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村官也是官
我说:“没有了证据,找周书记有什么用?何况周书记也不一定非要处理李大傻不可呀!”
我妻子想了想说:“既然周书记任用李大傻是出于无奈,我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关键是何万金能不能接受!”
我说:“可能不会接受。可以打电话问问呀!”
我妻子拨通了何万金的电话。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派出所的处理意见。何万金大发脾气,话筒里的声音像高音喇叭似的:“想瞎狗日的眼!叫我去接他,下辈子吧!”发了一通脾气。又开始埋怨我妻子说:“不是村里搞集体收割这档子事儿,我咋能得罪了李大傻呢?王书记你说,我这643块钱掏得冤不冤?”
我妻子说:“话不能这么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为群众办些好事儿是应该的,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后悔!至于那643块钱,我不能叫你自己掏腰包,村里替你出了。接李大傻回家的事儿,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那边何万金仍然很生气:“这事儿搁谁头上谁不生气呢?派出所坑我还不说,连你也让我向李大傻低头。前几天你还表示要跟李大傻干到底,今天咋就变成了软柿子了呢?”
我妻子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了声“没办法”,就挂了电话。
我妻子态度的变化,全是为了周书记。是周书记对她的信任,才使她委曲求全的。她既要让李大傻继续当村长,还要保证村里的工作不出乱子。她既要为乡里领导分忧,又要稳住村干部的情绪。说实话,这个担子也不轻松啊!
第二天,何万金在我妻子的再三劝说下,同意去医院接李大傻了,但他坚持说,这件事儿是由集体收割引起的,接李大傻应以村支部的名义,不能以他何万金的名义。我妻子同意了,并表示要和何万金一起去医院接李大傻。这使何万金很受感动。因此,他一路小跑着赶到我家。
我理解妻子的做法。早些时候,我还以为妻子能把村里的工作搞上去,多半靠得是运气。现在,我信服了,妻子并非是只知道骂“狗日的”那样简单粗暴的农村干部。
我当然愿意陪着妻子和何万金去接我的表哥回家。
四
我们乡里的卫生院就坐落在西街边缘,步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李大傻本来在医院病房门口跟一个病号闲聊,看见我们三个进了医院大门,立即跑回病房,钻被窝里蒙头睡觉。
我们走进病房,站在李大傻的床前,李大傻也不理不睬。我说:“老表,别装了,我们早看见你了!”
李大傻这才露出光光的脑袋,望了望大家,说:“哦,是他表婶和他表叔啊!”又看了看何万金,问:“这位是谁呀?俺咋恁眼生呢?”
我妻子说:“给我起来!别装逼了!”
李大傻磨磨蹭蹭地爬起来,坐在床上,说:“他表婶说话轻点儿,俺这脑瓜子还疼着呢!”
我妻子说:“疼炸你个鸟头!赶明儿再给你这傻鸟安上一个驴头!”
过去,我妻子经常和李大傻开玩笑。那时李大傻还很老实,见了我妻子就躲。
“驴头有啥不好?”李大傻说:“过去还有个驴头太子呢!他表叔,你是文化人,你说旧社会是不是有个驴头太子啊?”
我说:“听说武则天生了个驴头太子,不知道是不是你下的种?”
李大傻说:“你们两口子合伙骂俺呀?俺连姓武的在哪儿住都不知道,怎么下种?”
我妻子收敛笑容,换上另一张面孔,说:“大傻呀,我们今天来,一是给你送那643块钱,二是接你出院,你跟医院的账目都结清了吗?”
李大傻咂咂嘴说:“你这话俺不明白,给俺送啥子钱啊!你又不欠俺的!”
我妻子说:“别演戏了。你昨天不是要643块钱吗?我们给你送来了。”说着,示意何万金。何万金从衣兜里掏出一卷纸币,扔到床上。李大傻说:“没错,俺昨天是要了643块,但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俺又花了120块,这怎么算啊?”
我妻子的脸上流过一片乌云,她沉吟一下说:“按照你们双方各半的原则,老何再付60元。请你把发票拿出来。”
李大傻说:“发票都拿去报销‘新农合’了。俺上鸟山上给你弄发票啊!”
我妻子说:“你住一次院,新农合给你报百分之七十,老何又给你报百分之五十,你赚多了你!”
李大傻说:“那是啊!不赚两个,俺叫鬼迷了也不上这个鬼地方来啊!”
