王希胜、赵立富、韩永福、韩永举等相继入党，并在靠近商河的阳信县崔楼一带、惠民县康家园、归化街、石皮家、禹王庄等地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关系。
　　 1939年4月，相继建立了涝洼韩家、赵寨子、李集、黄家、孙胡同及阳信县崔楼、姚家、戚家、大毕家第一批党支部。这些支部的建立，使我们党的工作有了落脚点，并很快成为了党组织活动的根据地。5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在韩庙召开了党的会议，正式建立了商河中心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二区、八区、九区三个区委会。在6月份召开的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把阳信境内的支部和党的个别关系，加上惠民县的石皮家、藏家、禹王庄等几个支部和个别关系，及商河的黄家一个支部，建立了一个三边区委；又新建了三区（郑路）、四区（潘桥）两个区委。这次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战委会及其人选，讨论了今后党、政、军、民的关系及如何实行县委领导的一元化等问题。至1939年底，已建有商河县及与惠民、阳信、乐陵周边地区七十多个村支部、拥有党员四百多名。这些支部、党员，在参军参战以及各项支前、援军任务中，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积极投入抗日的滚滚洪流之中，无数优秀党员、干部为了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39年7月1日，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战委会”宣告成立，人民群众高兴有了自己的政府，振奋了抗日热情，鼓舞了革命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县政府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与当地的敌、伪、顽三股势力展开了有力有节的斗争。在“挺纵”前线工作队的大力配合下，县政府积极动员党外民主人士到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积极报名到县政府、“战委会”任职。县政府建立后，相继组建了八区、四区、九区、二区、三区五个区政府，并在八区、九区和二区建立了三个区“战委会”。当地的党外民主人士也积极报名到区政府和区“战委会”服务。当时，县政府和县“战委会”、区“战委会”的科长、部长、副主任和区政府的副区长等职务，大多数都是党外民主人士担任的。各种人才的加入，充实了抗日的干部队伍，加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政府也更大范围地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8月间，在孙胡同村召开的县委第四次会议上，讨论了动员一部分同志脱产参加政府、“战委会”和商河支队的工作，正式任命了五个区长、三个“战委会”主任，提拔了三个区委书记和区委委员。这样，使当地的抗日根据地有了初具规模的县、区级领导机构，从而保证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很快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