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碾子照例来到“草塘”北头的秫秫地。这时，别的“护青”人员还没有到位。我把木桶和绳子放在地角，尿了一泡尿，让碾子摊地铺。我独自来到“草塘”出水口观察地形。出水口就是“草塘”最薄弱的地方。单薄的土坝距离水塘水平面大约一米多高。土坝的厚度约二尺宽。我抄起扁担，在水平面以下的三寸处，把一尖头捅进土坝内，使尽全身力气将土坝穿透。然后把扁担上下左右晃动，这时，一股暗流平缓流出，钻进了秫秫地里。懂得“鱼性”的人都知道，鱼在水塘里就像坐牢一样，老想着出去。它们就溜边儿，听水响，寻找出水口，找到了也不急着马上走，而是试探，在出水口游来游去，最后觉得不是陷阱，就“日”地窜跑了。
　　 看着流出的灰白色的塘水，我的心突然跳起来。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小偷，在偷公家的鱼。但我又一想，队长不也在偷鱼吗？他们能偷，我为什么不能偷？想着想着，也就释然了。你不用担心塘里的鱼会不会跑到截岗沟。因为，塘里的水流到截岗沟，要经过秫秫地。秫秫像篦子一样，鱼到秫秫地就被“篦”住了。我在水流经的墒沟里，用扁担掘出一个深坑，然后把墒沟堵死，再把水流平行着往西引向另一个墒沟，我敢说，经过一垄秫秫杆儿的过滤，小鱼也不会跑到截岗沟去了，鱼们会呆在那个坑里等着我。你更不用担心塘里的水会流干，它只能流下去三寸而已。三寸水，根本就看不出来。
　　 第二天，一抹霞光悄悄点亮了秫秫稍儿，我赶紧起来。走到“草塘”出水口那儿，先用脚把出水口堵上，扯过来一把“油草”遮盖住，然后顺着水流的痕迹到秫秫稞里寻找，果然找到了一条鲤鱼、一条草鱼，它们还在水坑里蹦跳挣扎呢！每条都在二斤左右。一眼看到它们，我还以为走进“童话”了。我把它们放进水桶里，用草盖住。我这种捕鱼方式，不用工具，不必占用时间，太绝了！
　　 在去挑井水的路上，正好经过大婷家。她住在村外一个较小的自然村庄。我把桶里的两条鱼倒进她家潲水桶里，跑去“咚咚”敲了两下窗。里面的大婷问：“谁呀？”我说：“快起来‘辞鱼’，一会臭了！”说完就离开了。
　　 这担水挑到彭大娘家，他们两口子刚起床，彭大爷背着粪箕子拾粪去了，彭大娘打开厨房门，我倒了水，走出来，彭大娘拦住我说：“胡临（本来我叫福临，跟清朝某个皇帝同名。但村里人却把“福”读作“胡”，我也没办法纠正），你别慌着挑水，你还小，等二年吧？”我说：“不是那事儿。我妈叫我挑的。再说我‘护青’，离井近。”彭大娘说：“那好吧，我记住了。有合适的我给你提。”我红红脸说：“不急。”
　　 吃了饭，自然还是放牛。现在庄稼没收割，茬子地没出来，牛都闲着，一天得放两次。如果收割庄稼，牛就得犁地，一般是上午放牛，下午牛犁地，我就去割草，夜里喂。
　　 截岗沟那地方放牛不是场，牛一般都吃不饱。去那儿放牛的人也少。我打了一捆秫秫叶儿喂牛，就坐埂子上看画书。大婷没有来放牛，我不知怎么地，老是拿耳朵听大婷和那孩子的声音。
　　 到了半晌午，大婷背着孩子，挎着一只草筐，赶着“老事牛”来了。我的牛是一头“老骟犍”，对母牛不感兴趣。大婷把牛縻了，放下筐子，对我说：“秫秫叶儿给俺一把先喂着，一会打了还你。”我说：“不用还，拿去吧。”她掐了一把喂自己的牛，然后从草筐里拿出一双灯芯绒布鞋，对我说：“试试这鞋合脚不。”我问：“这是俺哥的鞋吧？”大婷说：“是。死鬼还没穿过呢！这是新鞋。”