何万金接过去说:“你不拿发票来,我不能给你钱!这是规矩!”
李大傻说:“你给了钱俺也不一定出院啊!俺那十几亩小麦谁割啊!”
我妻子说:“你这些费用中不是包括了误工补助费吗?小麦没割那你怪谁呀?”
李大傻说:“那是派出所算的,一天20块钱,只够俺女人的补助!俺那十五亩小麦值多少钱啦?你们算过吗?”
我妻子说:“它值一个金山银山,也与老何没有关系!与我们村里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不相信天气预报!不相信科学!”
李大傻说:“谁说没有关系?不是你们搞啥子集体收割,俺的小麦能搁地里沤着吗?”
我说:“老表,你也太胡搅蛮缠了!当初劝你割你不割,现在倒打一耙!”
李大傻说:“老弟,你帮他表婶俺不怪你,谁叫你们是两口子呢?可你咋还帮着外人呢?”
我妻子说:“理不平,众人摆;路不平,众人踩。别说是老表,就是亲兄弟,也得讲理是不是?干脆一点说,就643块钱,你还得拿正规发票来!没有原件,复印件也行!同意,现在就跟我们回去;不同意,你就好好在这儿呆着!保证以后没人再来接你!”
李大傻也不示弱:“俺知道有你给人家撑腰!可俺不吃你那一套!现在俺是村长,跟你平起平坐!一个级别的国家干部!你想管住俺,没门!俺把丑话说在前头,不把俺地里小麦割完,俺决不出这医院大门!”
“那好!”我妻子伸手将病床上的钱拿过来,扔给何万金,说:“都给我走!谁再来接,谁是狗日的!”
李大傻说:“这话说得好!下次狗日的再来接俺,不带八抬大轿就别进医院大门!”
我妻子骂道:“我拿八抬大轿抬驴也不抬你这个狗日的!”
我们三人出了病房,我妻子余怒未消,说:“这个狗日的,气死我了!看来我还得找周书记一趟!”
我说:“还辞职呀你?周书记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我妻子说:“我现在辞职,你老表不高兴死了才怪呢!我要跟这个犟驴干到底!我去问问周书记是信我的还是信派出所的!”
我说:“也好,说不定周书记被派出所蒙蔽了呢!”
我妻子大步离去。我和何万金慢慢地在马路上溜达,一边沉默一边朝乡政府走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到乡政府大门,我妻子就返回来了。只见她的眼睛红红的,大概又被周书记感动了。她看见我们,劈头就问:“你们两个,有认识律师的没有?”
我说:“啥事儿呀找律师?”
我妻子说:“周书记说了,他绝对信我的!他说派出所那些人都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乱拍马屁的家伙!可他们是垂直领导,周书记也没有办法!他让我们起诉到人民法院!”
我一拍大腿说:“对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我们到法院打官司,撇开派出所!”
何万金担忧地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我打不起这个官司啊!”
我妻子说:“放心好了,我们是集体打官司!不让你花费一分一文!”
何万金说:“法院要证据,我们上哪儿弄去?”
我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有间接证据。你们支部委员加上支部书记四大金刚都目睹了现场的情况,难道不可以做证吗?再说了,你们村‘两委’,难道找不到一个看见李大傻夫妻泼洒粪水并清理厨房的人出来吗?”
我妻子说:“对啊!我们村干部走访一下左邻右舍,肯定能找到知情者!”
何万金说:“就怕知情者不敢说!”
我妻子说:“我们村支部给他撑腰,怕什么!周书记说了,在法院打官司,市政法书记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知道李大傻仗势欺人,就不一定会插手了!他让我们尽快找律师咨询一下。”
我笑道:“现成的律师,还找什么呀?”
我以前教过高中政治课,对法律略知一二,且我的口才在学校里也是首屈一指的。就自告奋勇担当律师。我妻子听了,非常高兴,她说:“太好了!我们回去商量一下,赶紧把起诉书写出来!从今天起,我们村支部聘请你为代理律师!”
我说:“本代理律师可要收费吆!”
我妻子说:“别看我村一穷二白,请个把律师还没问题!不过,维护集体利益人人有责,你是我们村半个村民,这费用嘛就免了吧!”
十几天以后,法院通知开庭审理李大傻这件刑事附带民事案。我妻子特意包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拉着村干部、两个知情人和一个代理律师。八个人的集体诉讼队伍在气势上也占了先机。可以预料,这次集体打官司的行动必将取得胜利。