　　 我脚上穿的是一毛钱一双的草鞋。我们村都知道我家兄妹四个春夏秋三季都打赤脚。只有到了冬天，我妈才急不可耐地求邻居帮忙给每人做一双棉鞋。我上小学、初中都是八九个月打赤脚。现在我大了，打赤脚不好意思了，我就自己攒钱买草鞋穿。
　　 大婷男人的鞋，我穿着正合适。我说：“合脚是合脚，但我不能接受！”大婷问：“为啥？”我说：“我妈太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不让我们拿任何人的一针一线！”大婷说：“我送你的也不能穿？”我说：“不能。她要么怀疑是我偷的，要么怀疑我偷了生产队的东西跟人换的。你说是你送的，她还怀疑我跟你有什么事呢！”大婷说：“婶儿就这点不好。不疼你爹不说，连儿子也不疼！她咋能这样哩？”我说：“我爹坐牢后，她找算命先生给我爹算了一命，说我家两辈出‘囚犯’。我妈怕这个，对我看得特别严，赶集上店都不准去！”大婷叹口气，把鞋子重新放回草筐里：“我先收起来，等你当家理事娶媳妇了再给你穿。”大婷把我的脸说得像一块红布。我说：“我妈在，当家理事是梦想。”大婷问：“彭大娘给你说亲了？”我说：“还没。得挑三年水吧。”“三年？”大婷惊叫道，“那不把人累死了？”我说：“每天两桶水，累不死的。”
　　 两头牛吃了一会儿秫秫叶儿，都去截岗沟里喝水。然后都呆在泥水里不想出来。“呼哧呼哧”地吴牛喘月样。大婷建议：“咱们坐秫秫稞里好吧，这日头怪毒的。”我随她去了。她伸开灯草席，狗蛋先趴上去玩，我和她两头坐了。她拿出筐子，掀开一张报纸，里面有一大碗油炸的鱼块，她说：“这鱼块能拿回给弟弟妹妹吃吗？”我说：“不能。拿回家就要命了。我妈天天敲打我，不准我偷生产队一根柴禾棒！我把鱼弄回家，俺妈问我，我咋说？”她点点头，说：“那你现在吃吧！菜籽油炸的，凉着吃不坏肚子。”我就拿起一块，闻闻，真香。放嘴里吃了。大婷问：“好吃吗？”我说：“好吃。”狗蛋也要吃，我把一块小的，抽掉鱼刺，一点一点喂给狗蛋。大婷说：“你吃吧，别管他，他刚在家吃了一碗哩！”
　　 我吃两三块，喂狗蛋一块，把碗里的鱼块吃完了。大婷问：“胡临，你那鱼是咋弄的？”我说：“夜里偷的。”她说：“咋偷？看鱼塘的一圈人你敢下水偷？”我说：“你来看，”我起身走了，她抱着狗蛋跟着。往东走了一块地身子，到了现场，地墒沟里已经没有水，但还是湿漉漉的，我指给她看，讲解了一番，她明白了，说：“让人发现了咋办？”我说：“谁能发现？发现了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她说：“你鬼点子真多！”我“呵呵”地笑了。
　　 我隔三差五的这么干一次。有时捉一条鲤鱼，有时捉一条草鱼。“草塘”里的水，逐渐减少，队长张打瓦常常来草塘查看，不知道他是看鱼，还是看水。
　　 张打瓦，50来岁，跟我同姓。张打瓦原名张大娃，解放前家里有田有地有牲口，是个富户。他上过几年私塾。解放前二年，他爹死了，没人管他，他去街上赌博，三天三夜把几十亩地输光了，成为赤贫者，人们开始不喊张大娃了，喊他张打瓦。“打瓦”是土话“败家子”的意思。
　　 人人都说赌博不好，但张打瓦说赌博好。他说他要不是赌博，至少被划成富农了，别说当生产队长，当个社员也不够格。张打瓦脾气很坏，喜欢骂人。出工干活，只喊三声，三声不到村口的，都得挨骂。长辈晚辈，男人女人，他都骂。生产队打场，中午歇磙，需要翻场，社员还在家里吃饭，他张口就骂。有人看见他在骂人，走着走着，就扭头回家了，人们不要那几个工分，也不愿意挨骂。生产队群众干活，他不干，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来转去，看见谁去解手，不管大姑娘小媳妇，他都骂脏话，说人家“屙滑屎”，“尿滑尿”，难听死了。骂人其实是小事，严重的是他经常跟妇女钻“玉米地”、“秫秫稞”。
　　 但张打瓦也有好的地方，就是胆大。别的生产队长，庄稼收了，先交公粮，剩下的再按人头和工分各半分粮食。所以，社员往往一天还分不到七两粮食；而张打瓦正好相反，他把粮食掺进“下扬子”里分给社员。“下扬子”就是粮食瘪子，不能算粮食，说分给社员“喂鸡”。剩下的交公粮，不够先欠着。大队干部训他，他就嬉皮笑脸地说：“地里不收，我又不会屙粮食！”
　　 正因为这点好，张打瓦当了二十多年的队长了。也因为这点好，他一直被一百多人忍着和供着。
　　 这天下午，大婷又带鱼块来了。是个瓷碗，满满的。我们坐在秫秫地里，大婷吃了两块就不吃了。我边吃边喂着狗蛋。剩下五六块了，我把它们摞起来，用秫秫叶儿直着横着裹了几层，装进裤兜里。大婷问：“咋不吃了？”我说：“晚上给碾子吃。”大婷问：“碾子知道你偷鱼吗？”我说：“可能知道。”
　　 大婷“嗯”了一下，没再问了。她用秫秫叶儿擦擦手，拨开秫秫杆儿，朝西走了。我看见她的背影影影绰绰的蹲下了，然后传过来“水与土”交汇时的音响。这让我的身体某处砰然一动。
　　 大婷重新坐在灯草席上的时候，我嗅到了一股新鲜的骚味。这味儿使我无法静心，怎么努力也沉不到“三国”的深海里去。她把儿子抱在怀里，扒拉着他的黑黝黝的头发捉虱子。不知怎么地，我的头也痒起来。我承认我的头不是一个干净的头，我的印象中，只有理发的时候才洗头，平时在草塘洗澡，把头发淋湿，又没有肥皂，胡乱搓两把了事。现在钻心地痒起来，我不得不用右手使劲儿挠。
　　 “你头上也有筛子？”大婷显然注意到我的动作。我们这里把“虱子”叫做“筛子”。我回答：“可能有。”她一边给儿子捉虱子，一边说：“你过来，我给你逮逮。”这语气是命令式的，我无法抗拒。我把屁股移过去，坐在她前面，把狗蛋抱在我怀里，开始了我人生的性启蒙运动。
　　 从这个半下午开始，持续到黄昏骤降，大婷在我的头上“挤”炸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虱子。她的下颌几乎贴在我的头皮上。她的气息注入到我的脑海里，像夏天早晨水塘上的雾。黄昏来临的时候，她像野兽一样，突然把我的脑袋扭转过来，嘴巴咬住了我的下巴，然后盖在我的嘴唇上。
　　 我近乎窒息地扭动着身子，呆傻地迎合着。大婷时而骑在我身上，时而又把我翻在他身上。狗蛋以为我们在打架，立即哭喊起来：“妈妈！妈妈！”看到狗蛋的样子，我想起来曾经背着我在雨地里奔跑的“校友”，我竟然莫名其妙的跟狗蛋一样哭起来。
　　 太阳的余光被秫秫杆儿分割成千万条光束平射进来。大婷停下来，怔怔地望着我。“哭啥哩？”她说，“又没吃了你！”我抽抽噎噎地摇头。她问：“吓着了吧？怨我！”我把头扎在自己的裤裆里。“不怨你，我很喜欢你。”但这句话是我在心里说的，没敢说出口。
　　 夜里我首次失眠了，想象着大婷的两只大奶子和她灼人的气息，我睡意全无。第二天，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来到秫秫地，一鼓作气打了两大捆秫秫叶儿，预备了两头牛的伙食，给大婷省下时间，好给我捉虱子。我想，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能战胜恐惧。可等到晌午，大婷却没有来。下午，还是没有来。晚上，我又把草塘出水口捅开，第二天起个大早，捉了一条草鱼。我把鱼放在桶里，打了半桶塘水，朝六队水井快步而去。
　　 大婷家与她老二家是隔开的，中间是个三尺宽的夹道。那头母牛就拴在夹道出口左边的橛子上倒沫。我刚要往大婷家拐，看见队长张打瓦背着手，叼着纸烟，上身披一件灰布褂子，肚皮裸露着，从夹道里往东走。那头母牛被队长惊起，呼呼地喘着气，两只眼睛瞪着队长的后背。我不知道队长是从大婷家里出来，还是从她老二家出来。这对我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婷昨天为什么没有去放牛？
　　 我依旧把草鱼倒进厨房潲水桶里，它在桶里不太舒服似的，挣扎了两下，有限的空间束缚了它跳跃的本领。
　　 大婷的房门紧闭着。我来到大婷的窗外，拍了拍，说：“快起来弄鱼。天都大亮了！”听见大婷懒懒地说：“放哪儿吧，下回别弄了，这是最后一次，啊？”我问：“你昨天没去，今天去吗？”大婷说：“狗蛋病了。牛转给俺婆婆放了。不用俺放了。”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个味儿。才放了几天牛，就不放了？虱子捉不成，一切都成为泡影了。
　　 过去三天了，大婷果然没再来放牛。我有点想念她，想再捉一条鱼，顺便进她屋里看看她和狗蛋。
　　 我不知道张打瓦是怎么发现的破绽，当我睡眼惺忪地走进秫秫稞里拿鱼时，他正在坑边上蹲着抽烟。我看见他，当时就差一点吓尿了。我不是害怕张打瓦，他没啥可怕的。我是怕这事儿被他知道了，必然牵扯到我爹，我是怕我妈剥了我。
　　 出乎意料，张打瓦并没有骂我，他慢吞吞地说：“过来，把鱼捞上来。”我颤抖着捉了那条足有三斤的鲤鱼，它红红的尾巴使劲儿乱摆，甩我一脸泥水，并从我手里蹦到地墒沟里。我看看张打瓦，他说：“逮住，串好。”我重新抓住红尾巴鲤鱼，扯了一根野瓜秧，捋掉黄叶儿，串进鲤鱼的鳃里，张打瓦这才接过去，扔掉烟头，走出了秫秫地。
　　 张打瓦没有张扬就走了，我还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呢，谁知道，早饭之后，他不喊出工，喊开会。人们都到晒场上了，以为他要发布重要消息或指示。他首先让民兵排长把我捆起来，再把我爹“请”到晒场中，我们爷儿俩分别站在两只青石磙上。“站得高”有时并不是好事，而是为了让别人更能看清你尴尬的表情。我爹站着，低头弯腰，像个大虾米。我呢，不学我爹的样子，我把头高高扬起，看着悠悠掠过的白云。面前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脸，我早看够了。没有感到太阳的毒辣，只觉得人们的眼睛比太阳有穿透力，我浑身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